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政策考量下的刑法教义学应何去何从——本体论亦或规范论?

刑事政策和刑法教义学究竟有怎样的关系,日益引起学者的关注。刑法教义学是国家对刑事政策目的的反应,现代民主法治国家应选择与之相适应的刑事政策和刑法教义学,德国刑法教义学以Roxin为代表的功能论因提出将刑事政策纳入刑法教义学体系中而备受推崇,与之相对应的Welzel目的行为论并非忽略了刑事政策,其论证过程所基于的本体论更具限制国家刑罚权的功能,故应在本体论基础上发现能更好地保障人权的理性的刑事政策和刑法教义学。     

儒家刑事政策思想研究

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刑事政策思想的主体与核心，儒家的基本刑事政策思想是天人合一、德主刑辅，刑事立法思想是立法宽简、宽仁慎刑，刑事司法思想是顺天行刑、慎刑恤罚。儒家刑事政策思想有其局限性，但也包含着诸多合理因素。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传统刑事政策思想是当下中国法律改革的本土化资源，其合理因素应该被重视和合理利用。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公诉中的适用

刑事政策是一定国家、社会对犯罪行为、犯罪现象回应的集中体现，其对于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具有重要的统率和指导作用。2006年10月，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提出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标志着我国在经历了长期的全面高压态势、严打政策之后，在社会转型期新的形势下，对于刑事政策的理性回归。但是，根据应然刑事政策和实然刑事政策的理论，当前提出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仅仅是在国家对社会发展以及犯罪这一具体社会现象深刻认识基础上作出的合规律性、合目的性的科学判断，是应然刑事政策的一种。众所周知，“应然并不必然引发实然”，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必须在相应刑事立法及刑事司法具体机制的建立、转变和完善中得以完成由应然刑事政策向实然刑事政策的现实过渡。检察机关公诉部门公诉权是国家打击、惩戒犯罪和实施审判监督的重要司法环节，如何在公诉部门行使公诉权过程中体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对于该政策的具体贯彻落实至关重要。     

中德刑事自诉制度比较研究

我国与德国都存在刑事自诉制度，但在法律框架、现实运作尤其是对待刑事自诉制度态度方面存在差别。德国有抑制自诉权，向废除刑事自诉制度潮流靠拢的趋势。而我国的刑事自诉制度却有扩大的趋势，但法律效果不理想。我国要么摒弃刑事自诉制度，与世界法治发达国家接轨；要么根据国情，暂时保留自诉制度，但限制其范围，同时建立相关制度如法律援助制度、法院协助自诉人取证制度等。     

宽严相济视野中少数民族刑事政策的发展与完善——以西北少数民族地区为视角

历史上形成的“少捕、少杀，处理上一般从宽”的少数民族刑事政策有其相当的合理性，体现了对少数民族的人文关怀和司法宽容，在实践中得到了包括西北少数民族在内的各族公民的认同，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这项刑事政策也有其历史局限性，新形势下，应当以“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为基石，关注“两少一宽”政策的刑事法律化，明确“两少一宽”并非少数民族刑事政策的全部，丰富少数民族刑事政策的内涵，促进法治和其他正义而有效的社会控制资源的结合，才能真正发挥其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之功能，不应忽视包括西北少数民族在内的各少数民族固有资源在控制犯罪中作用的发挥。     

域外刑事政策与刑法关系的历史考察

外国古代刑事政策与刑法的关系中，刑法具有重要的作用，但刑事政策占绝对优势的地位。刑事政策的指导思想是威吓主义，表现在刑法上是严刑峻法、允许重法溯及既往和刑事连带责任。欧洲中世纪刑事政策与刑法的关系主要表现为侵权行为与犯罪行为不分，刑事政策居于主导地位，刑法表现出了强烈的身份性、干涉性、恣意性和残酷性。受不同的刑法理论的影响，西方近代刑事政策与刑法关系表现出截然不同的价值取向。在刑事古典学派思想的影响下，西方国家刑事政策与刑法关系主要表现为刑事政策的刑法化和刑法的绝对优势地位；在刑事近代学派思想的影响下，西方国家刑事政策与刑法的关系表现为刑法的刑事政策化和刑事政策的绝对优势地位。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展开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具有开放的空间,但需要立法者、司法者和执行者在刑法基本原则的制约之下展开其具体内容。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应当首先作为刑事立法政策指导刑事立法,而刑事立法政策、刑事司法政策和刑事执行政策应当放在整体的刑事社会政策中考察,在有关犯罪人人权保障和被害人被害补偿的刑事社会政策中进一步展开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刑事政策主体辨析

刑事政策主体的界定与人们刑事政策的基本观念密切相关，刑事政策主体问题本身就是刑事政策概念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刑事政策主体指的应当是制定主体而不包括执行主体，市民社会不是刑事政策的主体，地方国家机关也不是刑事政策的主体。     

谈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公安工作中的运用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指出，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加强社会治安的综合治理，要实施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该政策的出台，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了司法保障。公安机关作为刑事执法的重要部门。在执法活动中贯彻执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有其特殊的重要意义。在当前公安工作中。由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面临着重刑主义的司法理念阻碍、宽严相济具体措施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和统一的“宽”“严”标准。从而导致操作困难。应以严格执法为着力点，以此推动实施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刑事立法政策论纲

刑事立法政策,是指在刑事立法领域中所奉行的基本刑事政策和具体刑事政策的总和,其构成要素包括刑事立法政策客体、刑事立法政策主体、刑事立法政策行为、刑事立法政策环境四项。我国现阶段刑事立法政策价值权衡的基本立场,可以概括为"三大一小理念"和"两个至上理念"。刑事立法政策在国家整体刑事政策的整合功能、导向功能与调节功能三者之间必须进行某种功能整合。刑事立法政策能直接指导刑法立法和刑法修正。刑事立法政策的具体内容在基本层面上具有综合指导刑事司法政策的意义,且能间接校正刑事司法和刑法解释的具体活动。     

刑事政策对刑事司法裁判权的弱化与分离

刑事政策的概念可以界定为：国家社会以人道主义为宗旨对已然犯罪人战略的、宏观的和战术的、微观的被动处置措施。刑事政策在客观上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对刑事司法裁判权进行了弱化与分离,这是现代社会民主与法治框架内的国家权力的正常分流。     

论刑事政策的基本原则

按照全程性、有效指引性、普适性三个标准建构,刑事政策的基本原则有:科学原则;法治原则;人道主义原则;合理原则。     

论被害人权利及其对侦查的影响

在刑事诉讼领域内关注和保障被害人权利,其意义在于:关注和保障被害人权利是人权保障的必要内容;关注和保障被害人权利是诉讼公正的基本要求;关注和保障被害人权利是惩罚犯罪的重要条件。我国对被害人权利和诉讼地位的法律规定取得了一些突破,但也存在一些缺陷。被害人权利对侦查的影响表现在对侦查权启动的影响、对侦查程序诉讼性质的影响,以及对侦查方式的影响等。     

国外对禁止双重危险原则的适用及其借鉴

禁止双重危险原则是西方一项古老的伦理和法律原则。该原则不仅是一种比较有效地防止国家滥用权力的制度保障,更是被刑事追诉人的一项基本人权。掌握和探讨其他国家适用禁止双重危险原则上不同的特点,可以为更好地完善我国的刑事诉讼程序提供借鉴。     

我国台湾地区宽严并进的刑事政策与刑法修正

我国台湾地区在宽严并进的刑事政策的指导下进行了刑法典的修正,此次修正在废、改、立条文的数目、理论突破的层次等方面均为其历来刑法典修正之最。将其刑法典的修正按照从宽、从严的刑事政策两个角度进行归纳、剖析,分析相关的罪数理论、罪刑平衡的观念、“三振出局制度”的应用、重刑主义以及死刑的废除等问题,可以看出指导此次台湾刑法修正的宽严并进的刑事政策尚有阙如。     

我国刑事政策的选择及对刑事立法的影响

刑事政策对犯罪的预防和抑制作用日益重要,轻缓化发展是各国刑事政策的必然的发展趋势。因此,我国的刑事政策也应沿着轻缓化和人道化的方向发展。我国在对付犯罪的策略上,通过刑罚把犯罪遏止在不危及社会基本生存条件的范围和限度内,凭借其他社会控制手段把犯罪消灭在萌芽状态。由于刑事政策和刑事立法存在密切的联系,我国应根据具体国情制定适当的刑事政策和完善我国刑事立法。     

我国侦查学科的产生和发展

现代意义的侦查学产生于十九世纪末的西方。我国二十世纪初期进行司法制度改革．首次引入并逐渐发展了侦查学的理论和实践。解放后，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人民政权,在侦查学领域引入了苏联刑事侦查学的学科体系。改革开放后，我国的侦查学走上了快速、自主发展的道路，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侦查环节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刍议

在侦查阶段，由于公安机关未破获案件或做出撤销案件决定，导致刑事诉讼中断，从而使犯罪被害人无法通过正常诉讼途径获得赔偿而身陷绝境，因此在侦查环节亟需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有其理论基础和必要性。当前，我国在侦查环节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必须以公安机关撤销案件或在法定期限内未侦破案件为前提，从补偿对象、补偿条件、补偿金额及其来源、补偿机构与补偿程序、国家追偿等方面予以规范。     

新《刑事诉讼法》背景下刑事和解制度实施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以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实践为视角

新《刑事诉讼法》实施以来,刑事和解制度实施中出现诸多问题,如公检法对该制度的理解与执行不一、刑事和解的后果不明、刑事和解的制度性激励不足以及履行义务方式单一等。对此,应通过公检法联合司法解释统一该制度执行,并建立科学的考评机制和内部监督机制,同时将人民调解引入刑事和解制度,最后注重刑事和解赔偿标准的规范化和实现方式的多元化。     

我国国际刑事司法协助现状研究

刑事司法协助是一国司法权的有效域外延伸，具有重要的外交和司法价值。从当前我国刑事司法协助领域签订的双边和多边条约以及对外开展司法协助的主要领域来看，我国的国际刑事司法协助工作已逐步步入法制化和规范化的轨道，对外司法协助网络的轮廓初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