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变化与美国国家安全:美国官方的认知及其影响

气候变化的影响超越它本身所带来的直接环境后果,对美国国家安全提出新挑战。美国官方对这一问题的认知从形成到发展,大体经历了酝酿、萌芽和完善阶段。促成美国对该问题的战略认知与政策实践的原因复杂,涉及国际社会的政治议程、美国国内的科学议程以及国会的影响等因素。当前,美国的安全体系不仅正视气候变化对美国国家安全产生的威胁,而且已经开始制定战略性方针不断将气候变化因素纳入该体系的战略规划和日常实践。在国际层面,美国已经开始谋求与其他国家就气候变化影响国家安全与国际安全的问题达成共识甚至采取行动。本质上,这是美国在全球气候谈判博弈中增加筹码的一个重要抓手,希望以此来影响和主导全球减缓气候变化行动。预计未来美国应对气候变化安全后果的政策走势趋强,将对美国气候政策、对外关系乃至国际格局产生重要影响,同时将给中国特别是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关系带来挑战。     

新安全视角下美国政府的气候政策

"人类安全"逐渐成为一种新的安全理念,环境气候问题等各种影响人类安全和福祉的非传统安全问题日益引起广泛关注。全球性安全威胁的严重程度则取决于治理框架的反应能力。包括气候政策、法律和机构在内的气候环境治理框架能够最大限度地削弱全球化冲突的根源,避免影响的发生或减缓其进程。奥巴马上任以来美国新政府能源、环境和应对气候变化政策出现较大调整,大力推动新能源法案来减缓气候变化。这一政策转向具有深刻的历史动因和政治基础,并将给美国经济复苏和美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带来压力,加剧美国对外贸易摩擦和削弱其在国际气候环境合作中的领导地位。     

从气候变化到气候安全：国家的安全化行为研究

安全化是非传统安全问题形成的必经过程。在非安全领域的问题能够造成(潜在)威胁并已成为国际社会重要议程的前提下,国家所处的安全环境、本国独立维护安全能力所受威胁的认知以及国家与该问题起源地之间的地理距离,是决定该国是否将该问题安全化的主要因素。其中,国家有关自身独立维护安全能力所受威胁的认知是核心因素。英美两国在气候变化安全化上的行为表明:若某非安全领域问题具有全球性,那么国家与该问题起源地之间的距离可以等同于零。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国家安全环境受到较大威胁,那么国家认为其独立维护安全的能力也受到较大威胁,本国将该问题安全化的可能性增大。如果国家安全环境受到威胁较小,这将出现两种情况:第一,若国家认为其独立维护安全的能力未受较大威胁,那么本国将该问题安全化的可能性小。第二,若国家认为其独立维护安全的能力受到较大威胁,那么本国将该问题安全化的可能性大。为了限制国家在安全化行为上的反复变化给全球气候治理造成的障碍,联合国可以通过发挥集体安全机制的作用促使气候变化"集体安全化"。     

拜登政府气候外交战略：动因、进展与制约因素

拜登政府上任以来，将应对气候危机作为内政外交的优先议题，对内推行气候新政，对外实施积极的气候外交战略，以此促进美国经济社会整体绿色转型发展、维护美国国家气候安全、恢复美国的国际信誉和全球领导力。在全球层面，美国重返《巴黎协定》，发起“领导人气候峰会”，在联合国及七国集团等多边平台推动气候合作；在区域层面，美国将“印太”地区作为推进区域气候外交的重点，充分利用四方安全合作机制、“印太经济框架”、美国—东盟合作机制等小多边平台，提升“印太”地区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在双边层面，美国以欧盟为重点加强同盟友之间的气候能源合作，同中国、印度、南非、印度尼西亚等新兴市场国家开展气候外交。拜登政府的气候外交战略对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促进绿色经济发展带来积极作用，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全球气候治理领导权之争，可能引发新一轮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并使大国“绿色竞争”更为激烈。需要注意的是，拜登政府气候外交战略面临国内外诸多挑战，国内党派分歧、地方政府反对等因素或阻碍美国履行气候变化国际承诺，美国同中国、欧盟等大型经济体之间的关系复杂演变也可能会制约其开展气候外交行动。     

气候安全与霸权护持：美国气候安全战略的全球推进

随着气候地缘对世界格局变迁影响的不断增强,气候安全逐步成为霸权护持的新型塑造变量,即霸权国以气候威胁识别与安全保障为抓手,全面提升自身在全球低碳转型中的军事、经济、制度和话语霸权。经过二十余年的气候议题安全化进程,美国已形成较为完备的气候安全战略。拜登政府将应对气候危机全面嵌入内政外交之中,通过多种路径推进其气候安全战略,包括凝聚盟友气候危机共识并启动北约气候安全框架;增强军队气候韧性以推进全球气候地缘敏感地区的军事部署;强化美国在绿色技术联盟与清洁能源供应链中的主导地位;提升自身在全球气候安全治理中的议题设置权与话语权;在“印太”框架下主导符合气候安全与人权规则的可持续基建标准等。但美国这种“国家安全至上”的全球气候安全拓展路径难以在国家安全目标和人类安全目标之间达成平衡,气候危机应对需要兼顾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权益,在“发展—安全”理念基础上推进平衡、协调、包容的全球气候安全治理新秩序。     

美国气候战略及中美气候合作北大核心

当前全球气候危机加速演进,气候变化与国际战略深度融合,全球气候治理进入大变局和秩序重塑的关键时期。美国拜登政府重启气候新议程,将气候变化议题提升至美国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的中心地位,其战略目标是在全球气候权力重组、气候安全体系重构、气候治理秩序重塑中争夺主导权,拜登政府的气候战略框架已基本成型。统筹应对美国气候战略竞争风险和深入推进COP26后中美气候外交,关系到国际安全体系与全球气候治理新秩序的构建。中美唯有良性互动、拓展合作空间才能维护国际安全及人类在21世纪的可持续发展。     

英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及其借鉴意义

英国是世界上较早开始对低碳经济进行探索的国家之一,在实践中形成了比较系统和完善的气候变化应对政策,该政策具有全面性、系统性和整体性特点,从宏观立法到企业行动,各种措施相互呼应.但是,其对外气候政策偏离了"共同但有区别责任"的原则,对发展中国家不利.如能从中汲取经验教训,中国一定能制定出符合本国国情的气候政策,为经济社会和环境协调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脆弱性视角下气候变化与暴力冲突的传导机制探究

气候变化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影响暴力冲突发生的可能性,但气候变化与暴力冲突之间的因果传导机制仍需要进行深入探究。作者从脆弱性的视角出发,探索从气候变化到暴力冲突的传导机制,基于复杂交织的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通过联系的独立性和多重性,分析了气候冲突的三级传导机制,并在此基础上强调了脆弱性在气候变化与暴力冲突复合传导机制中的结构性地位。文章从生态、经济、社会和政治四个方面对脆弱性进行阐述,并分析了其在气候冲突传导机制中的作用。气候变化是暴力冲突的一种外源性触发器,脆弱性作为社会内生性因素在气候冲突风险中发挥一种屏障作用。脆弱性升高将会造成国家对暴力冲突风险的屏障作用减弱,导致气候冲突风险显著上升。     

奥巴马政府的气候政策分析

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以及由此引起的国际气候博弈是当今各国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的美国,奥巴马政府在气候政策上采取了一些积极的措施,力图重塑美国在全球气候治理领域中的领导地位。奥巴马政府的气候政策既存在诸多机遇,同时也面临着多重挑战。中国作为发展中的排放大国,应对气候变化是国家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在国际层面,中国要积极开展全球气候外交,参与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新机制的创建。     

美欧气候领导权博弈背景下巴西亚马孙政策的转变

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美国与欧盟这两个关键的国际行为体围绕不同类型的领导权展开了激烈竞争。亚马孙地区治理是全球气候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美欧围绕全球气候治理领导权的博弈促使双方竞相在亚马孙问题上表态和介入。这使巴西对亚马孙地区的治理面临巨大的外部压力，迫使巴西的亚马孙政策从对抗外界干预、维护亚马孙自主权转向主动作为和积极开展多边合作，以增强亚马孙地区治理的合法性和灵活性。通过政策调整，巴西既维护了自主，又在国际社会得到一定范围的理解和支持，极大地提升了其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影响力，成为亚马孙地区治理的主导国和全球气候治理中的重要利益攸关方。美欧未来围绕气候领导权的博弈将长期存在，巴西也将持续面对美欧双方的共同施压。卢拉再次就任总统后，将联合气候立场相近国家，尤其是团结雨林国家，通过开展更积极的多边合作应对美欧的压力。从这一维度看，中巴双方在热带雨林保护方面具有广阔的合作前景。     

冷战后的越美关系

冷战后,经过艰难的谈判,越南与美国实现了关系正常化,之后两国关系快速发展。本文着重分析了在两国关系快速发展背后各自的战略意图及其对东亚格局的影响,并对越美关系发展的前景进行了展望。     

论卢布和外汇在俄罗斯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自俄罗斯独立以来,卢布汇率和外汇政策一直变化莫测。稳定卢布汇率,制定切实可行的外汇政 策,正确认识卢布、美元、欧元在俄罗斯经济中的地位。特别是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要发挥卢布对世界 经济的影响以及使俄罗斯尽快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重返国际大家庭。     

美国对国际核秩序的侵蚀与弱化

美国是国际核秩序的主要创建者、参与者和受益者，维持稳定的国际核秩序符合美国的安全利益。但是，出于战争制胜型核战略、意识形态、盟友关系、地缘政治等方面的战略考量，美国在维持、巩固国际核秩序的过程中，也对国际核秩序造成侵蚀与弱化。美国仍然把核武器置于其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位置，重视战术核武器的作用，研发低当量核武器和钻地核弹，模糊了核武器与常规武器的界限，降低了核武器的使用门槛，侵蚀了核价值观。美国追求绝对核优势，部署全球导弹防御系统，研发全球即时打击系统，违反国际核规范与印度进行核能合作，弱化核禁忌等做法，不利于大国之间的战略稳定性，破坏了核规范。在防扩散领域，美国一贯奉行双重标准，缺乏全局观念，对他国进行安全威胁，刺激了核扩散。为维护国际核秩序，美国应从维护全球和平与稳定的长远考虑出发，降低核武器在国家安全战略中的作用，减少缩小核武器的使用范围，停止部署全球范围内的导弹防御系统，放弃防扩散的双重标准，推动核价值观、核规范和核不扩散体制向着更加完善的方向演进，保证国际核秩序平稳、有效运行。     

美国对中越西沙海战的反应

西沙海战爆发后，美国采取不介入的立场，军事上不介入中越海战，外交上不支持任何国家对西沙和南沙群岛的领土要求。其主要原因是：其一，美国认为这两个群岛的主权归属难以确定；其二，西沙海战的交战双方是南越和中国，美国难以取舍；其三，美国已经自越南撤军，出于国内政治的考虑，不愿意也难以介入西沙海战；其四，从根本上讲，美国的国家战略决定其必然采取不介入的政策。美国关注海战后军事和外交局势的发展，同时采取措施，尽量避免其盟国与中国之间发生战事，以推行其反苏遏苏的国家大战略。     

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视阈下的中美关系50年

自1972年中美关系“破冰”以来,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视阈之内的中美关系经历了1972—1989年、1989—2017年以及2017年之后三个阶段。在这三个阶段中,制衡、塑造与争胜先后成为美国对华战略的逻辑核心。在第一阶段,美国对华的国家安全战略逻辑是“借重以制衡”,即借助中国来平衡苏联,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一度被美国视为“友好的非盟国”。在持续时间最长的第二阶段,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逻辑是通过“接触以塑造”,希望塑造中国的政治经济模式以及对外行为方式。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中国一度被美国视为潜在的战略伙伴。在2017年以来的第三阶段,美国试图通过“竞争以制胜”,防止中国的发展超越美国,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视阈内的中国以及中美关系全面转向消极。50年来,中美关系经历过两次转向和重构,目前第二次转向和重构仍在进行中。过去50年,中美关系总是关系到美国全局性国家安全利益的重大问题;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的涉华部分超越党派之争,有着较强的一致性和连贯性,很多议题和提法都长期存在,或者早有伏笔。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涉华议题的内容越来越多,也越来越丰富;中美关系的合作面和竞争面都有明显增长,但竞争面的比重大幅上升。     

US-Arab Gulf Relations amidst Regional and Global Changes

Abstract

The Arab Gulf has long enjoyed privileged relation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Being home to the world’s largest oil reserves, the US saw it in its strategic interest to keep Arab Gulf states in its camp during the Cold War. The relation developed over the years to include other areas of cooperation such as in the military, economic and even academic fields. However, many factors today challenge this relationship. In the face of the US’ evident retrenchment from the region, the Arab Gulf is showing more inter-GCC cooperation, and Saudi Arabia is trying to forge alliances independently from the US. At the same time, Arab Gulf countries are intensifying their lobbying efforts in the US.     

Present at the Destruction? The Liberal Order in the Trump Era

Abstract

The election of Donald Trump in 2016 sent shock waves across political classes globally and prompted debates about whether his ‘America first’ agenda threatened the 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 During his first year in office, Trump seemed determined to undermine the hallmarks of the 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 democracy, liberal economics 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So, are we witnessing the emergence of a “post-liberal” and “post-American” era? Four sources of evidence help frame – if not answer – the question: history, the crisis of liberal democracy, Trump’s world view, and the power of civil society (globally and nationally) to constrain any US President. They yield three main judgements. First, continuity often trumps change in US foreign policy. Second, the 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 may have been more fragile pre-Trump than was widely realised. Third, American power must be put at the service of its own democracy if the US is to become the example to the world it used to be.     

Assessing the reset: successes and failures in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s Russia policy, 2009–2012

Critics of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s ‘reset’ with Russia claim that it has failed to improve bilateral relations and has conceded too much to Russia at the expense of American interests. In fact, the reset has delivered significant improvements in key areas and established the institutional basis for continued cooperation in the future, benefiting both states. Although disagreements remain on several important issues including missile defence, 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 and democracy, the reset has been broadly successful on its own terms, which were always limited in scope and based on a pragmatic recognition of the limits of possible cooperation. Future progress is uncertain, however – obstacles include differences of national interest; the complicating effects of relations with third party states and the impact of domestic politics. A continuation of the pragmatic approach underpinning the reset represents the best chance for stability in the US–Russia relationship.     

美国国家反恐战略的分析框架与历史演进

美国全球反恐行动已持续近十八年，理解当下特朗普政府的反恐战略和未来走向离不开对美国反恐战略历史演进的梳理，而对三届政府反恐战略的比较则需基于统一的分析框架。美国国家反恐战略包括四个基本组成部分：对恐怖主义的威胁认知、指导反恐的基本原则、预设的战略目标和实施的政策手段。对比分析小布什政府、奥巴马政府与特朗普政府的反恐战略，特朗普政府延续了上一任政府持续收缩的全球反恐态势，具体表现为对恐怖主义的威胁认知更趋符合客观现实，“美国优先”的指导原则凸显了利己和激进的态度，预设的战略目标则相对具体和务实。在政策手段上，特朗普政府缩减反恐武力规模、减少外交关注和发展投入，但通过加大军事打击力度以向外界传达其反恐的强硬态度。以“美国优先”为原则的反恐收缩战略进一步表现出美国对全球反恐行动感到疲乏且失去信心，并以此为由试图摆脱原有约束美国对外行为的一系列因素。特朗普政府的反恐战略并不能使美国彻底摆脱全球反恐的尴尬境地，并将对全球反恐形势和国家间关系产生重要影响。     

美国选举安全问题:以2016年和2020年总统大选为例

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暴露了长期存在于该国选举体系中的风险,"选举安全"迅速成为当代美国国家安全与国土安全领域的重要议题。美国选举安全涉及网络安全、社会安全、政治安全与军事安全,体现出"复合安全问题"的特质。美国联邦与各州政府试图从降低关键基础设施风险、重建选民信任、减少部门壁垒以及填补机制缺失四个层面入手,系统性化解存在于选举系统的各类安全威胁。2020年美国大选期间,原有选举安全风险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但美国国家安全体制及文化与其选举安全体系的运行逻辑之间仍存在多层矛盾,特别是美国选举体系的产业市场与创新之间的矛盾、国家安全与"言论自由"之间的矛盾、"全政府"与"地方权"之间的矛盾、"网络自由"与"网络主权"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会长期存在,将使利益攸关方不断发生龃龉,阻碍相关政策深入推进,最终导致美国在选举安全治理上将一直面临难以克服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