大学生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的困境与对策

当前大学生马克思主义信仰培养困境主要表现为信仰需要和信仰“被崇高化”的冲突、信仰工具层面和价值层面的疏离、信仰教育中理性与非理性的博弈、文化多元社会与大学生信仰选择能力薄弱的矛盾。解决这一信仰困境要重视作为信仰的马克思主义，重塑回归现实生活的信仰教育，培养大学生的批判选择能力。     

破解生态治理与经济发展“囚徒困境”的七大抓手——以河北省为例

当今中国发展面临的一个待解之谜，就是经过三十多年的工业化，陷入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囚徒困境”。破解这一困境，就要找准抓手、谋求实策，实现突破，即要将生态产业作为重要的经济“增长点”；将生态环境作为重要的“发展要素”；增强环保的“维稳促和”的政治大局观；走环境保护与产业转型“融合发展”之路；从区域“环境容量”视角推动协调发展；实现重点突破和“创新突围”；在“大开放”中实现生态产业的崛起。     

人的困境的自然向度与人的中介

关注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应当关注人的困境。立足人与世界的对象性关系属人的立场，人的困境是人自己构成的。人自己构成的困境向人的归结，归结向人的中介，因为“人就是人的中介”。人因生活资料源自自然界，其困境首先表达于自然向度。在自然向度，人的生活资料的状况所造成的人的困境，归因于包括观念、工具、技术、活动等等在内的作用于自然的属人的中介。这种归因，不仅展示于自然向度的人的生活资料“绝对匮乏”的历史阶段，同时展示于人的生活资料“相对充裕”的历史阶段。     

批评贵在“评”

批评作为解决党内矛盾和问题的一种重要方法和一种重要的激励方式，它包含“批”和“评”两层意义。“批”，就是见人见事指问题；“评”，就是挖根源、析原因、想办法。那种只“批”不“评”的批评，与其真实目的相去甚远。实践也证明，批评的质量和效果如何，关键在“评”。     

城管困境之解——基于制度建设和道德建设的双重思考

近些年来，随着我国城镇化的不断发展尤其是新型城镇化的建设，城市社会管理日益重要，但我国当前的城市社会管理却面临着“城管困境”。基于解决城管问题的“制度建设”、“道德建设”两种意见分歧，文章提出“城管困境”之解必须建立在对制度建设和道德建设的双重思考基础之上。     

当前信访制度的困境及创新

信访制度作为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一项重要举措，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愿表达和纠纷解决机制。当前，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矛盾的突出，信访制度自身的缺陷也日益显现。改革信访制度已势在必行。本文旨在探讨信访存在的困境及完善信访制度的对策。     

网络游戏：难于躲避的道德困境

从上世纪90年代末中国出现第一款网络游戏开始，短短十余年时间，网络游戏从最初人们称之为能培养孩子“手脑协调、增长智力”的益智休闲方式，落到了当前被指责为“误人子弟、玩物丧志”的尴尬境地，伴随的争议之声未曾间断过。但毋庸置疑的是，随着我国网络媒介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和当前几千款网络游戏的运作，网络游戏已经成为一种新锐的文化势力与传媒现象。本文从网络游戏独特的文化属性与叙事方式出发，结合其对经典文本的改编现象，分析了网络游戏文本存在的困境及其成因。     

转型视野下群众工作方法的政治价值与逻辑困境——上海市虹口区“三全”工作法的实践与思考

社区是社会的基本单元，更是群众生活的重要空间。加强社区党建，提升社区党建的科学化水平，已经成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的重要内容。近年来，上海市虹口区以“三全”工作法为抓手，不断探索和创新群众工作方法，以此作为加强社区党建的立足点。“三全”工作法的实践探索，一方面，有效解决了群众的利益诉求，实现了社区自治与行政管理的有效衔接；另一方面，也突显出一系列困境。     

科研伦理问题背后的两种科学--一种技术辩证法视角

解决科研伦理问题的一个前提条件是克服科学家的道德困境。战后科学家和司托克斯对布什范式中两种科学之间关系的解读都是基于科学家思维，只站在其中一种科学的立场上去理解两种科学的关系，导致最终难以克服科学家的道德困境。布什首先是工程师，然后才是科学家。因此，基于“技术辩证法”的视角，以“自转－公转”的模式重新理解布什范式中两种科学的关系，有利于克服科学家的道德困境。     

现代人类中心主义：“人类困境”的解决之道

当前，解决人类面临的生存环境问题是当务之急，但是，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传统人类中心主义难以走出旧的发展困境，而自然中心主义面临“反客为主”的非合理性。因此，要想解决人类的“生存困境”，使人与自然、人与生态环境和谐发展，就必须确立一种科学合理的主体性原则，即建立“现代人类中心主义”。     

大学生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的困境与对策

当前大学生马克思主义信仰培养困境主要表现为信仰需要和信仰"被崇高化"的冲突、信仰工具层面和价值层面的疏离、信仰教育中理性与非理性的博弈、文化多元社会与大学生信仰选择能力薄弱的矛盾。解决这一信仰困境要重视作为信仰的马克思主义,重塑回归现实生活的信仰教育,培养大学生的批判选择能力。     

我国乡村道路供给中的“奥尔森困境”——一个自治范例及其启示

当前新农村建设的一个核心内容是扩大农村“公共品”的投入，和其他农村公共品一样。在乡村道路的供给中面临着“奥尔森困境”，在分析造成这一现象原因的基础上，通过比较各种不同的供给模式来寻求改进现有供给的方式，是破解我国乡村道路供给中“奥尔森困境”的关键。山东省某乡镇在乡村道路供给中的自治模式取得了成功。其信息发送机制和监督激励机制的设计具有很大的启发性，如何将实例中所体现的这种合作意识和制度设计理念融入到当前农村公共品供给的制度设计中来，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背景下制度设计者所面临的一大挑一战。     

流动人口子女社会融合的困境及现实出路

近些年来我国流动人口的“家庭化”趋势明显，由于制度建构、资源配置等方面的原因，流动人口子女在社会融合上遭遇着一定困境。而化解这一困境，不应该只着眼于流动人口子女本身，而应该放眼于针对流动人口群体的整个社会环境。因此，这一问题的根本解决，有赖于制度政策的优化设计、社会保障体系的健全完善以及社会管理观念的创新等关键举措共同发力。     

基于生活实践的共同价值构建

人是置身于现实“生活世界”的社会性存在,实践是“现实的人”和人类社会生活的本质,人的意义与价值在现实的生活实践中予以彰显,共同价值在人的共同生活实践中孕育生成。然而,生活实践中的各种困境导致人类赖以生存的共同价值的失落。在深入审视和反思生活实践中的物化、工具化、虚拟化等基础上,迫切需要重构更加包容真实的共同价值理念。筑牢价值之基、遵守价值准则、提升价值品质,用共同价值回应人类现实困境,规范人的生活方式,保障人类的生存基础,维持人类的发展秩序,彰显人类的生活意义,消解生活实践面临的异化境遇,引领人类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积极推进“八大经济区”建设

实施“八大经济区”发展规划，是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需要；也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进一步转变发展方式的战略选择；更是解决我省发展缓慢这一主要矛盾，推动我省经济社会更好更快发展的重大举措。我们有必要继续深化对“八大经济区”建设重大意义的认识，把干部群众的思想进一步统一到省委、省政府重要决策上来，把各方面的力量凝聚到推进“八大经济区”建设上来。     

当代管理思想发展的困境与出路

从目前的实践看,解决文化困境问题的核心是如何看待企业中的人、如何正确处理企业中的人情关系的问题;解决环境困境问题的方案,有组织结构弹性、生产技术弹性、管理弹性和人员构成弹性所组成的战略弹性的观点与方法,组织结构倒置方法等;解决心理困境问题,必须用科学的管理思想作指导,建立一套先进的、切合实际的管理模式。     

论点摘编

王志民在《大力推行干部任用“公示制”》一文中提到，在推广公示制的过程中要注意三个问题：一是公示内容要客观准确详实；二是公示制程序要严谨规范；三是公示制要公平公正。胡成国在《“一把手”如何化解班子内部的矛盾》一文中提到，正确掌握矛盾的规律，妥善处理和化解班子内部的各种矛盾，是“一把手”应该培养和具备的基本功。“一把手”要以我为中心，处理班子内部的矛盾，一要及时化解；二要融通调解；三要迂回缓解；四要乘机快解；五要因人巧解；六要适当冷解。张小荣在《干部考察谈话应突出“四要”》一文中指出，考察谈话是全面…     

我国地方服务型政府的建构困境与实现机制

目前，地方利益矛盾已成为我国社会矛盾的焦点。因此，建设好地方服务型政府，有效化解地方利益矛盾，是加强社会管理创新，实现社会和谐稳定的理性选择，是我国政府转型的重要价值取向。目前我国地方服务型政府构建面临公共服务理念缺失、公共服务社会化程度偏低、部门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存在张力、公共服务绩效管理评估机制不健全等诸多现实困境。解决上述问题，必须在观念创新、制度创新和机制转换上实现新突破。     

孔子和谐理念的思想政治教育意蕴

孔子的和谐理念内涵了“和”、“仁”、“礼”、“中庸”等范畴，这些理念能够引导人们用和谐的思想认识事物。用和谐的态度对待问题，用和谐的方式处理矛盾。“和”规范了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相处方式：“仁”帮助个人达到内心的和谐与高尚；“礼”从外在形式上规范社会秩序和人际关系；“中庸”使得思想政治教育在方法上恰到好处避免极端。这对于达成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充实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改进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具有启示和借鉴意义。     

行政问责制：建设责任政府的助推器

行政问责制是建设责任政府的助推器，也是责任政府建设的保障机制。目前，我国的行政问责制在实践中还面临诸多困境,表现为：问责主体缺位、问责客体不清、问责法律滞后、问责信息缺失等问题。我们必须通过完善异体问责，实现问责主体多元化；合理配置和划分行政权力，明晰问责客体：完善行政问责制的制度供给、实现问责的法制化；推行政务公开，实现“阳光行政”等几方面来突破当前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