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欧气候变化政策差异与合作前景

欧盟和美国是全球气候变化治理最重要的行为体,双方气变政策取向以及竞合态势对全球气变治理趋势有重要影响。拜登执政以来,美国在气候政策上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积极姿态,美欧在气候政策上趋于协调与合作,有望给全球气变治理注入更多动力。然而,美欧长期以来在气候变化相关经济利益、国内政治环境以及外交与安全层面认知上具有结构性差异,因此双方在气候变化的治理方式、目标、决心、意愿方面分歧明显,这将限制双方合作程度,双方气变政策趋同性也面临不确定性。中国应积极谋求气候合作机遇,同时妥善应对与气候变化相关的地缘政治和发展权益挑战。     

奥巴马政府的气候政策分析

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以及由此引起的国际气候博弈是当今各国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的美国，奥巴马政府在气候政策上采取了一些积极的措施，力图重塑美国在全球气候治理领域中的领导地位。奥巴马政府的气候政策既存在诸多机遇，同时也面临着多重挑战。中国作为发展中的排放大国，应对气候变化是国家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在国际层面，中国要积极开展全球气候外交，参与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新机制的创建。     

拜登政府气候外交战略：动因、进展与制约因素

拜登政府上任以来，将应对气候危机作为内政外交的优先议题，对内推行气候新政，对外实施积极的气候外交战略，以此促进美国经济社会整体绿色转型发展、维护美国国家气候安全、恢复美国的国际信誉和全球领导力。在全球层面，美国重返《巴黎协定》，发起“领导人气候峰会”，在联合国及七国集团等多边平台推动气候合作；在区域层面，美国将“印太”地区作为推进区域气候外交的重点，充分利用四方安全合作机制、“印太经济框架”、美国—东盟合作机制等小多边平台，提升“印太”地区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在双边层面，美国以欧盟为重点加强同盟友之间的气候能源合作，同中国、印度、南非、印度尼西亚等新兴市场国家开展气候外交。拜登政府的气候外交战略对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促进绿色经济发展带来积极作用，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全球气候治理领导权之争，可能引发新一轮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并使大国“绿色竞争”更为激烈。需要注意的是，拜登政府气候外交战略面临国内外诸多挑战，国内党派分歧、地方政府反对等因素或阻碍美国履行气候变化国际承诺，美国同中国、欧盟等大型经济体之间的关系复杂演变也可能会制约其开展气候外交行动。     

特朗普政府的美国气候政策走向分析

美国气候政策的演变存在时代特征。从老布什、克林顿、小布什,再到奥巴马,美国气候政策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波动。奥巴马上台后,矢志打造"环保主义总统"旗号,将气候变化议题提到战略高度,通过大力的国内改革和积极的国际努力,一定程度上塑造了其气候政治遗产。然而,特朗普在2016年美国大选中的胜出,及其对气候变化的态度和对化石能源发展的热衷令美国气候政策走向面临较大不确定性。可以预期,特朗普的气候政策将面临来自正反两方面因素的压力,其如何权衡将决定美国未来相当一段时期美国气候政治的基调,并将对中美合作以及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产生较大影响。     

美国气候战略及中美气候合作北大核心

当前全球气候危机加速演进,气候变化与国际战略深度融合,全球气候治理进入大变局和秩序重塑的关键时期。美国拜登政府重启气候新议程,将气候变化议题提升至美国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的中心地位,其战略目标是在全球气候权力重组、气候安全体系重构、气候治理秩序重塑中争夺主导权,拜登政府的气候战略框架已基本成型。统筹应对美国气候战略竞争风险和深入推进COP26后中美气候外交,关系到国际安全体系与全球气候治理新秩序的构建。中美唯有良性互动、拓展合作空间才能维护国际安全及人类在21世纪的可持续发展。     

气候变化与美国国家安全:美国官方的认知及其影响

气候变化的影响超越它本身所带来的直接环境后果,对美国国家安全提出新挑战。美国官方对这一问题的认知从形成到发展,大体经历了酝酿、萌芽和完善阶段。促成美国对该问题的战略认知与政策实践的原因复杂,涉及国际社会的政治议程、美国国内的科学议程以及国会的影响等因素。当前,美国的安全体系不仅正视气候变化对美国国家安全产生的威胁,而且已经开始制定战略性方针不断将气候变化因素纳入该体系的战略规划和日常实践。在国际层面,美国已经开始谋求与其他国家就气候变化影响国家安全与国际安全的问题达成共识甚至采取行动。本质上,这是美国在全球气候谈判博弈中增加筹码的一个重要抓手,希望以此来影响和主导全球减缓气候变化行动。预计未来美国应对气候变化安全后果的政策走势趋强,将对美国气候政策、对外关系乃至国际格局产生重要影响,同时将给中国特别是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关系带来挑战。     

美国气候变化政策分析

美国为了维护其现实利益,在现阶段不会以承担温室气体强制性减排义务为代价来参与国际气候变化合作。从长远利益考虑,美国需要利用气候变化政策为其能源安全战略服务。在石油替代能源技术取得突破性进展后,美国可能调整其气候变化政策,在国际气候谈判中采取强硬立场。美国气候变化政策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政治压力和经济影响。     

俄罗斯实用主义气候政策探析

气候变化议题在今天的全球治理中居于核心地位。俄罗斯的气候政策对于全球气候变化合作的开展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气候实用主义"是当前俄罗斯气候政策选择的核心。本文分析了近年来俄罗斯"气候实用主义"的内涵特征、政策特点、选择动因以及造成的影响。本文指出价值观、经济发展模式以及国际体系中的地位是决定俄罗斯实用主义气候政策选择的三个关键变量。这些变量通过观念、利益和身份的路径影响了俄罗斯气候政策的理念框架、国内偏好以及国际合作参与。对于气候变化起源的"怀疑论"、对碳氢能源企业的重点保护,通过气候政策对内增强治理合法性,吸引投资和技术以缓解美欧制裁是当前俄政府实用主义气候政策的突出特点。俄罗斯的这种气候政策为国际气候变化合作的加强提供了新动力,也为中俄区域合作开辟了新领域。但却难以弥合俄罗斯与美欧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根本分歧,也不会对俄罗斯依赖能源经济的发展模式造成实质影响。     

新安全视角下美国政府的气候政策

"人类安全"逐渐成为一种新的安全理念,环境气候问题等各种影响人类安全和福祉的非传统安全问题日益引起广泛关注。全球性安全威胁的严重程度则取决于治理框架的反应能力。包括气候政策、法律和机构在内的气候环境治理框架能够最大限度地削弱全球化冲突的根源,避免影响的发生或减缓其进程。奥巴马上任以来美国新政府能源、环境和应对气候变化政策出现较大调整,大力推动新能源法案来减缓气候变化。这一政策转向具有深刻的历史动因和政治基础,并将给美国经济复苏和美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带来压力,加剧美国对外贸易摩擦和削弱其在国际气候环境合作中的领导地位。     

特朗普政府初期美国军方管控气候风险及其行为逻辑

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国家安全界对气候变化形成比较统一的认识，即气候变化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潜在威胁。与这种认知形成、加深相伴随的是，美国的国家安全体系逐渐开始将气候变化因素纳入其战略规划与日常实践。特朗普执政后，美国安全政策中的气候因素不仅没有淡化或终结，相反，在某些方面或在某种程度上还有强化的迹象。但是，这种强化趋势却出现了新的变化，并通过以下两种方式突显出来：第一，军方对气候变化的侧重点从长期威胁转向近期威胁、从间接威胁转向直接威胁、从全球性灾难转向特定灾害。第二，军方应对气候变化的手段从减排和适应并重转向侧重适应。支撑上述变化的不仅是基于现实的安全利益考量，也是美国决策者内部的矛盾及调和使然。未来，预计美国军方的气候政策进程仍将持续，但是，美国军方的气候政策是否会产生“外溢效应”，进而向上传递到联邦政府决策，仍旧取决于政府与国会之间的博弈。     

奥巴马政府能源型国家塑造和中美能源关系

全球能源安全受到两个外部逻辑的制约:即基于地缘政治的权力逻辑,以及基于全球治理的建章立制逻辑。奥巴马第二任期以来,美国国内对于能源独立和革新的共识逐渐加深,能源型国家建设的经济基础出现积极变化。美国以能源利用方式的调整为中心,并在全球能源战略和地缘战略方面提出了具体措施,力图实现全球能源大国和气候领袖的地位,主导全球能源气候治理进程。奥巴马政府各方面政策以及美国能源革新等,都给全球能源政治注入新的动力。由于中国和美国在全球经济、能源和外交中都具有强大的综合实力,因此奥巴马能源型气候政策会给中美关系带来深刻影响。     

试析全球气候变化谈判格局的新变化

长期以来全球气候变化谈判以"南北格局"为主线,但是德班会议之后,发达国家希望通过"德班增强行动平台"把原有结构转化为"排放大国—排放小国"的格局,突出发展中大国的减排责任。"南北格局"、"排放大国—排放小国格局"的影响交互显现。从长远发展趋势看,围绕全球气候变化谈判格局转型的竞争将会成为气候谈判和外交中的主要线索,发展中大国既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也存在外交和发展空间。面对气候变化谈判格局的改变,中国气候外交对内维护团结、对外应对减排国际压力的任务将更加艰巨。     

拜登政府修复美国国际声誉的外交叙事

外交叙事是外交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关系到一国国际声誉的塑造、传播和维护。面对特朗普政府遗留下来的美国国际声誉负资产,拜登政府以“美国回来了”的拟人化外交叙事打造美国合群遵约的国际形象,试图通过相对温和、正面的外交叙事积极修复与欧洲盟友的关系,重构美国参与全球气候变化治理的外交叙事,为修复美国国际声誉进行话语铺垫。拜登政府的外交叙事对于美国国际声誉的修复具有一定的成效,但终究没能走出高开低走的既往套路。但是,由于拜登政府外交叙事自身内在缺陷、美国实力相对下降引发的位置焦虑、国内政治的持续极化以及“否决式政治”盛行,其运用外交叙事修复美国国际声誉的前景不可能完全遂愿。     

气候外交将成为中美战略合作新增长点

近年来,国际上召开了一系列与气候变化有关的会议,使气候问题成为国际关系中举足轻重的议题之一。在中美关系中,气候外交合作成为高层对话的重点诉求并被纳入中美战略对话的框架。美国奥巴马政府改弦更张,把气候外交作为其国家战略的优先考虑之列。中国政府也认识到气候外交的战略意义,无论面对国内形势还是国际压力,气候外交都不可回避。对中美气候外交现状进行分析,可以看到两国在气候外交领域的共识与分歧。通过对化解分歧的展望,两国有希望扩大共识,实现战略合作,使气候外交成为中美关系的新增长点。     

特朗普时期美国气候政策转变与中美气候外交出路

与奥巴马时期的"绿色型"国家定位不同,特朗普时期的美国气候政策呈现出"工业复兴"的特点,其不仅颁布了大量"灰色型"气候立法,重国内经济发展而轻国际气候合作,还宣布退出《巴黎协定》。作为"美国优先"国家政策下的产物,特朗普政府的上述举动不仅导致中美气候外交的利益互动模式失灵,使得中美气候外交的既有合作成果面临颠覆之危险,而且严重阻碍了中美气候外交预期目标的实现。对此,我国宜谨慎寻求中美气候外交的新出路,也即在立场上确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指导思想,坚持"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和各自能力"的基本原则;在方法上采取"协作共进"式的气候外交策略,提升我国的气候治理话语权,进而提出全球气候治理的"中国方案";在形式上以"一带一路"倡议为契机,加强中美两国间次国家行为体和非国家行为体的交流合作,倒逼国家层面的气候合作;在内容上以两国碳市场的连接为主要发力点,并以清洁煤炭技术合作为突破口和辅助手段,进而撬动中美气候合作与对话。     

拜登政府对华气候政策的竞争逻辑

气候变化是中美双方都有较高合作意愿的核心议题。与奥巴马政府相比,拜登政府却将更多的气候治理核心要素纳入竞争轨道。责任分配日益强调“对等”、“统一”;推进方式“胁迫”和“诱导”色彩浓厚;关键内容聚焦清洁技术产业并谋求脱钩。竞争逻辑凸显的目的在于:一是谋求气候治理领导权;二是彰显气候治理意识形态更好服务价值观外交;三是维持气候治理体系相对位置的落差。拜登政府的对华竞争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中国发展的外部环境和参与气候治理的角色,但近期和中长期都很难实现其服务战略竞争的核心目标。美国竞争性的对华气候政策不利于中美战略关系的稳定,也会妨碍全球气候多边进程取得类似《巴黎协议》的突破性成果。     

知易行难：奥巴马政府对非外交效应评估

奥巴马政府第一任期内明确界定了美国在非洲的核心利益,并试图从理念与政策两个维度对美国非洲外交做出变革性调整。然而,从美国在非洲的政策收益、非洲国家的反应以及全球治理的效力等三个方面来分析,奥巴马政府对非外交并未取得预期结果。然而,美国对非外交仍具有较强发展基础与较大提升空间,这给中非关系以及中美关系带来了挑战与机遇。     

特朗普政府“美国第一能源计划”及其影响

"美国第一能源计划"是特朗普总统执政后发布的美国国家能源政策的总体纲领,它既继承了奥巴马政府能源政策中关于加大本土能源与页岩油气开发、大力发展清洁煤技术以及将能源与环境保护政策相结合的部分,也明确提出取消奥巴马政府"气候行动计划",以及建立同海湾盟国积极的能源关系以服务美国反恐战略的举措。国内层面,"美国第一能源计划"将会有力促进美国本土石油产量的增加、推动煤炭产业复兴,对美国清洁能源产业的发展利弊同在;国际层面,美国将在国际石油市场价格机制中发挥重要作用,进一步推动全球石油市场向买方市场转变,并削弱石油输出国组织对国际石油市场的影响。美国退出"气候行动计划"预期将对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带来消极影响,但其整体影响有限。"美国第一能源计划"也将为中美能源关系的发展带来不确定性因素:一方面可能促进中美在环境保护和清洁煤领域的合作,拓展中国原油进口渠道;另一方面将会明显阻碍中美两国在气候变化领域的合作,为中美清洁能源合作带来某些干扰和阻力,并有可能使中国的能源贸易形势及能源地缘形势进一步复杂化。     

中日环境合作的历史与未来方向

当前,“减排规则”成为大国政治博弈的焦点,各国纷纷利用谈判、交涉等外交方式,处理和协调气候变化领域的各种国际关系及问题,更重要的是通过参与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国际博弈来实现特定的战略意图,在有限的资源和环境容量中为本国谋求更大的发展空间.日本的气候外交具有鲜明的实用主义特点,带有经济、政治、安全等方面的综合功能属性,突出体现为追求国家权力、实现国家利益,目标是构建亚洲气候规则,主导亚洲经贸秩序.     

特朗普政府的能源与气候政策及其影响

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后,基于“美国优先”的原则对美国的能源与气候政策进行了“全面且大幅度”的调整,其内容包括:振兴传统化石能源与核能行业、加速实现“能源独立”并扩大能源出口、降低对新能源的支持力度、打破美国能源和经济发展的气候规制约束.特朗普政府调整能源与气候政策的主要动因包括三个方面:特朗普及其执政团队在思想理念上怀疑气候变化的真实性,并且在利益上与化石能源企业关系紧密;力求促进能源产业工人就业并降低能源使用成本;致力于打造美国的国际“能源优势”.特朗普政府的能源与气候政策将对国际能源格局和气候治理产生深远的影响:美国加快成为全球能源体系中的重要战略棋手;世界能源市场在中短期内供过于求,能源投资赤字扩大,全球气候治理全面倒退,国际能源与气候政治更为复杂;中美能源贸易合作将取得进展,构成中美经济合作的新支柱,但气候治理合作却会陷入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