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空战争:国际安全的新视角

随着军事航天技术迅速发展,太空军事化已成为不可阻挡的发展趋势。太空军事化主要表现为两方面:导弹和反导弹系统的矛盾较量和卫星与反卫星武器的矛盾较量。这两对矛盾不断激化而且相互交错,构成了未来发生"太空战争"的主要物质基础。从20世纪50年代甚至更早,导弹与反导弹系统的矛盾斗争就已开始,特别是在60年代中期,美苏展开了旨在"确保相互摧毁"的以洲际核弹道导弹为中心的军备竞赛。为了应对进攻性洲际弹道核导弹的发展,美苏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相继开始研制和部署反弹道导弹防御系统。导弹与反导弹系统的矛盾较量从冷战时期一直延续下来,直至2017年"萨德"入韩在相关大国间引起激烈争端。1957年苏联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后,美苏迅速开始研制和发射军事卫星,卫星与反卫星武器的矛盾斗争也随之开始。1991年海湾战争中美国的军事卫星发挥了重要作用,以致这场战争被称为"最初的太空战争"。太空是在新科技革命强力驱动下发生深刻变化的国际安全战略新空间、新领域,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关乎国家安全顶层设计的太空军事战略课题。     

关于重建全球战略稳定的理论思考

冷战时期,以“反导条约”和核不扩散条约为标志的世界战略稳定,虽然主要适应了美苏争霸世界的需要,但对防止核武器扩散和爆发核战争,维护世界的和平、安全与稳定起了重要作用。冷战后,特别是美国宣布退出“反导条约”后,国际安全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谋求建立新的全球战略稳定是各国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从长远看,当前美国的极端单边主义安全战略没有出路。国际社会在平等和相互尊重基础上加强合作,才是确保世界战略稳定和各国安全的正确选择。     

科技革命与国际秩序变迁的逻辑探析

科技革命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源动力,也是推动国际秩序变迁的核心要素之一。人类历史上发生的四次科技革命均是以科学理论进步为先导、技术突破为表征的整体性革命。在人类科技革命发展的进程中,科技革命与国际秩序之间交织互动,推动国际秩序经历了欧洲百年均势、东西方冷战以及"一超多强"等数次变迁。为深入探究科技革命与国际秩序变迁的内在逻辑和运作机理,本文从科学家、国家和国际体系三个维度对四次科技革命逐一展开了分析,认为科技革命是导致国际秩序变迁的重要因素之一,但国际秩序反过来也会影响科技革命的模式。例如:在第一、二次科技革命中,首先是科学革命引发了技术革命,然后推动了增强主权国家综合国力的迅速增大,进而导致欧洲百年均势秩序的生成与崩溃,这是科技革命(A)直接推动国际秩序变迁(B)的模式,即A—B模式;在第三次科技革命和人类当前正经历的第四次科技革命中,无论是冷战时期的两极均势,还是后冷战时期美国主导的自由霸权秩序,都是国际秩序(B)直接推动科技革命(A)的发展模式,即B—A模式。总的看,科学家的身份认同、国家能力和国际规则与规范在科技革命与国际秩序交织互动过程中,是导致国际秩序变迁模式产生差异的主要原因。从这一意义上讲,当前中美两国之间的科技竞争无疑会为后疫情时代国际秩序的发展趋势提供新的动力、思路和启示。     

国际形势与西欧的外交—安全政策

当前,新技术革命方兴未艾,不同经济制度的国家都在进行结构调整或体制改革;东西方关系、南北关系以及北约、华约内部关系都在发生引人注目的变化;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也都在调整其全球战略,准备在21世纪进行综合实力的较量。因此,今后一、二十年,可能是国际力量对比最难稳定、国际关系处于重大变化的时期。这种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给西欧国家提出了一系列的严重挑战,要求它们共同在外交—安全政策上作出及时、有效的反应。西欧究竟会面临哪些重大的国际挑战?西欧国家在外交—安全政策上将共同作出什么样的反应?其前景如何?本文拟就这些问题作些粗浅的探讨。     

科技革命、产业革命及其影响

当前,关于新一轮科技革命、产业革命的讨论不绝于耳,其对全球经济乃至国际战略格局的影响更成为热门话题。但同时,与此相关的若干基本问题,诸如科技革命、产业革命的基本内涵及其彼此关系为何?目前是否已经确定正在发生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从历史发展看它们到底属于第几次?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革命的主要标志是什么?科技革命与经济复苏之间的辩证关系为     

90年代美拉关系的发展趋势

80年代以来,世界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美苏缓和加速,战后形成的美苏两极格局正向多极化发展;西方主要工业国家保持了一定经济增长速度,广大发展中国家则多被债务危机和经济危机困拢,经济停滞不前,南北差距进一步拉大。当前,一场以科技革命为先导的经济竞争正在世界范围展开,世界经济出现了向区域化集团化发展的趋势。在这种复杂多变的形势下,拉美各国正对其外交政策进行调整,美拉关系正在发生新的变化。     

论以色列核政策与核战略的特点和影响

以色列核政策与核战略的演变可分为3个阶段.当前其主要特点是发展"三位一体"的核力量结构,加强核武器的威慑力和实战能力;采取"核模糊"政策,既谋求核威慑,也规避"国际合法性"的问题;全力防止中东其他国家拥有核武器.以色列核政策与核战略的主要影响包括:拥有核武器有助于以色列的军事安全,但加剧了中东紧张局势;对国际核不扩散体系产生严重负面效用,阻碍地区核不扩散机制的建立;可能促使以色列的阿拉伯和伊斯兰邻国发展核武器,增加了中东地区发生核冲突的可能性.     

安全透镜：科技在安全议题中的过程与机制

科技的竞争与合作日益成为国家间互动的核心内容之一，它被视为影响国家实力对比、安全环境和对外行为的重要变量。大国对促进科技发展和保持科技优势的追求，促使科技要素与安全议题的关联度显著提高。将科技看作存在于各领域的“安全透镜”，根据资源和知识两要素的分享程度来界定不同行为体间的“科技—安全”互动，尝试发展出一种兼顾科技发展特征和各领域具体互动的整体框架，可以发现行为体之间在科技领域构成对抗、竞争或形成有限共享的合作关系。究其原因，领域的具体特征和特定领域的科技实力对比导致了领域的安全化以及行为体间科技互动的形成，美日20世纪80年代的芯片战和中法涡轴-16航空发动机研发合作分别是竞争型科技互动与合作型科技互动两种类型的典型案例。科技的发展更新也会使行为体间的互动类型呈现一定变化，出现一种“由安全化到去安全化”的共性趋势，国际空间站的技术进步及其民用转向促使美苏(俄)在该领域的长期合作可以验证这一趋势。     

美国在独联体地区策动"颜色革命"的三重诉求--兼论中俄在上海合作组织架构下抵御"颜色革命"的当务之急

美国在独联体地区策动"颜色革命"体现了三重利益诉求追求"绝对安全"、"扩展民主"和攫取区域内的油气控制权."颜色革命"直接导致俄罗斯对"变色国家"的影响力急剧下降,俄罗斯也成为美国策动新的"颜色革命"的潜在目标.俄罗斯与中亚国家已将上海合作组织视为抵御"颜色革命"的主要平台.中俄两国开始站在建立国际新秩序的高度来看待"颜色革命"问题.     

破碎地带与冷战后国际武装冲突

破碎地带仍然是深入认识当前国际武装冲突乃至全球安全局势的一个重要视角。冷战结束以来,国际武装冲突比较集中地发生在所谓破碎地带的地理空间,历史积怨造成"冲突-破碎化"的恶性循环,经济贫困和国内政权衰弱为冲突滋生蔓延提供了必要条件,国际政治的深层矛盾则成为冷战后破碎地带冲突加剧的驱动力量。国际政治内在逻辑的发展作用于破碎地带,并使主要集中于破碎地区的武装冲突充分反映出时代条件的特定变化;而破碎地带安全局势的演变,反过来也推动着国际政治尤其是地缘政治的深化发展。     

马来西亚技术发展战略的演变与评价——兼论R＆D发展模式的转变

技术进步是发展中国家经济持续发展的核心.本文主要探讨马来西亚政府技术发展战略的三次转变过程,从理论上分析金融危机后马来西亚技术发展政策演化的特征,指出近年来马来西亚研发模式的转变.     

日本企业研发机构的组织特征和运作方式分析

日本企业研发机构经过不断改编重组 ,逐步趋向完善 ,形成了研究人员知识多样、职历多方面、地位较高等显著特点。在运作方式上 ,尊重自由、自主 ,重视意会型知识的作用 ,做法独特。     

技术权威与数字时代的国际技术竞争

在国际技术竞争中，技术权威既非构建于利益交换关系之上，又不依靠强制胁迫的方式来维系，而是通过锁定技术发展轨道与治理规则路径赢得其他国家的自愿追随，由此形成非对称服从关系。技术权威可划分为知识型、监管型、辐射型与借力型四种类型，不同技术权威类型之间可通过技术跃迁与市场规模拓展来实现转换。在移动通信技术领域，拥有不同技术权威类型的国家分别通过实体路径、市场路径、制度路径与联盟路径参与国际技术竞争，借助技术领域中的锁定效应巩固其在国际技术竞争中的优势地位，直至出现颠覆性技术的突破。     

马来西亚电子产业技术进步模式的分析及启示

本文以马来西亚电子产业为研究对象,回顾了马来西亚电子产业的发展过程,着重探讨跨国公司引导下马来西亚电子产业技术进步的四种模式,并从其国内电子产业结构分布的角度分析技术溢出效果,最后总结了马来西亚电子产业技术进步的特点和对其他后发国家的启示。     

技术外包正在改变着印度

技术外包已经渗透到印度的每个角落 ,正在改变着印度 ,新德里因IT服务业正在向其郊区扩大 ;昔日肮脏贫穷的加尔各达正在变成电话呼叫中心和软件开发中心 ;华尔街的公司正赶潮流般地转移到印度。这是一幅欣欣向荣的画面 ,我们的邻居正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     

古代中韩文化交流探析

古代中韩文化交流源远流长,对双方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文学艺术、体育娱乐乃至日常习俗等各领域,都产生过深刻的影响,形成了很多相似的文化传统。在今后的文化交流中,中韩两国既要保持本民族文化的独特性,也要相互尊重对方国家的独特性,扩大双方的共同性。     

哈尔滨都市圈与“长、沈、大”都市群产业合作问题研究

在区域经济一体化和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背景下,哈尔滨都市圈与“长、沈、大”都市群加强产业合作具有客观必然性。在产业合作过程中,应坚持科学规划、合理分工;政府引导、利益驱动;规范管理、制度保证三项原则,并突出装备制造、北药、旅游和石化四大产业合作重点。针对哈尔滨都市圈与“长、沈、大”都市群产业合作所面临的一些观念性、体制性和制度性的制约因素,应采取树立竞合理念、加强行政区际基础设施建设、建立产业合作动力机制、强化政府宏观调控职能、协调东北四市发展规划以及建立富有权威的产业合作协调机构等措施,切实推进哈尔滨都市圈与“长、沈、大”都市群的产业合作。     

吉林省科技能力现状及其成长路径研究

科技能力供给的短缺,将迫使区域生产结构服从“短边规则”,保持低水平均衡,这对吉林省科技能力板块进行系统研究提出要求,吉林省科技能力现状及其成长路径的培养和识别将对区域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Always-Available Communication and Technological Distractions: Technology Use,Texting and Driving

Digital mobile communication tools have become cultural artefacts for everyday sociability. As technology use becomes pervasive in society, it brings many advantages for everyday social relations, but these benefits come in tandem with some disadvantages and unintended consequences. One such consequence is the tendency for people to be distracted due to technology use while driving. The focus of this study was to explore the prevalence of texting, making phone calls, and other technology use, such as adjusting or tuning dashboard music players or radios, while driving. Through a survey of drivers, roadside ethnographic observations of drivers, and interviews with traffic officers in Polokwane, Limpopo, South Africa,, the study broadly examined the social and cultural impact of technology and mobility with specific focus on technology use and distracted driving. The findings revealed a prevalence for texting and driving: 60 per cent of the participants reported that they have sent a text while driving; and 88 per cent acknowledged that they have seen drivers texting while driving. The study is significant considering the limited research on this social issue in South Africa, and it is also relevant considering that technology use and distraction portends the potential for causing road accidents.     

Constructing the EU’s high-tech borders: FRONTEX and dual-use drones for border management

FRONTEX has highlighted Remotely Piloted Aircraft Systems (RPAS) as affordable and efficient capabilities for securing the EU’s vast frontiers in order to further upgrade them into smart technological borders. In this regard,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EU’s strategy and rationalisations to develop dual-use technologies such as aerial surveillance drones for border management. By drawing on critical security and technology studies and by focusing on their functional technological efficiency, the article argues that drones are being normalised in a technological regime of exclusion at the border-zone. It further contends that high-end technologies such as drones introduce a military bias as security enablers in border surveillance and as a panacea for the consequences of failed policies to manage irregular migration. A closer examination of several EU-endorsed drone projects reveals a pragmatic and industry-driven approach to border security, underlining the evolving homogenisation between internal and external security and the imminent “dronisation” of European borde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