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权法定主义的发展与创新

物权法定原则是物权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在物权的诸多原则中,它最具特色,受到各国法学界及立法界的公认。物权法定主义,亦称物权法定原则,是指物权的种类及内容都由法律作出强制性规定,不允许当事人自由创设或变更。具体包括两层含义:1.当事人不得创设法律所不认可的新类型的物权;2.当事人不得创设与物权法定内容相悖的物权。物权法定原则具有相应的制度价值,主要体现在:建立物权体系的需要;维系国家基本经济制度的需要;保障交易的安全与迅捷的需要。同时物权法定原则抑制了新型物权的出现,具有一定的局限性,需要进一步完善。     

论物权法定主义与私法自治

物权法定主义是物权法的基本原则,是物权立法的基石。物权法定主义与物权法的制度价值和规范设计密不可分。物权法中虽多强制性法律规范规则,但物权法定主义并不排斥私法自治,仍留有当事人自由形成其权利义务的空间。物权自由主义的观点不符合物权立法的目的。     

物权法定原则及其弱化现象

针对物权法定原则的存废的争议,本文首先从物权法定原则的内涵和特征进行分析,得出物权法定必须得到保留的结论。在此基础上,结合物权法定哲学上的演变,进一步分析物权法定弱化的现象,并总结了物权法定弱化在中国的适用。     

物权法定原则的确立和突破——评《物权法》的第5条与第8条

物权法定原则是否应当直接写入《物权法》,一直以来是一个争论的问题,此次《物权法》出台以后,明确将物权法定写入了基本原则部分,一些学者仍在批判,本文从物权法定主义的历史发展、中国现阶段的物权状况及未来可能的物权状况论证物权法定原则确立的必要性。当然,社会经济的发展要求物权制度有所突破,也要求物权法定原则有所突破,《物权法》的第5条之"立"和第8条之"破",构成了中国《物权法》立法在物权法定原则上的确立和突破。     

物权法定原则的肯定与否定——评《物权法草案》对物权法定原则的新近修改

物权法定原则被公认为是物权法的基本原则,在以前各次《物权法草案》中均得到严格确认,但是,《物权法草案》五次审议稿和六次审议稿均否定了物权法定原则,而采用了物权自由创设原则。这一修改可以看作是对传统物权法的一个颠覆性、根本性的修改。其实,物权法定原则本身确实缺少其合理性,并且难以通过所谓的物权法定之缓和而得到弥补。但是,由于我国法学理论界的主流观点仍是坚持物权法定原则,所以,对于如何在物权自由创设原则下重新构建新型的不同于传统民法的物权体系仍然缺少理论研究。因此,有必要就在物权自由创设原则下构建我国的物权体系问题提出相对全面的建议。     

物权法定主义价值演进与合理性分析--我国物权法的制定是否应当坚持物权法定原则

物权法定主义被视为物权法的首要原则,是物权法强行性的重要表现,在确认物之归属、调整物之利用等方面发挥了其他原则无法替代的作用,在整个物权法结构体系中处于枢纽地位。可以说,没有大陆法系的物权概念,就没有物权法定主义,没有物权法定主义,就无法建构物权法体系。但物权法定本身有一个度的如何把握问题,法定哪些权利、法定到何种程度,涉及物权法定的宽严限度。即应在不动产的所有者利益、利用者利益和资本金融利益以及生存利益等诸种利益间的矛盾与冲突之中,谋求效益与公平价值的平衡。     

略论物权法定原则

新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在第五条明确规定:物权的种类和内容,由法律规定。尘埃落定,《物权法》明确了物权法定原则是其基本原则之一。可是,对物权法定原则的争论依旧热情高涨。本文分三个部分,首先阐述物权法定原则的必要性;接着提出了对传统物权法定原则的合理修正;最后论证了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特殊阶段下,物权法定如何适应新形式的需要。     

浅论物权法定原则的僵硬性

物权法定原则作为物权法上的基本原则得到了大陆法系国家的广泛认可。本文从传统的物权法定的含义。原因出发,并分析物权法定原则的逻辑前提,在得出物权划分为自物权(所有权)和他物权的基础上界定物权法定原则。     

当代中国物权习惯法——广西金秀六巷瑶族“打茅标”考察报告

物权法定原则的法包括制定法和习惯法。习惯法上的物权先占取得,符合我国物权法的物权法定原则。广西金秀瑶族自治县六巷打茅标习惯法表明了当代中国物权习惯法的客观存在,应当充分认识这一习惯法规范的效力和功能,全面把握打茅标习惯法积极意义,总结打茅标习惯法等物权习惯法的社会价值。     

物权法定原则批判之思考

物权法定原则的产生有其历史根源和保护交易安全的现实价值,对此原则的某些批判,缺少实证分析上的支持。有关物权之外的权利根本无法进行有效的公示进而获得物权的绝对对抗力,有关物权得因习惯而创设等各种方案,殊无法律技术操作上的任何可能。物权法定原则限制了当事人的某些权限,但未限制其行为自由,故其非为私法自治的对立物。     

物权法定原则的经济分析

物权法定原则一直是我国法学界研究的重要理论。我国学术界通过运用经济分析的方法,对物权法定原则有了深刻的认识,得出了不同的结论,如否定论、折衷论和肯定论三种不同的结论。可以说,通过经济分析来对物权法定原则进行分析,其目的就是为了更好地比较物权法定下的债权和物权自由下的无名物权此二者的社会成本高低。本文通过对物权法定原则进行论述并运用经济分析的方式进行阐述,以更好地研究物权法定原则。     

论物权法定原则之局限性及其克服

物权法定主义是罗马法以来大陆法系各国物权法采用的基本原则。从物权的特有属性,社会作用以及交易安全便捷上分析,可以得出物权法定原则存在之必要性;另一方面,从立法逻辑、私法自治以及权利体系上考查,物权击定原则又存在局限性。本文通过对物权法定之“法”的界定,将其扩张至司法解释,运用司法解释灵活性、权威性的特点,可以有效缓解物权法定原则的局限性,克服物权法定的僵化与滞后。     

物权法定主义研究

物权法定主义作为物权法的一项基本原则 ,学者们对其褒贬不一。本文在探究其内涵及产生根源的基础上 ,认为物权法定主义并不违背民法的意思自治原则 ,物权法定主义在我国物权立法中应当得到坚定的坚持。     

物权法定原则

物权法定原则决定了物权法的基本性质与特征,也严格地限制了当事人在创设新型物权、改变既有物权之内容等方面的意思自由。物权法定原则的内涵是指物权的种类、内容、效力以及公示方法由法律规定,原则上不能由法律之外的规范性文件进行规定,也不能允许当事人自由创设物权的种类以及确定物权的内容、效力和公示方法。作者比较了物权法定模式的表述方式和基本功能,并认为我国物权法中物权法定中的“法”应当被主要限定为法律;司法解释应当具有一定的创设物权的功能;判例不能创设物权。当事人关于物权设定的约定违反物权法定原则的法律后果,应当根据不同的情况来确定。     

台湾地区物权制度的变革和新问题

台湾地区物权制度奉行大陆法物权体系的基本原则,但是,在物权类型、物权法定原则的贯彻、用益权的种类、担保物权和占有方面均有自己的特点。台湾地区物权制度应根据时代的变化进行革新,即扩大物的概念的范围,接纳新的物权种类,缓和物权法定原则,明确不动产登记的效力,区分质权和权利质权。     

物权自由创设原则下的物权法体系之构建——兼与刘正峰先生商榷

刘正峰先生发表的《论无名物权的物权法保护———从对物权法定原则的检讨展开》一文对于否定物权法定原则,重构新的物权自由创设原则下的物权法体系具有里程碑性的、开拓性的意义,但其部分观点尚有探讨的余地,如所有权类型也存在自由创设的空间、无需设置“属物权”概念、可以依登记对抗主义在动产之上自由设立物权等。基于物权种类体系的相对稳定性和“网络效应”理论,我国物权法既可以选择物权法定原则,也可以选择物权自由创设原则,但均需采取相应的配套措施。     

物权法定原则批判——兼评《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五条

物权法定原则下的物权体系是封闭性的,不能及时吸纳经济生活实践中涌现出来的新型物权。物权法定原则限制了民事主体的财产自由,违背了私法自治原则,而且没有充分、正当的立法理由。我国《物权法》第五条明确规定了物权法定原则,这是一个不明智的立法选择,将来应当予以废弃,代之以实行物权自由创设主义,以公示性作为物权与债权的区分标准,使物权体系由封闭走向开放。     

论物权法定原则及其自由化发展趋势

物权法定原则是物权法的一项重要原则,它充分体现了国家意志在物权创设问题上对当事人意志的一种强制,具有合理性。但随着社会情势的变化,物权法定主义的保守性及僵化性也日益明显的显露出来,而物权中的意思自治则为适应社会生活的需要得到进一步发展,物权法定主义出现自由化发展趋势,这种变化是否动摇了物权法定主义理论,那么物权法定与自由到底又是什么关系,本文试图对这些问题做简要的探讨。     

物权法定原则之反思与重构——以地役权制度入手

物权法定原则是物权法的结构原则之一,其不仅为大陆法系国家所承认,同时在美国法上也通过司法实践得到了遵循。物权法定原则的诞生有着其特殊的历史背景与价值追求,但是随着时代的进步,公民社会的权利形态愈发精彩纷呈,对权利的样态和行使方式也提出了更多、更灵活的要求,因此有必要进一步反思物权法定原则与当下社会发展的契合度。对于物权法定原则的突破传统上有无视说、习惯法包含说、缓和说等,但是笔者尝试着提出另一条思路,即从地役权制度的灵活把握入手,逐步缓解物权法定制度的僵硬。我国《物权法》颁行已逾一年,社会生活中出现的诸如居住权、让与担保等,都继续让我们从法理和立法上给出一个满意的回应。     

在意思自治与法律强制之间——关于物权法定原则的思考

物权法定原则是物权法的一项古老原则,曾被认为是我国制定物权法立法过程中最少争议的原则。但一段时间以来,对该原则的质疑多了起来,有人认为物权法定原则造成了物权体系的封闭和僵化,限制了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客观地说,在目前,坚持物权法定比允许物权自由创设更符合我国的实际需要,能够更有效地保证交易安全和交易迅捷,有效地控制交易成本,从而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