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意识培养之我见

法律意识的培养是中国建立法治国家,实现依法治国的重点之一。纵观历史,我们不难发现,中国传统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衍生出的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是由特定的法律制度和法制观念构成的。这种传统的法制观念的核心内容就是权力本位和义务本位,缺乏法律至上的思想渊源。这一法律文化深深地影     

论中国培育私法理念的必要性

权利本位是权利本位文化的特质。私法理念与权利本位的契合表明培育私法理念有利于权利本位文化的建构。传统中国因不具备私法理念生成的社会经济基础而未能孕育以私权神圣、人格平等和私法自治为基本内涵的私法理念。因此,中国传统义务本位的法律文化向权利本位文化转型过程中,培育私法理念是非常必要的。     

从道德自觉走向政治自觉的理性审视

中国文化注重道德的进路,从生命主体立言,重生命,崇修养,因此,过早就实现了道德的自觉。但由于中国的传统社会是政治、文化、道德同构的一元社会,因此道德追求与学术追求便受制于现实政治的制约,于是这种道德自觉便蜕变为维护政治统治的自觉。因此,要对传统道德进行现代性的改造,把传统的圣人道德观,转变为法治之下的道德观。传统的道德自觉首先意识到的是义务,是义务本位的道德观,而现代的政治自觉则应首先意识到权利,是以权利为本位的政治观,政治与道德回归属于自己的领域,实现了真正的道德自觉与政治自觉。     

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架构及其对犯罪控制的影响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架构与两极化刑事政策一样,也是＂重刑化的实体法＂配合＂微罪处分的程序法＂。在犯罪控制的内化过程中,刑事政策也从国家本位转到国家.社会本位上来。国家的放权分责,既加强了对犯罪的打击和预防,也让民众承担了更多责任。     

90年代文化转型:从老年走向青年

90年代，中国在文化上发生了转型，即由老年本位文化向青年本位文化转型。所谓老年本位文化就是中国传统体制之下．以老年为中心的一种文化形态；而青年本位文化是在开放的市场经济条件之下形成的以青年为本位的一种文化形态。这种文化的转型在历史上并不是空穴来风，它最早萌芽于晚明，其次是晚清，五四时期达到一次高潮，但因民族解放要求的压抑而中途夭折，转型并没有实际完成。80。年代这种转型又重新开始了，到90年代才得以最终完成。这一文化转型对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可以说，整个90年代社会气象的变化部与之相连。社会变迁与文化转…     

刑事政策概念误区种种及矫正

"刑事" "政策"不是刑事政策,至少不是全部的刑事政策;犯罪对策不是刑事政策;社会政策不是刑事政策;公共政策在刑事领域中的体现不是刑事政策;勿需将刑事政策划分为最狭义刑事政策、狭义刑事政策和广义刑事政策。本文在否定的基础上从肯定的角度得出刑事政策的概念:刑事政策就是国家社会以人道主义为宗旨对已然犯罪人战略的宏观的和战术的微观的被动处置措施。     

谈中国传统文化的集体本位观及其现实意义

在中国传统社会里,较低的生产水平、小生产的方式和集权政治消解了个体的独立、忽视了个体的“私”,过分夸大了集体的“公”,集体成为本位,个体的思想人格和权利被奴役和掠夺,“家天下”成为“公本位”,个体“克己灭欲”、“立公弃私”,完全成为服从客观精神的集体的附庸。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集体本位观,对繁荣中国先进文化是具有现实意义的。     

刑事和解模式及其中国式构建

刑事和解是一种通过恢复性程序来达到恢复性结果的非正式犯罪反应方式。这种崭新的司法模式不仅能够有效地克服我国刑事司法制度的一些弊端，而且对于有效保护被害人的权益，促使犯罪人顺利回归社会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加之目前我国已经具备了构建刑事和解制度的社会政治基础、文化传统基础、刑事政策基础和司法实践基础等，因此改革我国传统的司法模式，构建独具特色的中国式刑事和解模式势在必行。     

罪刑法定派生原则的改造

在个人本位思想基础上产生了罪刑法定各派生原则,但随着刑法理念的进化,刑事实证学派以社会本位为基础,忽视了罪刑法定各派生原则保障人权的基本蕴涵。刑法学界以“个人有利让步律”为指导,使个人本位和社会本位相结合,从而对罪刑法定派生原则进行了改造。罪刑法定保障人权的理念进一步加强。     

从“伦理”到契约——从“五四”看中国近代文化转型

中国传统社会可说是一种以“伦理”为本位的社会。自鸦片战争后,这种传统的社会结构开始被破坏,而以“契约”为本位的新的社会结构的因素开始一点一点产生。但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并不顺利,屡遭挫折,所以产生了明确要求用“契约”文化取代“伦理”文化的新文化运动,力图     

浅析不作为犯罪的义务来源

不作为犯罪是我国刑事犯罪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作为犯罪一样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研究不作为犯罪,首先要明确不作为犯罪的义务来源,不作为犯罪的义务来源是不作为犯罪的核心问题,它包括四个方面:法律明文规定的义务,先行行为引起的义务,职务或业务上要求的义务以及法律行为引起的义务。除此之外,道德义务不应成为不作为犯罪的义务来源。     

中国古代法中的禁榷因素——以禁榷对刑事政策的影响为例

中国传统的禁榷制度对国家财政、人民生活乃至整个中国法律传统都有深刻的影响。禁榷制度的实行导致了中国古代大量的行政犯，相关刑事政策非常残酷；禁榷制度还极大压缩了古代民众的民商事活动空间，抑制了自由平等的民事契约精神。     

工具型网络犯罪的实证分析与刑事政策应对

网络新时代的到来使得传统犯罪急剧异化。工具型网络犯罪是利用网络创造便利或条件,并借此实施犯罪,近年来这类犯罪日益严重,且明显呈团伙化,其可分为网络财产犯罪、网络交易犯罪、网络经营犯罪等具体类型。司法实践中,对此类犯罪的处理存在共犯认定不统一、刑罚适用标准不尽合理、具体罪名认定不尽合适、新型违法行为定罪不足等问题。为有效应对此类犯罪,我国应及时调整相关刑事政策,增加或变更刑事立法,统一司法标准,正确发挥刑罚的作用。     

“宽严相济”与“轻轻重重”的刑事政策

目前,我国实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而西方国家实行"轻轻重重"的刑事政策.这两种刑事政策的产生都是由于面临高涨的犯罪现象.不同于西方已经实现了轻缓化的刑罚结构,我国的刑罚基本上处于"公正刑"阶段,已没有加重的余地.面对高涨的犯罪现象,我国应实行"稳中趋宽"的刑事政策.     

论取保候审中保证人的责任

刑事诉讼法规定了保证人和交纳保证金两种保证方式,即人保和财产保,还规定了违反保证的处罚,以保证取保候审制度的施行。但从近几年取保候审的实施情况看,保证制度存在着严重缺陷,不足以充分有效地发挥该强制措施的制约作用。文章阐述了保证人的义务、义务认定主体、违反义务的责任以及当前刑事诉讼中存在的缺陷,并提出司法建议。     

论我国保安处分立法的社会意义

在我国 ,保安处分立法有其重要的社会意义 :保安处分立法的宗旨同我国基本刑事政策相一致 ;我国保安处分立法已具备良好的法律环境 ,它是治理当今中国社会治安的需要 ,符合世界刑法发展的趋势 ;保安处分立法能弥补刑罚的不足 ,达到完善我国刑事制裁措施的目的。     

量刑基准规范化引论

量刑基准是否规范化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罪刑相适应原则和刑罚目的的实现。我国传统的量刑基准理论和确定方法需要进行必要的改造和深化，这样才能科学地解决量刑基准规范化的问题。     

对罪犯受教育权的价值解读

受教育权是我国宪法规定的公民的基本权利,罪犯作为人、作为公民仍然享有受教育权。但在工具主义理论的指导下,罪犯的受教育权更多地被理解为接受特殊教育的义务,而没有把罪犯作为一个权利主体、没有赋予罪犯受教育的自由。对罪犯受教育权的价值进行解读,是为了更好地保障罪犯基本权利的实现。     

论刑事政策的概念与范围

政策在古代汉语、英语中,各有解释。国外学者也有不同的定义。学者对刑事政策所下定义各不相同。对其进行初步整合与重新定义。     

论保安处分中国化——以立法模式为分析视角

在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建设和谐社会的大政治背景下,我国已具备保安处分中国化的良好环境。基于对保安处分的基本理论和保安处分中国化的立法模式的分析,保安处分中国化应是刑法化而不是行政法化,应采用二元制而不是一元制立法模式,应纳入刑法典采用单行刑法而不是采用刑法修正案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