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政策终结的风险辨识

公共政策终结既是公共政策的结束,也是公共政策的开始。政策终结有利于促进政策的发展与更新、提高政策绩效及质量、缓解政策冲突和矛盾,从而有效解决公共政策问题。然而,公共政策终结的过程会遭遇政策资源风险,衍生一些新的公共政策问题。因此,重视公共政策终结的成本与绩效的关系、协调政策稳定和政策发展的关系、调整旧政策与其它相关政策的关系,是公共政策终结过程需要考量的因素。     

我国公共政策终结的现状、障碍及其对策分析

公共政策终结是政策过程的一个中间环节。对政策终结的涵义进行界定。分析我国公共政策终结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造成政策终结的障碍因素可以归纳为四点 ;利益因素 ;程序因素 ;成本因素。针对这些障碍因素寻找出一些对策来推动政策终结。     

公共政策终结概念再探讨

政策终结至今仍是一个被忽视的研究领域,要对其作出一个清晰的、可操作性的定义非常困难。梳理现有的政策终结概念可知,现有概念难以解释政策终结与政策调整的区别、终结与非终结的区别及政策终结发生的依据存在模糊性。要克服政策终结概念中存在的问题,有必要设立专门的、法定的政策终结者,终结对象应关注政策本身及其运行,并把政策终结视为一个管理公共政策的工具。     

公共政策终结理论研究综述

政策终结是公共政策过程的重要阶段,它是无效、过时的旧政策的终止和新政策产生的开始。自20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学术界对政策终结理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政策终结的内涵、类型、影响因素及促成策略等方面。但作为一个基本的理论框架,还缺少最关键的各变量间关系的解释,政策终结理论研究有待完善。     

我国公共政策终结的现状、障碍及其对策分析

公共政策终结是政策过程的一个中间环节 ,其涵义有两层 :一是指政策的功能、计划、政策本身和组织机构的结束 ;二是指政策的法律化。我国公共政策终结的现状中的主要问题是认识不够 ,力度不够 ,程序不合法。政策终结的障碍因素主要有四点 :利益因素 ,组织因素 ,程序因素 ,成本因素。因此 ,针对障碍因素采取合适的对策来推动政策终结就显得十分重要     

政策周期与政策终结

公共政策有周期性,研究政策周期具有重要的意义,是提高政策决策性和完善政府理论的重要方式。本文主要介绍政策周期及政策终结的含义,探讨政策周期与政策终结之间的内在关系,进而明确认识两者关系对提高行政决策科学性的意义。     

公共政策终结问题研究的回顾与瞻望

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启的公共政策终结研究,掀起过两次高潮,取得了许多创新性、显著性的成果,是政策终结理论重大进展的标志。政策终结理论的验证和应用的兴起,研究议题或主题的拓展,研究视角或途径的挖掘,跨学科或交叉学科研究的凸显,将成为未来可以预见的重要趋势。而且,政策终结问题也将逐渐成为一个迫切的问题。     

我国公共政策终结的现状、障碍及对策选择

公共政策终结是政策过程的一个中间环节。它包括两层含义:一是政策的功能、计划、政策本身和机构的结束;二是政策的法律化。在政策终结上存在较多的问题,主要有:对政策终结的认识不够;政策终结的力度不够;政策终结的程序不合法。政策终结的难度很大,因为政策终结的障碍因素较多。这些障碍主要有:利益因素;组织因素;程序因素;成本因素。针对政策终结的障碍因素,克服它的方法主要有:利益补偿;公开政策评估结果;旧政策终结与新政策出台并行;妥协;适当运用强制力推行。     

公共政策终结的动力学分析——以取消农业税为考察对象

政策终结是一种政治过程,存在着推动政策终结的驱动力和阻止政策终结的阻动力,公共政策的终结成功与否取决于各种社会政治力量较量的结果。本文从动力学的视角构建政策终结的动力学模型,分析了农业税政策终结中各种力量的动态博弈过程。农业税终结主要采取了增加推力和消解阻力并举的办法。党的执政理念转变、李昌平上书事件、农业税政策评估、新闻媒体是推动政策终结的驱动力,中央通过加大转移支付和启动农村综合体制改革消解了县乡政府的阻力,"两个趋向论"则彻底消除了那种"取消农业税淡化农民国家意识"的心理顾虑,确保了农业税条例的顺利废止,成功走出了"黄宗羲定律"的历史怪圈,对于其它过时无效政策的终结具有重大的启发借鉴意义。     

公民参与对公共政策制定的影响分析

在公共政策制定的过程中,公民参与对政策问题确认、政策议程建立、政策方案规划和政策合法化等环节有着重要的影响.明确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合法性、提高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积极性、增强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能动性、完善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有序性、提高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透明性,有利于扩大公民参与对公共政策制定的影响,提高公共政策制定的质量.     

基于公共政策视域下的政治信任建构之研究

从公共政策视角探讨政治信任,对于提升政治信任具有重要意义.在公共政策视角下,政治信任主要包括政策问题建构信任、政策规划信任、政策执行信任、政策评估信任以及政策终结信任五个方面.政治信任主要来源于公共政策动态运行的各个环节中.提升政治信任的途径主要有:建立和完善政策利益诉求表达回应机制,建立健全科学、高效的政策决策机制,厘清府际关系和完善执行监督机制,培育和发展第三方评估等.     

论公共政策失败及矫治——一种过程分析方法

政策过程是公共政策分析的基础框架。运用过程分析方法剖析公共政策失败,可以更仔细地观察政策是如何失败的,也可加强对政策失败关键环节中原因的深度体认。我国处于治理转型期,同其他国家一样,公共政策失败是正常现象。通过过程方法分析政策失败,有利于我们克服政策过程中的弊端,从而建立一种良性的公共政策运转机制。     

公共利益导向下政策终结的引擎设计——人员、组织、技术和文化层面的尝试

作为治理工具之一的公共政策属于生态产品,是政策主体、政策客体、政策环境、政策目标和政策手段等相互作用的结果,上述任何一方的变化都会导致现有政策的过时或失效,从而诱发政策终结。但由于机构惯性等原因导致政策终结的落实遭遇诸多梗阻。因此,有必要以公共利益为导向,通过对人员、组织、技术、文化四个方面的革新来促进政策终结,具体体现在人员层面用有限理性突破完全理性,组织层面用学习型组织完善科层组织,技术层面用有机式模型取代机械式模型,文化层面用公务员精神超越官僚主义。     

公共政策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及其治理

我国公共政策过程中普遍存在着信息不对称问题,其形成原因主要包括政府自利性、科层制的局限性、信息传递通道不畅以及信息成本高。信息不对称对公共政策的制定、执行、评估、监控和终结等有消极影响,可能导致政策失效,应通过不同方式加以治理。     

政策企业家：政策过程中的个体参与及其启示

作为个体参与公共政策的一种重要方式,政策企业家在现代公共政策决策过程中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有时甚至是关键性的作用。而随着我国社会发展、利益分化以及公民参与意识的提高,政策企业家在我国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的很多领域也越来越活跃。研究政策过程中的个体参与以及政策企业家为我们更全面地了解公共政策过程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同时也有利于我国政治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     

论政策终结的障碍与措施

政策终结是政策决策者通过对政策进行慎重的评估后,采取必要的措施终止那些过时的、多余的、不必要的、无效的政策的一种行为。政策终结有利于节约政策资源;有利于提高政策绩效;避免政策僵化、促进政策优化等好处。这一行为应该是政府管理过程中必要、重要的正常行为,但由于种种     

公共政策排斥论:政策认知的新探索

公共政策排斥论揭示出排斥性是公共政策的本质属性.政策是否符合社会公正或能否有利于促进社会公正,能否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并持续实现资源配置效率,是区分政策正向排斥与负向排斥之根本界标.政策负排斥背离公共政策之公共性、公正性与合法性铁律,必然引发社会不满情绪,扩大社会的疏离隔阂,破坏资源配置效率,激化社会矛盾乃至诱发社会对抗冲突,导致社会撕裂的严重后果.政策负排斥是现代政治的一项负资产,是一种结构性暴力.深化对公共政策排斥性之认知,探寻优化政策正排斥遏止政策负排斥之良策,是改善国家治理促进社会公正与经济社会良性运行之要务.     

2011年中国公共政策学研究新进展

2011年是公共政策学本土化研究和学术发展的重要一年。在借鉴国外学者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中国学者在分析框架层面提出的政策过程新模型、建构主义政策研究纲领、制度理性选择框架、政策创新和扩散的政策网络视角等都有显著的学术创新;在研究主题层面,他们立足我国重大经济社会政策问题,重点关注政策制定、政策执行、政策评估、政策信息、公众参与公共政策过程、公共政策民主化与法制化等重大问题。在学科前沿层面,公共政策协同性研究、公共政策比较研究、公共政策工具研究、公共政策伦理研究将成为公共政策学新的学术生长点。     

中国农村城镇化公共政策问题研究述评

基于对中国农村城镇化过程中公共政策作用的认识,城镇化公共政策问题成为近年来的研究热点。有关研究是从两方面展开的,一是从城镇化发展需要的条件出发,分析城镇化所需要的体制和政策条件,二是从公共政策的角度分析城镇化过程中的各种具体政策。在现有的研究中,研究者认识到了公共政策对中国农村城镇化的影响,并提出了通过政策创新推进中国特色城镇化健康发展的对策建议。但是,这些研究注重于具体的城镇化公共政策内容的描述,而缺乏深层次的理论提炼。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促进中国特色城镇化健康发展,需要我们加强城镇化公共政策研究,特别是加强城镇化过程中土地政策、户籍政策、就业政策和社会保障政策的研究,促进有助于城镇化健康发展的公共政策支持体系的构建和发展。     

公共政策执行的道德风险及其防范

公共政策执行的道德风险,根源于成本———收益预期、信息非对称性和人治型政策文化的存在。公共政策执行的道德风险导致了公共政策执行成本增加和公共政策执行失败,导致了公共权力异化和寻租性腐败,导致了政府形象受损和政府信用缺失。加强公共政策执行的法治建设、激励监督和文化创新有利于防范公共政策执行的道德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