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生态视阈下村级腐败治理的经验与启示

<正>村干部手中的权力是一把"双刃剑",既可成为带领村民致富的工具,也可能成为获利掠富的手段。为了治理村干部腐败,全国各地开展了很多实践探索,包括建立村务监督机构的制度安排、"村财乡管"的制度创新、规范村干部"小微权力"的制度探索、村级设立纪检委员的治理实践,其本质都是对村干部权力形成监督和制约。然而,村干部权力集中与村民的民主"无意识"使     

农村土地流转的制度障碍与对策研究——以农村劳动力转移为视角

农村劳动力转移是农村土地流转的主要驱动力,目前的制度导致农村劳动力转移不彻底,使土地成为农民的一种"束缚"。以农村劳动力转移为视角,着重从城乡不一的户籍制度和社会保险制度阐释影响土地流转的制度障碍,并尝试从福利经济学和产权经济学的角度排除农村土地流转中的障碍。     

乡村振兴战略下驻村干部制度及完善策略

实现乡村振兴的目标,必须充分发挥人才的作用。乡村振兴战略下的驻村干部制度在促进国家政策全面落实、农村工作推进、资源整合和推进基层协商民主多元化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在梳理驻村干部制度及其功能的基础上,提出驻村干部制度存在形式主义倾向、工作方法存在缺陷、考核激励措施不足以及资源有限等问题。建议对驻村干部加强心理辅导关怀、提高能力素质、完善考核激励手段以及授予相应权力,从而建立长效科学的干部驻村制度,助力乡村振兴取得突破。     

代理倒逼行政:村干部在乡村建设中的道义驱动

乡村建设的初衷是保障农民的基本生存权利。作为乡村建设的关键行动者,村干部的行为逻辑尚未获得已有研究的充分关注。采用内容分析法、参与式观察法和深度访谈法,对中部地区M镇农村低保动态管理的案例研究结果表明,村干部在道义逻辑——"安全第一"的农民生存伦理驱动下成为守义人。面对基层政府避责行为,村干部坚守道义方式升级加码,并在基层政府政绩追求转向助推下,迫使基层政府承认并顺应道义逻辑,进而形成代理倒逼行政机制。"村干部的道义驱动"是对中国基层治理研究领域的理论增补,更新了村干部角色与行为逻辑微观理论,扩充了乡村社会自我保护理论,修正了"‘双轨政治’转向‘单轨政治’"的学理判断,改进了对基层政权运行状态的理论描摹,但适用范围仍有待进一步实证检验。     

解构与重构:乡村政治生态视阈下村级民主监督的深化

从现实实践来看,转型期我国乡村社会农民存在的"搭便车"和"不参与"行为消解着村级民主监督体系的主体;熟人社会和流动社会的"人情抵制"和"无人监督"消解着村级民主监督的过程;村庄场域内权力结构的"非均衡性"和"不完整性"造成村庄权力过于集中而使监督主体与客体处于失衡状态。为此,在乡村政治生态视阈下推进村级民主监督的深化,需要构建国家主导下的乡村社会内部自主的民主监督。     

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困境和出路

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现状呈现总量大、兼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省内转移增加的特点。农村劳动力转移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有利于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有利于提高农民生活水平。为了解决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存在的困境,需要加强制度政策建设来消除劳动力流动障碍,创造就业机会来促进农村劳动力多渠道转移,充分发挥政府职能为劳动力转移提供服务支持等。     

乡村治理创新——基于永济蒲韩乡村社区的考察

山西永济蒲韩乡村社区是以蒲州镇农民协会为组织载体、跨越永济市蒲州镇和韩阳镇两大镇级行政区的融科技服务、文化娱乐、学习讨论、企业运营、公益事业为一体的"综合性乡村社区"治理模式。这种模式是一种新的制度创新,代表未来我国农民组织化的发展方向。其特点:一是蒲韩镇农业协会是综合社区性合作组织而不是专业经济合作组织;二是经济合作与公共服务为组织的两大发展主线;三是自下而上与政府支持相结合。蒲韩乡村社区发展的内在动力是:农民的需求、乡村精英的引导和良性的组织发展模式及利益激励机制;其发展的外在动力是:市场推动、政府部门的积极引导和非营利组织的扶持与推动。但蒲韩乡村社区发展仍然面临着困境和问题:即政策支持乏力和法律地位缺失,组织制度困境,与农村两委及地方政府关系困境,综合性组织的管理模式和风险承担困境。"综合性乡村社区"治理模式的发展取向:国家政策法规支持和组织性质认定,完善制度建设,实现良性发展,明确协会组织与农村两委及地方政府的关系,创新组织管理模式,应对各种危机和挑战。     

城市化进程中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与就业政策选择

城市化进程是一把"双刃剑",既给农民自身的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但因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与就业制度的不完善,又给农民的流动与就业带来诸多困难和问题.从长远讲,城市化能够实现农村城市化、农民市民化、农业现代化;积极推进城市化也能解决长期困扰我国社会发展的失地农民就业问题.但也必须克服城乡间体制、制度性壁垒和政策缺陷,完善农村劳动力流动与就业制度,解决农民自身的思想观念、文化素质、劳动技能等方面的不适应问题.     

宗族在村治权力分配与运行中的影响分析

在1999年直选前,村干部的选任虽然通过乡政"任命"或"指选"这只"看得见的手"来完成,但还有另一只"看不见的脚"在起作用:宗族通过实力原则、裙带传承、亲缘网络等方式影响村治权力的分配.由于宗族背景的不同,村干部所享有的权力分量及其工作方式与方法也受到影响.因此,宗族依然是不可忽视的基础性权力资源,它正在以新的机制和方式影响着村治权力的分配与运行,并与国家权力发生着互动.     

T市基层农村干部腐败问题研究

从近年来反腐实践上看,村干部腐败问题日益严重,贪腐手段日益多样化、涉案金额不断刷新、社会影响越来越大,因村干部腐败引发的上访、群体性事件日趋增多,严重影响基层稳定,成为我国农村基层治理中一个十分严峻的问题。对此提出建议:选好配强村"两委班子"、规范农村财务管理机制、完善对村干部权力的监督和制约机制。     

新时代村干部权力监督问题研究

村干部是我国农村社会治理中的关键角色。近年来,各级政府对农村的投入支持力度越来越大,村干部廉政风险也随之加大,一旦对村干部权力监督不够,容易引发村干部违纪违法现象,进而侵害农民群众的利益,损害党和政府的形象,危害党的执政根基。应通过进一步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党风廉政建设,提高村干部教育培训管理质量,创新农村基层民主监督方式方法,夯实村务监督委员会履职责任,推动巡察向村级党组织延伸等系统综合治理举措,为基层组织廉政建设提供强有力的保障,以确保新时代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顺利进行。     

"代耕农":"离乡不离土"的农村劳动力转移模式——以广东省博罗县铁场村为例

"代耕农"是农村劳动力流动的产物。本文以广东省惠州市博罗县石湾镇铁场村的"代耕农"为例,比较了"代耕农"、在家务农和农民工三种农村劳动力就业方式的成本与收益,发现"代耕农"至少是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次优选择,对于年龄偏大、缺乏务农之外其他技能的人来说,甚至是最优选择。     

权力“集中-民主”视角下的干部“带病提拔”问题析议

消解干部"带病提拔"现象,最根本的是有效规约用人权力。提拔权力集中化是干部"带病提拔"的根本原因。干部提拔权力集中化的原因在于,对党管干部原则的理论误读、民主集中制在实践中的扭曲,以及在干部制度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用人权力民主化是消解干部"带病提拔"的基本途径。干部提拔权力民主化既要解放思想,纠正对党管干部与民主集中制的错误认识,不断培育和增强民主意识,更要健全制度,尤其是完善干部提拔中的民主制度与监督制度。     

乡村贫困退出治理异化及其原因探析——以黔西南B村为例

通过对黔西南贫困村庄B村的调研发现,以完成脱贫指标为导向的乡村贫困退出治理呈现出技术性"被脱贫"、乡村精英对脱贫过程全控制、向上负责与向下脱离等异化状态。这是因为:在制度基础上,扶贫资源项目化和压力型体制之间存在冲突,村干部自主脱贫的空间和能力受限;在结构环境上,税费改革后乡村权力结构发生变化,村干部转向策略主义的治理逻辑;在乡村文化上,贫困村民生存第一的逻辑及对精英的认同为其提供了土壤。这最终导致扶贫资源经济效益低下和政治上的乡村贫困退出治理内卷化。为此,应该转变单一加大扶贫考核力度以及增加扶贫资源输入的方式,进行更为综合的治理改良、提升村庄的治理能力。     

选举与代际传承的紧张:村干部二代的产生逻辑——基于对湘中Z村的观察

村干部二代并不是世袭父辈的权力,而是在现代民主制度框架内选举产生。肥水不流外人田,村干部首先会选择自己的子女作为村庄权力的继承者;家庭先赋性资本会让其在竞选中赢在起跑线上;打铁还需自身硬,德才兼备才能赢得村民的支持;女大不中留,男性在村庄权力代际传承中有明显的性别优势;得民心者得选票,村干部二代的当选从根本上说是村民选择的结果;朝中有人好做官,村干部二代的产生也离不开乡镇政府的支持与认可。     

乡村社会建设中的党群议事会

正目前,在村民自治的过程之中,存在着村两委被乡镇基层政府"准行政化"、村干部与村民日益"悬浮"等诸多方面的问题,乡村社会的自主性建设从某种程度上受到了抑制,社会自治能力没能充分彰显出来。这一方面导致农民对乡村两级组织的合法性认同不够;另一方面也带来治理成本的居高不下,诸多钉子户、边缘人群体的崛起反制国家权力,从而带来政府权威的流失。面对当前乡村社会治理中的诸多问题,十八届三中全会重点提出了加强社会建设的战略部署,一方     

村干部腐败案例分析——以广西为例

发生在村民身边的村干部腐败现象,直接损害了村民的切身利益,降低了人民群众对整个制度和政权的社会认同度,破坏了党和政府的声誉与形象。针对广西村干部腐败案例的分析,不难看出当前村干部腐败呈现出手段多样化、犯罪主体多元化、"小额工程"腐败增多等新特点。部分村干部思想蜕变、村干部在村民中的强势地位、上级部门对村干部监督缺位、村干部腐败案件的查处难度大是导致村干部腐败的主要原因。因此,要根据广西农村的实际情况,探讨相应的治理对策,保证国家惠农政策在广西农村的落实。     

责任与问责:填补权力制度体系的要素空白

《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的制定实施是中国权力制度体系建设史上的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制度理论、公共选择理论、责任政府理论都十分重视责任及问责要素在权力制度体系中的重要性,认为建构权力制度体系必须要同时考虑权力和责任两大要素,且最优的选择是实现权力和责任的对应。制定实施《问责条例》有三个方面的重要意义,即:填补了我国权力制度体系的要素空白,会显著提高我国权力制度体系的科学性和有效性;是克服一些老大难问题的"利器";是消解"官本位"文化的良药。《问责条例》有三大亮点,即:从最核心的公权力机构即执政党开始问责,会对我国责任政府建设起到极大的示范和推动作用;问责制度理念先进、原则科学;内容既短小精炼又不失制度元素的完备性。《问责条例》的主要短板是执行环节,应当充分吸取"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问责落空的教训,尽快实现问责的制度化转型。     

村干部竞选者的竞选动机及特点——基于需求ERG理论的实证研究

基于需求ERG理论与适应性行为理论,研究讨论了我国现阶段参与村干部选举中的竞选者动机,并根据事实驱动的研究策略,构建了参与村干部竞选的竞选动机量表,分析了现阶段我国村干部竞选者的竞选动机特征.研究表明,村干部竞选者参与竞选主要包括社会关系、经济收入、权力权利、公共服务和跟风盲从等五种动机.研究发现,从村干部竞选者整体来看,最重要竞选动机是对社会关系的追求,其次是对经济收入和权力权利的追求,对公共服务和对跟风盲从的追求显著低于前三者;从村干部竞选者个体来看,基于性别、年龄、教育、收入、工作经历等不同的需求各异的竞选者竞选动机各有不同.研究丰富了我们对村民自治参与的认识、农民政治参与的认识,为村庄选举制度的完善提供了理论依据.     

发挥大学生村干部在“美丽乡村”建设中的作用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提出建设"美丽中国",推进农村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乡村,农业部决定于2013年组织开展"美丽乡村"创建活动。建设"美丽乡村"是建设美丽中国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新要求,大学生村干部是"美丽乡村"建设的现实实践者,大学生村干部在"美丽乡村"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要发挥大学生村干部在"美丽乡村"建设中的作用就要有现实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