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传统道德中爱国主义思想的基本内核

在传统道德中,“忠”是爱国主义的核心内容。要“忠”必然“公”。“忠”是为国之本,“公”是治国之本,而“忠”与“公”的实现则在于“义”和“廉”。“忠”与“公”属于理念的范畴,“义”和“廉”则属于实践范畴,如果说“胸怀天下,忠公为国”是爱国主义思想的最高境界,那么,“义”和“廉”便是爱国主义行动的最高表现。     

社会治理的“罗盘”:“情”“理”“法”关系的融合与互通

“情”“理”“法”是协调人类社会各种关系的主要依据,“情”是基础,“理”是“情”的规则化,“法”是尽“情”适“理”的设计。三者虽在目标和源生上具有一致性,但在社会生活中却常以矛盾的形式引起人们的关注。不同的文化视阈下,对“情”“理”“法”的关系看法不尽相同,三者以一种哲学式的否定之否定的逻辑不断相互促进发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结合我国的文化特征和现代社会发展的实际促进三者融合互通,建构完善与“情”“理”精神相一致的法律制度体系,杜绝不合乎现代社会之“法”的“情”“理”对“法”的干扰,善用中华文化之“情”“理”释解现代社会之“法”。     

浅论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误区

企业的发展离不开人才,企业要想获得长足的发展,必须做好人力资源管理工作,避免陷入以下误区:“人事管理”还是“人力资源管理”?“家族管理”还是“职业经理人管理”?“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就是“现代企业”?“薪水留人”还是“事业、感情留人”?人是“成本”还是“资源”?     

新大人论:西方哲学之作为中国哲学的一个环节

中国哲学虽然拿不出“德先生”与“赛先生,”却可以推出“大人先生,”可以推出超越“自我中心”“、地球中心”、“人类中心”等“中心论”而对天地万物“一体平看”的“大写的人”。这就是中国哲学中的“大人论,”著者称之为“旧大人论”。其基本视野有三重:以“太一”而求“最高,”以“太极”而求“最大,”以“太和”而求“最多”。此种根本思维方式导致中西哲学走上完全不同的道路“。新大人论”是要以“旧大人论”为基础接纳西方哲学为其环节:就“最高”一方面说,假如我们能将“白”之研究当成“大白”之研究的一个环节,将“辩”之研究当成“大辩”之研究的一个环节来处理,则我们就可以将西方哲学当成中国哲学的一个环节来处理;就“最大”一方面说,“宇宙共同体”是中国哲学的“终极关怀,”西方哲学的最大视野只达到“生态共同体,”只是中国哲学的一个环节;就“最多”一方面说,西方“一体化”正驱赶整个世界走上“消灭多样性”的不归路,立于宏观与长远的视角,我们也完全可以把“一体化”视为中国“太和”思维框架中的一个环节、一个特例。“新大人论”的根本目标是把西方哲学当成中国哲学的一个环节或特例来处理。     

“价值共识”与“宏大叙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的“理论前提”再认识

自后现代性哲学产生以后,作为“理论载体”的“宏大叙事”的合法性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强烈质疑,而现实生活世界之中,社会的和谐又离不开人们对“宏大叙事”的认同,即达成“价值共识”.从逻辑角度看,“宏大叙事”的合法性是在“价值共识”的基础上形成的.从现实生活世界角度看,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的合法性在于,该“宏大叙事”能够体现表征“时代精神”的“价值共识”.无论是从时代发展的视角,还是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主旨和内容等方面论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理论前提”都堪称具有现时代精神的“价值共识”及“宏大叙事”.     

“文化台独”正在毒害台湾全社会

“文化台独”是“台独”分子在台湾岛内为深化“台独”的社会影响,扩大“台独”的社会基础而制造的一种“去中国化”的运动和思潮。主要目的是造成“台独”的文化认同。 “文化台独”作为“台独”运动的软件伴“台独”而生,随“台独”而行。民进党突破“党禁”之后,“文化台独”活动更加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大张旗鼓地开展起来。从彭明敏的“台湾命运共同体”,到李登辉的“台湾生命共同体”,再到台湾当局新领导人的“台湾主体性”。这些人     

以“全道德”观念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思想道德体系

社会只有“全面和谐”才会有“全面小康”,如果某一阶层、某一地区、某一领域、某一方面、某一民族不和谐,乃至国际关系、生态环境、宇宙空间的某种不和谐,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危机,都会有不安全感,其“小康”就是不全面的。而“全面和谐”又必须以“全面道德”为基础,个人道德、社会道德、国际道德、生态道德、太空道德的任何缺损,都会形成某种不和谐。因此,小康和谐社会要“全面建设”,小康和谐社会的思想道德也要“全面建设”。人类文明发展到遨游太空的今天,道德建设体系远远超出了“洁身自好”的范围,必须树立一种将“人道主义”与“天道主义”结合起来的“全道德”观念,从促进“社会和谐”、“世界和谐”、“自然和谐”、“太空和谐”的广度去全面确立,从“洁身自好”、“推己及人”扩展到“推及世界”、“推及自然界”、“推及太空”,以“全道德”体系,促进“全和谐”的形成。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思想道德建设体系,应该立足于“树立‘全道德’观念,构建‘全和谐’社会”,涵盖公民的“个人道德建设”、社会的“群体道德建设”、世界的“国际道德建设”、人与自然的“生态道德建设”,以及开发太空的“太空道德建设”。     

“清官政治诉求”的学理分析

关于“清官政治诉求”的核心,目前学界并无定论。大致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是“忠君”,一种认为是“逆君”。“忠君说”认为“清官政治诉求”虽然是一个“孝亲-忠君-爱民”三位一体的结构,但其核心仍然是“忠君”;“逆君说”则认为“清官政治诉求”的核心是在君之上安置一个“理”,这个“理”是逆君的,而不是顺君的。牺牲一切现实利益,以致以牺牲生命来捍卫此“理”,捍卫此“道统”,正是“清官”的本义所在,正是“清官政治诉求”之根本落脚点。在此意义上说,“清官”在中国政治“天-君-民”的三极循环中,正是“天”一极的代表与象征。本文认同“逆君说”,并扼要分析了“清官政治诉求”在中国长盛不衰的原因及其现实基础与精神价值。     

论翻译中“信”与“达”的关系

翻译界关于“信”与“达”之间关系的争论由来已久。应该将“信”理解为忠实于原文,“达”理解为通顺、流畅。在翻译实践申只有坚持“信”与“达”的统一,才能翻译得更“信”,更“达”。     

“中国之制”与“中国之治”互洽融通的内在逻辑

“中国之制”规范“中国之治”,“中国之治”践行“中国之制”,实现了中国式“制”“治”互洽。其内在逻辑集中体现在“中国之制”与“中国之治”本土内生、“中国之制”与“中国之治”耦合共进、“中国之制”嵌入“中国之治”现实可行、“中国之制”提效“中国之治”自觉自信四个方面，彰显了“制”“治”生成合洽、关系契洽、运行协洽、转化融洽，为更好探究“制”“治”规避西方式乱象、实现在中国的互融互通给出解答。     

神会本质——从现象学引发的革命看原生态的本质和原生态的思

传统哲学追问到的“本质”是“我思”出来的,它是纯对象性的;现象学的“本质”是“我看”出来的,它因此而投入了“我”的意向性;沿着现象学的思路,海德格尔将“我看”改写为“我做”。在“我做”的关系中,生发出一种全新的“本质”和一种全新的“思”———原生态的本质和原生态的思。在这里,本质既是对象也是“我”,既非对象也非“我”,本质不在“终点”,而在“路”上;本质不再是对象固有的,而是人赋予的,本质因人而异。思则是对这样的本质的“神会”。“神会”是内在于“做”的“思”,是“做”中之“思”,它不需要同一性的认知模式,它是走出认识论的新型的“思”。神会作为原生态的思,面向原生态的本质,因此,它不是思的浅化和消解;相反,它走进更深层的本质,并借以实现人类生存的根底性揭秘。     

破心贼行方圆致良知:王阳明廉政思想的当代借鉴

王阳明的“心学”思想内涵丰富,其中所蕴含的廉政思想主要体现在“破心贼”“行方圆”“致良知”三个方面。他认为当私心杂念泛起,“恶向胆边生”时,一定要果断拔出“规矩”这把“利剑”,斩除“心中贼”,以达到“致良知”的廉政效果。在全面深化党风廉政建设的当下,积极借鉴王阳明的廉政思想,“破心贼”以筑牢思想基础,“行方圆”以完善制度体系,“致良知”以实现知行合一,对修好共产党人“心学”,推进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论韩非子"势"的政治思想

韩非子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在韩非子“法、术、势”的思想体系中 ,“势”为核心 ,是“法”和“术”的出发点和归宿 ,“法”构建的是“威严之势” ,“术”构建的是“聪明之势”。从这个意义上讲 ,韩非子政治思想是一种“势”的政治。     

清后期“西学中源”论中“以子证西”的两面性及其命运

嘉道以后,学者们纷纷从先秦诸子中挖掘材料,论证“中学”与“西学”的关系,这成为当时国人认识“西学”的重要途径。在“以子证西”的过程中,有人通过论证“西学”与“中学”相通,主张国人应该学习“西学”;有人则认为“西学”既然源自“中学”,那就不必再去学习“西学”“。以子证西”的论证模式曾经起过“沟通中西”的作用,但在清末因其牵强附会而日渐被抛弃,思想界逐步走向了“超胜”中西的新道路。     

荀子“学以致圣”的道德实践观

荀子是先秦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通过建构“学以致圣”的道德实践路径,继承和发扬了孔子“礼”的核心思想。在《荀子》的开篇——《劝学》篇论证了“学”的重要性。该篇论述了“学”的重要意义“、学”的主要途径“、学”的终极目的等重要思想。在“学”的理论奠基之下,荀子批判了孟子“人性善”的观点,认为孟子不察性伪之分,提出了“人性恶”的观点。荀子之“学”是“化性起伪”的重要途径,与孟子之“思”形成了学思结合的致圣路径。     

论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时代精神及核心价值

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八荣八耻”社会主义荣辱观就是当今的“时代精神”。从“时代精神”中体现出社会主义的核心体系,具体表现为:“利益价值”、“能力价值”、“理性价值”和“自尊价值”,对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贵在“学习” 重在有“型”

学习型党组织在内涵上既具有“学习”的属性,更强调“型”的特征。建设学习型党组织,贵在“学习”,重在有“型”。推动党组织从“重视学习”向“学习型”转变,应当抓住“型”这个关键。     

国学、国学热与文化认同

“国学”概念提出的最根本的目的,在于回应“西学”的挑战。对西方“现代性”的反思、对美国单边主义的抵制、中国惊人的发展变化、对“东亚发展模式”的探讨、“软实力”建设的提倡等,是“国学热”兴起的主要原因。对“国学”既不能采取固步自封的保守主义,也不能采取批判打倒的激进主义。“五四情结”、“斗争哲学情结”、“意识形态情结”、“西方中心论情结”等,仍严重阻碍着中国人之“民族文化认同”。     

正确判断中国经济大局大势——中国经济：“短痛”易“久安”北大核心

上半年的经济运行更多体现的是“稳”,而非海外机构所谓“下降”、“放缓”乃至“衰退边缘”的“唱空”     

中国式现代化城乡融合发展的县域自主性治理——基于浙江省共同富裕示范区典型案例的考察

“新型城镇化”“乡村振兴”“城乡融合”作为当代中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建构与实践展开的“历史性—空间化”范畴,为“城乡中国”时代“并联式”现代化的中国道路破解城乡之间结构性难题、重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指明了方向。既有实践表明,城乡融合发展是一个“要素结构”和“空间结构”整合的县域自主性治理过程,仅从“家户—村落”的“村庄治理”小尺度,或模糊“家户—村落—乡镇—县城”外向贯通性的“县域治理”大尺度、不从“家户微型圈—村落小型圈—乡镇中型圈—县城大型圈”构成的“空间连续体”“功能有机体”和“市场统一体”的“县域单元”出发,将极大制约各类资源要素向“乡镇”和“村庄”融入,影响城乡融合引领乡村振兴质效。考察浙江省共同富裕示范区“党建体制融合型”“空间结构融合型”“文旅业态融合型”“人口流动融合型”“数字技术融合型”等5个城乡融合发展县域自主性治理模式发现：建构基于“空间—要素”结构共治框架的县域城乡融合自主性治理共性范式,以“主体推动—过程驱动—政策联动”三维互动实施机制全面提升城乡融合发展县域自主性治理能力,对新发展格局下推动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政策启示和实践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