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农村服务型党组织建设与农民政治生活幸福感提升联动关系探微

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村治理现代化相对忽视了农村基层党组织和农民治理作用的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在实现农村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承担着"领导者"角色,农民则扮演着农村社会治理现代化"建设者"和"享有者"的双重角色。推进乡村振兴和农村社会治理现代化,农村基层党组织需要充分调动农民参与乡村振兴和农村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积极性。以农村服务型党组织建设与农民政治生活幸福感提升的耦合联动为路径,在新时代强化党的全面领导的政治情境下更具有实践的合理性、科学性和可行性。为此,必须全面提升农村服务型党组织建设质量,完善农村集体经济收益公正性共享机制,塑造农民参与政治生活的良好环境,激发农民参与村务共治的兴趣,在合力推进乡村振兴和农村治理现代化中共进共生。     

以制度建设推进民族地区治理现代化的三重逻辑北大核心

制度建设在推进民族地区治理现代化中起着关键作用,能够为民族地区治理现代化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凝聚强大的社会共识、供给治理智慧和方法。然而,民族地区治理中存在的“非均衡性”“非整体性”“非耦合性”等制度建设问题,成为民族地区推进治理现代化的现实阻碍。为此,需要立足制度主体的权威性与多元性的融合、制度内容的多层性与协调性的结合、制度供给方式的强制性与自发性的耦合,协同推进民族地区治理现代化。     

新型农村社区治理创新——基于多元主体合作与整合的视角

加强新型农村社区治理是推进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和统筹城乡发展的重要举措。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和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时代背景下,研究新型农村社区治理治理主体的历史演进及角色定位,分析实现多元主体合作与整合的制约因素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创新治理形式、明确行政与自治的关系、厘清基层党组织与自治组织的职责、扩大居民参与、发挥社会组织协同作用,建立新型农村社区治理结构,对于实现农村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社会治理体系的要素构成与治理效能转化

社会治理体系是由主体—规则—机制—目标等四个要素构成的规范社会行为的一系列制度。其中,治理主体指参与社会治理的行为主体及其在一定规则下形成的职能职责定位和网络关系结构,治理规则指社会治理体系运行应遵循的规律和法则,治理机制指治理主体间协同的运行机理、方式、方法,治理目标指社会治理的价值愿景与追求。这四个要素相互作用,其健全程度直接决定社会治理效能的高度,相互之间的耦合与互动程度直接影响社会治理效能的达成度。我们党在推动社会治理进程中不断根据对社会发展规律的认知调适社会治理体系,形成具有中国特质的社会治理制度优势。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必须坚持和完善党对社会治理的"全景式"领导,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坚持和完善"三治融合"的制度,构建社会治理规则体系;坚持和完善"四化互动"的治理方式,创新社会治理协同机制;坚持和完善"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理念,把社会治理体系的制度优势转化为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效能。     

治理现代化场景下复合型协同治理及实现路径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赋予了治理概念区别于西方治理概念的新内涵,也建构了协同治理鲜明的理论和实践特色。治理现代化场景下的协同治理是一种复合型协同治理。协同治理的复合特性主要包括"中心+多元"协同治理主体的结构性复合、协同治理外延的"属"+"种"应用复合、协同治理类型"内部协同+内外协同"的系统性复合、协同治理实现路径"制度化"+"效能化"的整体性复合等。在治理现代化场景下,社会公共事务实现协同治理方面具有显著的优势,也面临一定挑战。在路径上,应紧紧围绕治理现代化建设加以实现:在治理体系现代化构建中,完善协同治理配套制度,推进协同治理走向制度化;在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中,立足机制建设,提高协同治理相关制度执行力;坚持数字赋能、文化赋能,优化促进协同治理活动生成和实现的条件和环境。     

协同治理:我国社会治理体制创新的理论参照

社会治理体制的创新须依托于科学的理论参照。协同治理作为治理的内生语义与核心要旨的发展,具有明显的问题导向性、跨学科吸纳性、治理理念上的共治共建共享性。协同治理与我国社会治理体制创新在现实国情、政治文明推进、人本政治目标构建三个维度上具有耦合性。当前,应当从树立党委政府统筹主导和社会各方有序参与的协同理念、构建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的制度平台、合理配置社会治理资源以激发治理主体的创新活力等方面着力,来推进我国社会治理体制创新的具体实践。     

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内在逻辑与推进路径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全面推进,不仅为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推进提速提供了基础性制度支撑、公共政策导引与内在动力支持,而且其日臻完善和成熟的理论体系,为揭示和诠释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必要性、重要性与可行性提供了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及其传播体系的内在表达。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目标厘定、路线图及时间表的确定,为其实施路径提供了全新选择,这就是:以人的现代化为核心是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着眼点;以破解"五最"难题为抓手是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切入点;以"四个精准"对接为效度是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着力点;以社会治理机制创新为动力是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关键点;以治理考评结果运用为基准是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加速点。     

多元如何共治：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的现实图景——基于东莞市横沥镇的考察

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是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载体。推进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可以有效回应社会主要矛盾转变,拓展社会治理现代化建设空间。通过对东莞市横沥镇这一本土实践对象进行考察,从关键主体、工具支撑和治理目标等三个维度出发,构建"主体—工具—价值"分析框架,描绘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的现实图景,阐释多元如何实现共治问题。研究发现,新时代下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的现实图景,主要是围绕"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理念,推进异质性多元主体间的责任框定,构筑互动尽责的协同创新支撑保障,形成公共精神价值重塑与成果共享,促进基层社会治理的共建共治共享,为理解现实中的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提供一个可以借鉴的分析框架。     

社会治理是社会管理的升级版

正十八届三中全会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方面,讲了三个治理的问题,一个是国家治理,一个是政府治理,还有社会治理。我在学习文件的时候想两个事情,什么是社会治理?怎么推进社会治理体制创新?为了回答这两个问题,我讲四个方面的思考。第一,社会治理是社会管理的发展;第二,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关键是理顺政社关系;第三,创     

网络信息技术推进农村社会治理的作用路径

网络信息技术正在成为推进农村社会治理的重要手段。其推进农村系统治理的作用路径有:提升基层政府的农村社会动员能力,促生农民的公共事务参与诉求,重建农村社区的联系和组织,增进农村社会治理主体间的协同合作;推进农村依法治理的作用路径有:增强农村法制教育的实效,便利农村基层法治的监督;推进农村源头治理的作用路径有:实现农村的网格化管理,扩大农村公共产品的供应,助力农村弱势群体的帮扶;推进农村综合治理的作用路径有:更新农民的价值道德观念,再造农村的社会舆论场。     

社区公共卫生应急协同网络体系及其建构

社区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础单元,社区的应急管理能力是基层治理的重要议题,提升基层应对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的治理能力,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需要搭建广泛协同的治理平台、形成即时共享的互动关系、遵循集中统一的领导模式,以社区为核心,建构社区与政府、医疗机构、社会力量、居民以及社区之间的多元协同网络治理体系。通过信息网络、决策网络、服务网络的顺序,将多元主体连接起来,依据信息网络双向互联、决策网络自上而下、服务网络两两互连末端指向的动力机制与网络间的结构关系,最终形成社区公共卫生应急协同网络体系。社区公共卫生应急协同网络体系的建构将"中国之治"的制度优势转化为公共卫生的治理优势,回应了我国城市社会治理体系中权力与责任下放、基层治理重心下移及资源与服务下沉的总体趋势,推动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进程。     

新时代乡村治理体系及其健全路径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始终高度重视农业和农村问题,不断推进乡村治理。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健全和创新"三治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全面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全面实现乡村社会善治,需要充分认识"三治结合"乡村治理体系的深刻内涵,直面当前乡村社会治理现实,多角度探寻乡村治理体系建构的实践路径,确保乡村社会充满活力、和谐有序,最终实现乡村社会全面振兴。     

发挥社会组织协同社会管理作用探讨

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协同社会管理的作用,是推进社会管理创新和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完成艰巨繁重社会管理任务的必然选择,加强和完善社会管理格局的重要途径,彰显社会组织在社会管理中积极功能的迫切需要。针对现实制约因素,应采取切实转变观念、形成正确共识,加强多方联动、提升协同能力,推进改革创新、健全体制机制等基本思路和措施,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协同作用,增强社会管理合力和实效。     

中国地方政府预算绩效管理改革的组织机制重构——基于CGRs理论的分析

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和基本路径。中国地方政府预算绩效管理改革的"棘手问题"属性、碎片化管理现状和协同失灵现象成为影响改革绩效的主要表现。在协同治理机制(CGRs)理论框架下,地方政府预算绩效管理改革的跨部门协同治理机制可以从协同驱动、协同过程和协同结果等三个维度进行构建,通过运用该理论模型对地方政府预算绩效管理改革实践进行分析发现:通过领导力、不确定性和相互依存等驱动要素充分调动和激活各级党委、人大、财政、审计等各方面力量,建构有原则地参与、共享动机和联合行动能力等协同过程,形成交互协同并相互制约的预算绩效协同治理体系与机制,可以有效推进预算绩效管理改革进程。     

精英分层、派系结盟与农村社区共同体文化建设——基于J省H社区的调研

现阶段中国农村社区并没有形成严格意义上的"多中心治理"格局,乡村精英之间的权力博弈、利益争夺与话语权竞争仍然存在,由此产生"团结建设村庄,分裂治理村庄"的悖论。拥有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身份的"跨界精英"处于治理集团上层,只拥有某一种身份的"单一精英"则采取派系结盟的手段对抗跨界精英,这就造成乡村精英不同群体之间缺乏共识与信任,精英群体内部分裂是导致乡村治理"碎片化"的重要根源。全面深化农村治理体制改革,必须加快推进农村社区共同体文化建设,在乡村精英层面凝聚共识、形成合力,协同治理好经济新常态下农村社区面临的利益整合、权力重构、文化认同、社会和谐、生态治理等五大问题。     

“立体社区”:整体性推进商务楼宇党建的模式创新——以上海市黄浦区为例

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商务楼宇党建是区域化党建在基层实践的重要形式。一体化思维、立体化思维、精细化思维是应对超大城市治理具体挑战的一种积极思维转向。上海市黄浦区在整体性推进商务楼宇党建的实践探索中,涌现出了片区治理、品牌治理、融合治理、协同治理等模式,为城市基层党建注入活力。为了进一步提升楼宇党建的有效性,需要在基层治理与楼宇党建的结构耦合、功能耦合、机制耦合等方面找到契合点。     

社区公共服务绩效评估指标体系与政策考量——以大庆市为例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城市社会治理的重要议题,大庆市通过社区改革在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方面开展了有益尝试,在探讨社区治理存在的问题基础上,以经济价值、社会价值、人本价值三个维度为基础设计了大庆市社区公共服务绩效评估体系并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预防化解多元治理主体利益冲突的制度架构

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是当前社会治理实现由共治到善治的应有之义,是实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形式。建立健全一套完整、畅通、高效、无缝隙的预防化解多元治理主体利益冲突的制度体系,才能更有效地推进社会治理由共治实现善治,突破单边权力失灵的困境。当前适合中国实际的预防化解多元治理主体利益冲突的制度体系主要包含灵活的主体参与制度体系、严格的过程监督制度体系及完善的利益保障制度体系三个维度。     

核心价值观之于社会治理的意义研究——社会交换理论视域下

一个社会的核心价值观与社会治理之间存在本质必然联系。社会交换理论学派对此进行了深入研究,尤其是布劳借助结构功能主义分析方法,兼顾了微观与宏观社会层次,阐释了价值观促进多元社会治理主体良性互动、维持社会稳定的功能。借鉴社会交换理论学派的研究成果,对于推进当前中国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推进社会性别主流化:国家治理、耦合逻辑与政府工具

中国政府在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后作出了将社会性别观点纳入社会发展主流的承诺。21世纪以来,中国社会性别主流化有了明显进步,经历了从政府承诺到执政党意志、从宏观倡导到具体可操作性执行的过程。但是,在全球大视野之下,中国社会性别主流化与国际社会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当下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政治生态与主题意蕴为推进社会性别主流化提供了新契机,为中国社会性别主流化内卷化治理实践提供了充足的动力。结合国家治理的政治生态,推进社会性别主流化需置入国家治理现代化宏图中进行战略思考,并以现代化政府治理工具——社会性别反应预算作为两者的互动耦合点,在此基础上积极稳妥地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