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建交以来美国对华经济战略的嬗变(1979-2020)

中美建交40多年来,两国关系走过了一段非常不平凡的历程,大体上经历了战略协调、非敌非友、利益攸关及战略竞争四个阶段。中美关系不同阶段的性质塑造了不同的美国对华经济战略。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中美实力差距开始明显缩小。在此背景下,美国两党就美国对华经济战略展开了辩论,基本上一致认为,美国在经济上奉行的对华接触容纳战略并没有将中国嵌入到美国领导下的霸权体系之中,中国反而利用美国提供的战略机遇迅速成长为挑战美国霸权秩序的"修正主义国家",从而宣告了美国对华经济战略的失败。从特朗普政府时期开始,美国不仅将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者"及"修正主义者",而且还开始采取经济制裁措施来遏制中国的经济发展。当前,中美关系已经迈入战略竞争时代,美国已经将中国的战略角色定位为其霸权秩序的"战略挑战者",其对华经济战略的重心开始转向规制中国的经济竞争,旨在全面遏制中国的发展。美国对华经济战略重心的转变将会对双边关系的性质及未来发展产生深刻影响,也会对世界秩序的发展走向产生深远影响。     

美国智库对华战略构想的新内涵——以《更长电报:走向新的美国对华战略》为例

拜登执政后美国对华战略如何调整备受瞩目,美国一些智库则积极"兜售"相关政策主张,其中大西洋理事会发布的《更长电报:走向新的美国对华战略》匿名报告受到广泛关注。该报告反映出美国智库对华战略构想中区别于传统冷战思维的新内涵,在战略认知上更新涉华判断,臆想当前中国战略"脆弱点",批判特朗普政府对华"政治惯性",主张从外部瓦解中国;在战略目标上力推拓展核心利益、重塑国际秩序,强调"共同威胁"以重振霸权体系,旨在护持冷战后美国霸权地位;在战略布局层面,提出振兴国家权势和加强对华威慑、明确与华竞争合作界限并煽动意识形态斗争,以全面遏制中国。该报告肆意抹黑中国,错误界定中国国家利益,对中国充满恶意偏见和误判,其战略布局根本无法撼动中国大战略根基。值得警惕的是,该报告的部分战略与政策构想在拜登政府近期政策实践中已有体现,暴露出美国政治精英与知识群体在涉华政策方面具有很大程度上的共同认知。在中美战略竞争常态化下,必须厘清两国关系的"常量"与"变量",做好应对各种风险和挑战的准备,尤其维护好国家意识形态安全。     

美国对华全面战略竞争:本质、特点与内在紧张

拜登政府继续将中国定为“战略竞争者”并扩展了对华全面战略竞争,其根本目的是遏制中国发展,确保美国在全球的领导地位。拜登政府一方面通过国内投资和联盟战略来增强自身实力,并由此确保制度胜出;另一方面又以制度和价值观话语来推进国内议程,重振联盟和伙伴关系,实施地缘、经济和科技打压以遏制竞争对手。中国的“体系内崛起”以及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各国相互依存的加强决定了美国对华全面战略竞争必然存在内在紧张,并突出地表现在单极维持与多极趋势、资本逻辑与领土逻辑、全球主义与国家主义、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等的矛盾与冲突。同时,这种内生的张力也丰富了我们理解中美关系内涵、观察中美关系未来走向的视角。     

安倍治下的日本对华政策:从战略制衡到战术避险

日本的对华外交深受国际体系和中美日三角关系的影响。由于中美两个大国在全球层面的战略竞争加剧,以2017年为分水岭,第二次安倍内阁领导下的日本的整体对华外交政策经历了从"战略制衡"向"战术避险"方向的转变。在2017年以前,日本为了联美对华实施"战略制衡",在外交方面,以"印太战略"孤立中国;在安全方面,加强岛屿防卫能力和强化日美同盟;在经济方面,大力支持"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和对"一带一路"倡议持冷淡态度。在2017年以后,在中美关系的不确定性增大的情况下,安倍领导下的日本对华实施"战术避险"。在外交方面,加强印太战略的开放性、领导人互访和对华自制;在安全方面,继续强化国防上的内部制衡;在经济方面,有条件地认同"一带一路"倡议并对华展开第三方市场合作。展望未来,令和时代的日本将是一个拥有部分战略自主的中等强国,在日美同盟框架下维持与中国有距离的交往,力图在瞬息万变的国际政治角力中实现日本国家利益的最大化。     

美国拜登总统的国家安全战略思维

领导人的国家安全战略思维界定了本国的核心战略意图，并影响国家安全战略的制定及其实践。领导人的国家安全战略思维、策略手段信念与安全战略动员，能够塑造国家安全战略实践的政治过程。领导人所受结构约束的程度与战略情境的不确定性，是影响其国家安全战略塑造能力的重要因素。拜登对美国国家安全环境持有负向认知，将国家安全威胁来源主要界定为“挑战现状”大国与全球安全议题，并因此力图实现美国在安全、经贸与价值观维度优先的目标，进而倾向于采取低安全议题、价值观外交以及后发制人式与多边合作式的安全战略手段。拜登不仅在战略议程设置和安全团队结构中处于核心位置，而且当前美国面临复杂的内外部环境，也确保其得以高效输出自身的战略理念。通过将拜登对俄罗斯、中国的安全信念与当前美国对外政策进行匹配，可以验证领导人塑造安全战略能力的推论。系统分析拜登总统的安全观，并对理解美国外交政策和安全战略的现状与趋势以及思考中美关系的发展方向具有启示意义。     

拜登政府对华制度竞争的逻辑路径与结构效应

回归国际制度是拜登政府外交的重要特征之一，国际制度竞争也是其对华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国际议题属性干扰、国际议程载体控制、国际制度身份排斥、国际制度规则替代是拜登政府开展对华制度竞争的基本行为逻辑。通过以上四种策略，拜登政府拓展了中美竞争议题的利益动员范围，加速与中美战略博弈相关的国际议题上升成为国际议程，拉拢盟友和伙伴构建排除中国的小多边机制，并尝试通过重构相关领域的规则和技术标准，重塑更加有利于美国利益的国际秩序。对拜登政府上台以来在国际供应链、基础设施和高新技术领域的国际制度行为进行梳理发现，其对华制度竞争策略符合以上逻辑。拜登政府对华制度竞争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帮助中美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实现和平的战略竞争，但也使中美制度互动性质从合作转向全面竞争，制度互动方向从接触转向脱钩，将进一步加剧国际制度体系的碎片化和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失灵。     

构建新形势下中美关系的战略稳定

美国战略调整基于其对外部安全环境和其全球军事战略的全面评估，有着复杂的政 治、经济和安全动因，应对中国崛起并非美国战略调整的主要目标，更不是唯一目标。但是，从美国 加紧调整亚太军事部署的动向看，其中防范中国的意图也十分明显，如果说，几年前美国还把中国 界定为潜在“威胁”，现在则将中国不断增强的实力视为日益现实的“威胁”。美国战略调整将使中 国周边安全局势中的不确定性增加，相对平静局面极有可能出现波折和动荡，中美关系的战略稳 定将受到冲击。中美之间的战略博弈具有前所未有的广泛性和深刻性，并对中国大战略筹划提出 更高要求。为此应全面准确把握中美关系的时代特征，拓展战略合作空间，有效制衡和努力消解美 国战略调整对中国带来的战略压力，维护中美关系基本的战略稳定。     

拜登时期美国对华舆论态势评析

拜登上任后，美国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对华舆论战。这场旨在与中国进行“系统性竞争”的舆论战呈现出不少新特征：一是全政府性，即美政府各机关、各界政要全面参与；二是全舆论性，即美各类媒体、期刊、智库与NGO报告及公开发表的政府文件、文告等一起发声，成梯次配合态势；三是全西方性，即美与其西方盟友在对华舆论攻击方面协调默契、表现出空前一致性；四是全议题性，即反华议题包罗万象。美国对华舆论战恶化了美涉华舆论、决策氛围以及国际舆论氛围，成为对华决策难以理性化以及中美关系持续紧张的重要根源。     

美国国家安全认知的新视阈：人工智能与国家安全

人工智能作为一种革命性技术,正在从根本上变革国际社会的发展进程及方式。面对这一发展趋势,美国已将人工智能提升到国家安全的高度。人工智能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影响主要存在于三个方面:首先,人工智能是影响和塑造未来美国国家安全的核心变量。人工智能能够优化美国在国际政治格局中的力量配比,弥合并纠正美国社会内部的分裂和失序状况,并助推美国军事实力实现“跨越式”发展。其次,有效克服人工智能的负面效应是确保未来美国国家安全的关键。人工智能可能引发诸多社会和道德问题,其固有的缺陷也将增加战争决策的风险成本,还可能增加武装冲突的频率和强度。最后,美国强调中国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对未来美国国家安全构成严重“威胁”。中美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竞争已无法避免,美国认为中国正在试图“挑战”美国在高新技术领域的领导地位;为应对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对华遏制政策,中国应制定和形成人工智能研发以及应用规则和规范;通过制度化协调与合作来规制中美关系,努力避免“科技冷战”的发生。     

荚国对台军售与亚太安全战路调整

美国对台军售是其对华战略的一项重要手段,如何处理对台军售,体现了美国对中国崛起的认知倾向和战略考量。随着中国的日益崛起和美国战略重心向亚太地区进一步转移,对台军售在美国亚太安全战略中占有更加特殊的地位。未来,美国对台军售的侧重点将由确保制空权转向尽可能增加中国的军事行动成本,在此基础上加强与台湾的信息共享和军事协调。与此同时,将通过台湾问题与其他争端联系起来,促进周边国家与美国的安全合作,将传统的“轴心-辐条”模式转向一种集体安全网络,塑造亚洲版北约。加强对中国的防范。     

霸权的逻辑：美国亚太安全战略的多边转向

二战后,美国在亚太地区构筑起双边联盟体系,但近年来对于加强多边安全合作更为积极。美国近几届政府在亚太安全战略方面作出了重大调整,从奥巴马政府到拜登政府都在推动双边合作转向多边合作,而为何发生这一转变值得探讨。美国在权力优势明显时,倾向于采取双边合作;当美国权力优势缩小时,更加重视多边合作,其安全合作形式是接近于联盟还是相对松散的安全合作,则取决于外部威胁性质和内部分歧大小。美国亚太安全合作形式的调整取决于中美实力差距、外部威胁变化和成员国分歧,多边形式可以更大范围地进行国际动员,最大程度地维护自身的霸权地位。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多边安全合作拥有稳固的合作基础、灵活的多边形式和共同的身份认同,有助于美国调动战略资源和联合应对共同关注的威胁。亚太多边安全合作增强了美国的安全动员能力,冲击了亚太地区秩序,给中国带来较大的安全压力。但不同合作机制也面临合作程度不一、成员战略分歧和合作议题分散的影响,合作进程存在着不确定性。     

美国选举安全问题:以2016年和2020年总统大选为例

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暴露了长期存在于该国选举体系中的风险,"选举安全"迅速成为当代美国国家安全与国土安全领域的重要议题。美国选举安全涉及网络安全、社会安全、政治安全与军事安全,体现出"复合安全问题"的特质。美国联邦与各州政府试图从降低关键基础设施风险、重建选民信任、减少部门壁垒以及填补机制缺失四个层面入手,系统性化解存在于选举系统的各类安全威胁。2020年美国大选期间,原有选举安全风险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但美国国家安全体制及文化与其选举安全体系的运行逻辑之间仍存在多层矛盾,特别是美国选举体系的产业市场与创新之间的矛盾、国家安全与"言论自由"之间的矛盾、"全政府"与"地方权"之间的矛盾、"网络自由"与"网络主权"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会长期存在,将使利益攸关方不断发生龃龉,阻碍相关政策深入推进,最终导致美国在选举安全治理上将一直面临难以克服的困境。     

美印战略伙伴：进展、问题和前景

冷战结束后 ,美印关系的进展引人注目。通过 1998年后的战略对话和最高领导人的互访 ,以及 9 11后两国关系的转型 ,到今年年初双方宣布“下一步战略伙伴”倡议 ,双边关系进入一个新的高度。基于共同的价值和利益 ,华盛顿和新德里在经济和安全领域开展了前所未有的合作。但在双边关系不断升温的同时 ,两国在一系列国际问题上仍存在分歧。美印战略伙伴是暂时现象 ,还是会进一步走向战略同盟 ?这值得我们关注和准备必要的应对措施。     

美国对国际核秩序的侵蚀与弱化

美国是国际核秩序的主要创建者、参与者和受益者，维持稳定的国际核秩序符合美国的安全利益。但是，出于战争制胜型核战略、意识形态、盟友关系、地缘政治等方面的战略考量，美国在维持、巩固国际核秩序的过程中，也对国际核秩序造成侵蚀与弱化。美国仍然把核武器置于其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位置，重视战术核武器的作用，研发低当量核武器和钻地核弹，模糊了核武器与常规武器的界限，降低了核武器的使用门槛，侵蚀了核价值观。美国追求绝对核优势，部署全球导弹防御系统，研发全球即时打击系统，违反国际核规范与印度进行核能合作，弱化核禁忌等做法，不利于大国之间的战略稳定性，破坏了核规范。在防扩散领域，美国一贯奉行双重标准，缺乏全局观念，对他国进行安全威胁，刺激了核扩散。为维护国际核秩序，美国应从维护全球和平与稳定的长远考虑出发，降低核武器在国家安全战略中的作用，减少缩小核武器的使用范围，停止部署全球范围内的导弹防御系统，放弃防扩散的双重标准，推动核价值观、核规范和核不扩散体制向着更加完善的方向演进，保证国际核秩序平稳、有效运行。     

中国在朝鲜半岛的地缘安全战略分析

朝鲜半岛地处东北亚核心地带,是我国重要的战略侧翼。作为与中国山水相连、唇齿相依的邻邦,朝鲜半岛在中国的地缘安全战略中一直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冷战结束以来,朝鲜半岛的地缘政治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原来由美苏主导的两极格局趋向多极化,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大国相互竞争的局面,处于较弱地位的朝韩两国也不由自主地被纳入了周边大国的战略轨道,半岛形势空前复杂化。而两次朝核危机的爆发更使朝鲜半岛局势的发展跌宕起伏,波折不断。面对错综复杂的半岛形势,中国从"维护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这一战略目标出发,确立了以"对话和合作"为基本特征的安全战略,并积极推动朝核问题的和平解决,为缓和半岛紧张局势,维护东北亚地区和平与稳定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美国国家安全人才培养与高等教育的融合 ——以国家安全教育立法及其实施为例

美国出台《1991年国家安全教育法》,标志着美国国家安全教育政策的法制化取得了重要成果,而这一法制化的进程却并非一蹴而就。美国国家安全教育政策的法制化进程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直延续至冷战结束方告一段落,历时四十余年。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与同时期美国国家安全法律体系的不断完善相伴随,其间突破了联邦政府不得干预教育的立法困境,体现了立法者国家安全观念的重要转变,最终推动实现了美国国家安全人才培养与高等教育的制度融合。依据该法开创的“国家安全教育计划”是美国落实国家安全教育政策的重要举措,通过数据分析观察该计划的发展实际和实施成效,发现当宏观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转化为具体的国家安全人才培养举措时,虽然两端表现出较高的关联性,但是政策与行动之间的传导脱节和错位在所难免。该计划诞生至今,持续开展近三十年,为美国国家安全人才建设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也存在较明显的局限性,可以为中国做好新形势下高等教育范畴内的国家安全教育提供借鉴与反思。     

特朗普政府初期美国军方管控气候风险及其行为逻辑

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国家安全界对气候变化形成比较统一的认识，即气候变化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潜在威胁。与这种认知形成、加深相伴随的是，美国的国家安全体系逐渐开始将气候变化因素纳入其战略规划与日常实践。特朗普执政后，美国安全政策中的气候因素不仅没有淡化或终结，相反，在某些方面或在某种程度上还有强化的迹象。但是，这种强化趋势却出现了新的变化，并通过以下两种方式突显出来：第一，军方对气候变化的侧重点从长期威胁转向近期威胁、从间接威胁转向直接威胁、从全球性灾难转向特定灾害。第二，军方应对气候变化的手段从减排和适应并重转向侧重适应。支撑上述变化的不仅是基于现实的安全利益考量，也是美国决策者内部的矛盾及调和使然。未来，预计美国军方的气候政策进程仍将持续，但是，美国军方的气候政策是否会产生“外溢效应”，进而向上传递到联邦政府决策，仍旧取决于政府与国会之间的博弈。     

Obama's Legacy The Foreign Policy of the Late-Term Obama Administration

The year 2014 was a tipping point for the Barack Obama Administration-that was the year when it strove to forge a legacy of the Obama era but came up against challenges arising from major changes that were taking place internationally and domestically.The Administration was then focused on maintaining a fragile balance between creating this legacy and responding to these challenges.Obama stuck to his fundamental principles when dealing with overseas affairs,but he also came up with new responses.The dynamic balance struck between these two formed the basis of the global strategy of the late-term Obama Administration.The Administration's focus at this time highlights the dilemma it faced in forging a legacy.Further,the foreign policy of Obama and Trump are actually not so different;they both supported some degree of isolationism with a focus on domestic issues.     

日本开展对华合作的战略因素分析

20世纪80年代,日本开展对华合作体现为如下战略意图:从国家安全层面看,与中国的积极合作能够有效地遏制和抗衡前苏联的扩张,形成日、美、中对抗前苏联威胁的态势;基于经济战略上的考量,通过对中国现代化提供资金和技术合作,可以确保能源来源的多元化和进军潜力无限的中国市场;从情感因素方面考虑,日本政界人士对侵华战争中的罪行普遍抱有"负罪感",通过对华援助与合作的方式进行某种补偿,成为推动日本开展对华合作的促动因素之一。总之,对日本决策者而言,日本开展对华合作是贯彻和落实其综合安全保障战略的重要一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