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中国的马歇尔计划?

"一带一路"倡议与马歇尔计划有根本差别,前者以共同发展为根本属性,以平等互利为原则,以务实合作为导向;后者本质上是一项政治与安全战略,美国通过附加条件的援助,开始了与苏联的冷战进程。此外,与马歇尔计划相比,"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将面临更多的挑战,不仅需要应对沿线国家多样化的利益诉求、更加复杂的政治和安全环境,还面临诸多域外因素的干扰。对于将"一带一路"倡议与马歇尔计划类比的提法,需要理性、区别对待,不宜将二者直接对立,因为从经济发展的逻辑看,二者的确存在共性,马歇尔计划也可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提供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     

“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中国的国际能源合作

中国的国际能源合作与能源安全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将从能源来源、战略通道、合作机制、基础设施等多个方面为解决我国能源安全问题提供有力支撑。"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的国际能源合作布局,有效避免了对某一国家或者某一地区能源进口的过度依赖。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不断推进合作,积极利用现有双多边合作机制,有力推动了区域与跨区域能源合作。"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油气资源丰富、资源国出口多元化和消费国进口多元化需求契合、炼油化工技术和建设施工能力较弱,为中国企业提供了大量新的合作机遇。但中国企业在能源合作环境复杂多变、大国因素的干扰、非传统安全威胁、合作国的能源政策因素等方面也存在挑战。论文最后提出了在新形势下对中国国际能源合作的战略思考。     

在中东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政治和安全风险及应对

在梳理既有文献的基础上,本文对在中东地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政治风险和安全风险进行了分析,并对如何应对进行了思考。在政治风险方面,本文主要从大国博弈、地区政治和沿线国家国内政治三个层面进行分析,并提出中国应加强中美相互理解与战略互动,避免介入地区大国地缘政治对抗,根据不同国家政治风险差异精准施策等对策。在安全风险方面,本文重点讨论了地区冲突和恐怖主义的安全威胁,并提出中国应客观准确评估中东地区安全风险,运用新安全观对中东地区进行安全塑造,创造性运用不干涉内政原则推动中东问题的政治解决,帮助中东国家增强安全能力建设,增强中国在中东的适度军事存在等对策。     

“一带一路”与中国的欧亚地区主义

核武器的出现使大国战争再无完全的胜利者。地缘经济竞争日益取代了哥伦布时代以来地缘政治竞争的优势地位,战后地区主义的蓬勃发展就是这种时代趋势的反映。"一带一路"是在欧亚权力对比和中国在东亚地区的地位发生有利于中国的根本变化的情况下中国政府提出的洲际地区主义合作倡议,其实质是一个经济地区主义合作机制,因此解决不了洲际安全问题,更不可能"超越"传统的地缘政治。对"一带一路"实质、局限、目标与效用评判标准均需细致的分析与界定,才能避免出现对其评价简单随意的倾向。地区主义与地区化应该彼此推进、相互为用,政府主导的地区主义必须以本地区的地区性水平为基础。中国应该塑造有利于"一带一路"发展的安全环境,从而打破"一带一路"沿线地缘政治的羁绊,推动其顺利发展。"一带一路"需要使长期愿景与阶段性目标、国家实力与政策设计、中国的主观愿望和沿线国家的需求相协调。     

“一带一路”沿线旅游合作空间格局与合作机制

"一带一路"的重大战略构想,是时代发展的新要求,是整合沿线各国旅游资源,推动旅游业发展的新视角。本研究从地理位置独特、旅游资源互补、历史文化互通和合作前景利好方面阐述了"一带一路"沿线区域旅游合作的基础,提出了由国际旅游合作走廊、国内旅游合作区、跨境旅游合作区和丝路国际旅游港构成的"一带一路"区域旅游合作空间格局。在现有多边合作组织的作用下,"一带一路"区域应在旅游政策、旅游基础设施、旅游交流、旅游投资和旅游客流等领域加强旅游合作,发挥并加强以政府宏观主导、旅游企业为主体、行业协会引导的积极作用,实施日常工作机制、政府协商机制、投资促进机制和应急处置合作机制。     

“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及其跨境非传统安全治理

"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是中国"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破解中国经济发展难题、维护国家经济安全、促进西部地区快速发展、维护边疆稳定、建立陆上安全通道以消解能源安全之虑、推动中国西部边疆地区乃至相关国家和地区现代化、世俗化,消除国际"三股势力"滋生土壤,以东方智慧消解美国等霸权国家的围堵、遏制,提升中国国际影响等,具有重要意义。但是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也面临着恐怖主义、大国地缘政治博弈、政治、经济风险与异质文化冲突以及其他各种非传统安全威胁。中巴两国需要共同努力,与周边国家乃至国际社会一起协力应对,才能有利于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的顺利进行,从而才能为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奠定基础。     

南亚地区恐怖主义的新态势、威胁与对策

南亚地区位于"一带一路"沿线的关键地带,存在大量活跃的恐怖主义组织,是恐怖主义活动频繁、恐怖主义事件多发的区域。恐怖主义对南亚地区相关国家之间关系及整个地区的稳定与发展产生着较大制约,对相关国家的主权、安全、稳定与发展构成了严重威胁,对"一带一路"建设构成了较大威胁。应通过多种方式采取积极措施应对恐怖主义威胁,这是维护南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保障相关国家的安全与利益的需要,也是保障"一带一路"建设顺利进行的需要。     

试论“中蒙俄经济走廊”的基础与障碍

美国通过TPP和TTIP在欧洲与东亚打造出全新的扩大版"经济北约",提高中国等新兴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贸易准入门槛。中国则推出"一带一路"的区域发展计划,以实现欧亚经济融合的目标。但由于"一带一路"的推行,面临恐怖主义与海盗袭击等地区安全的威胁,具有潜在的战略弱点。2014年9月,习近平提议建立"中蒙俄经济走廊",将俄罗斯跨欧亚大铁路、蒙古国倡议的"草原丝绸之路"进行对接。"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与"一带一路"战略构想是一个整体,作为"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起点,不仅能够"稳疆兴疆"、改善民生、调整国内经济结构、维护周边地区稳定,同时,对于推动"一带一路"的战略目标、推动欧亚地区经济一体化具有重大作用。2014年11月11日,习总书记倡议启动亚太自贸区一体化建设,决定出资400亿美元的丝路基金,为"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这一倡议可能会推动新亚太世纪时代的到来。     

论亚投行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中的金融支撑作用

"一带一路"战略是促进沿线国家、地区之间经济合作和交流,重构地区经贸格局,推动地区经济一体化发展的伟大战略和顶层设计。亚投行的成立及其金融支撑作用的发挥将助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推动地区经济发展。亚投行的建立可以带来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助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可以为未来人民币全球性结算、融资、储务和贸易提供便利和条件,扩大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之间的经贸交流与合作,实现亚投行同"一带一路"间的金融互动,促进亚洲地区经济的繁荣。     

共建“一带一路”开启中拉合作新愿景

拉美和加勒比地区从历史渊源、现实条件和远景规划上同"一带一路"倡议都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中拉合作坚持平等互利、合作共赢,在理念上与"共商、共建、共享"的丝路精神一脉相承,同"一带一路"倡议同频共振。拉美国家热烈响应"一带一路"倡议,中拉利用高层交往、整体合作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等平台,凝聚合作共识、描绘合作蓝图,推动"一带一路"倡议全面延伸至拉美。中拉共建"一带一路"符合彼此需求和利益,不排斥或针对任何国家,中国没有任何地缘政治考虑,不搞所谓战略博弈。中拉共建"一带一路"在短短一年多时间里取得积极成效,共建"一带一路"给拉美国家带来了发展机遇和现实利益,得到了国际社会和拉美加勒比国家的广泛认同和赞赏。当前,中拉共建"一带一路"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以高峰论坛为引领、各领域多双边合作为支撑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架构基本成型。中方将同拉美国家进一步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明确合作重点,着力加强全方位互联互通。     

亚投行——“一带一路”的核心

亚投行对推进"一带一路"战略及沿线国家能源合作的影响及意义无论怎样强调都不为过。一个身体要有心脏不停地输血才能存活,一个经济合作平台也需要一个可以不停地输血的"心脏"。就像身体存活需要流畅的血液循环一样,经济发展也需要高速运转的基础设施。"一带一路"战略要想顺利实施,必须有发达的物流系统。而这当中涉及的大部分国家基础设施或者较为落后,或者已经老旧,必须进行大规     

“一带一路”倡议下的海外投资法律风险对策

随着我国"一带一路"和"走出去"倡议的提出,海外投资法律风险已经成为海外投资企业不得不面对的问题。"一带一路"沿线由于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等背景的不同,所引发的法律风险类型主要有法律政策变动风险、政治因素法律风险、环境保护法律风险、知识产权保护法律风险和劳工权益保障法律风险;面对这些法律风险我国企业也并非束手无策,本文从如何转变海外投资立法指导思想、健全企业法律风险管理制度、完善我国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三方面入手,对海外投资法律风险进行化解,为我国"一带一路"倡议的顺利实施保驾护航。     

“一带一路”战略的国际争端解决机制研究

"一带一路"战略具有包容性、开放性、多元化和合作共赢的特点。妥善解决国际争端是成功实施"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保障。现有国际争端解决体系在适用于"一带一路"建设中存在机制不足、机制过剩和不相匹配等问题。建立"一带一路"争端解决体系,要充分利用全球性国际争端解决机制的平台,结合"一带一路"战略的建设理念和沿线国家的发展实际,通过双多边协商,逐步探索特色化的区域争端解决机制,并借助亚投行等区域性组织实现争端解决机制的体系化、制度化。     

“一带一路”防灾减灾合作:挑战与应对

推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防灾减灾国际合作不仅是各国的内在需要,也是建设"一带一路"的重要保障。然而,相关合作面临诸多挑战,一方面沿线国家的自然灾害呈现多发趋势,许多国家的承灾能力差,单凭一国之力难以应对巨灾冲击,另一方面沿线国家灾害管理水平参差不齐,国际合作基础薄弱。推进"一带一路"防灾减灾国际合作,应针对沿线国家自然灾害特征和灾害管理现状,合理搭建合作机制,发挥引导作用,吸引更多国家协同合作。     

“一带一路”与投资争端解决机制创新——亚投行的角色与作用

"一带一路"战略正深人推进,投资争端引发的矛盾也日益凸显。面对新形势,固有投资争端解决机制存在的弊端已完全暴露,无法满足"一带一路"建设的实际要求。同时,亚洲已成为全球直接投资的首选区域,但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却出现了大量失败的投资项目。基于此,为妥善解决可能由"一带一路"项目投资争端引发的争议,应尽快建立以亚投行为主体的投资争端解决机制。在该机制的实体规则构建中,需要充分考虑沿线国家的司法体制与环境,物化命运共同体理念,将沿线区域内我国国有企业与东道国之间发生的投资争端作为解决突破点,以期增强各方合作信任感,提升国际投资领域的话语权。     

怎样用好400亿美元丝路基金

1月20日,央行的2015年跨境人民币会议强调,要积极对接"一带一路"国家战略实施,对接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等各项金融改革。我国出资400亿美元成立丝路基金正是为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同时将促进资本账户开放和人民币国际化。丝路基金作为一个巨大的杠杆可以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400亿美元丝路基金不应做固态资金池,而只应是先期启动资金。要充分利用开发性金融特点来运作,除丝路基金外,可以考虑采用PPP模式来     

印尼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和反应述评

2013年中国政府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后,作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的重要国家印尼,其新任总统也提出"海洋强国"的施政理念。由此引发印尼社会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以及中印尼合作前景的强烈关注与讨论。本文聚焦印尼社会各界对"一带一路"的反应与讨论,从3个方面,即"一带一路"是中印尼合作的新机遇、"一带一路"是"威胁与控制"、"一带一路"可能引发印尼的社会冲突,来考察与分析印尼社会各界对"一带一路"的认知。本文认为以下3种观点值得关注:第一是印尼政府相关部门与相关利益群体对"一带一路"倡议抱有积极的认知与反应,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有助于中印尼合作与印尼发展;第二是知识界精英则普遍保持谨慎、怀疑甚至批评的态度,认为"一带一路"负面影响较大,是"新殖民主义扩张"的表现;第三,有学者警告关注中国在印尼影响的扩大与加深可能会激化一些社会矛盾。毋庸置疑,"一带一路"为中印尼合作带来新的机遇,同时也带来新的挑战,需要中印尼双方共同关注并采取切实有效措施,消除负面认知与影响,努力推动中印尼双方关系的全面发展。     

地缘经济视域下广东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战略框架

广东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关键问题在于如何把自身优势和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客观环境有效结合起来。当前广东的地缘经济优势构成广东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战略基点,并以此定位广东的三大战略指向。在目标的牵引下,构筑以珠三角为中心的地缘坐标体系,将其横向主线及纵向主线的全面整合作为广东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战略切入点,以海陆联动、生态平衡两大纵深为战略突破口,解析广东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实现路径。     

南海地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经济基础与政策空间

发展与东盟国家的经贸关系是中国在南海地区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经济基础。美国和日本以南海问题为抓手与中国展开区域战略竞争的政策为"一带一路"相关政策实践附加了政治与安全因素。当前,中国与包括越南、菲律宾等南海声索国在内的东盟国家商品贸易及投资关系的稳定发展为"一带一路"推进提供了战略可能性。然而,中国与东盟国家经贸关系的单向顺差和直接投资不足等问题也限制了其经济政策转化为良性社会政治效应的拓展空间。在"一带一路"推进过程中,中国国内产业升级与中国—东盟商品贸易结构的平衡将使中国得以拓展南海地区经济政策的社会政治效应,并使该地区经济、政治和安全领域的多边合作机制愈加完善。     

中美南海博弈与“一带一路”倡议在东盟的推进

东盟是"一带一路"倡议推进的重点区域和优先方向。中国在东盟推进"一带一路"时面临的经济环境较为理想。但是,主要受南海问题的困扰,当前中国在增进与东盟国家政治互信和维护区域安全环境方面仍面临着挑战。美国对南海问题的介入离间了中国与东盟一些国家的关系、恶化了南海安全环境,因而增大了中国在东盟推进"一带一路"倡议时的战略压力。中国应多渠道入手来应对这一挑战。首先,中国应继续致力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其次,中国应以"一带一路"建设为契机全方位推进中国—东盟关系的发展;第三,在坚持以"双轨思路"处理南海问题的基础上,中国应积极开展与东盟国家的海洋合作并努力提供更多国际公共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