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科技与全球金融治理体系变革：基于国际金融公共产品理论的再探索

金融科技发展正推动着全球金融治理体系的深刻变革,而国际金融公共产品理论则为厘清本轮变革提供了合适的分析框架。本文首先梳理分析了国际金融公共产品理论,进而从全球金融治理体系变革的技术性推动力和变革路径的视角,以中间阶段国际金融公共产品为剖析对象,尝试归纳和分析了金融科技发展背景下全球金融治理体系变革。研究发现,关联产品（joint products）激励作用得到增强;信息器物型国际金融公共产品供给存在“新老竞争”和“公私竞争”;制度型国际金融公共产品中的金融科技国际标准规则正在形成;观念型国际金融公共产品得到新发展,并引领国际金融实践。面对国际金融创新和全球金融治理的新形势,我国应该积极推动法定数字货币跨国使用,引领新兴经济体国家参与以国际清算银行为核心执行平台的治理体系,同时设立金融科技试验区以对接国际金融科技发展前沿。     

中国参与国际金融机制变革的进展及问题北大核心

目前,美国股市接连发生熔断以及新冠肺炎疫情等金融黑天鹅事件给国际金融稳定带来了巨大挑战。为应对全球金融风险,推进国际金融机制变革就成为国际社会的重要关切。近年来中国推动国际金融机制变革取得了一系列积极进展,包括推动金融稳定理事会完善全球金融监管框架;促进世界银行批准新的增资和份额改革方案;落实新开发银行扩员计划;扩宽亚投行和新开发银行在全球金融治理的合作新领域;加快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但是,美国金融霸权施加的结构性压力、西方国家对于新机制运营政策标准的质疑和新机制的金融公共物品供给能力较弱等问题也是中国面临的主要现实挑战。展望未来,中国应当在继续促进世界银行和IMF份额改革、完善新机制的政策标准和监察机制建设、推动全球金融治理新理念落地化和发挥新机制在全球金融公共物品供给上的增量改革效应等方面积极作为,从而有望将国际金融机制变革推向一个新的台阶。     

国际金融安全观的演进与评估

国际金融安全是全球化进程中的重要安全议题,也是当前国际秩序转型期全球治理的重要议题。国际金融安全具有主客交融的属性,既涉及物质层面的客观威胁,又涉及观念层面的威胁认知。金融安全研究的三种基本逻辑是权力竞争、利益互动和安全建构。从全球金融治理的视角可以将国际金融安全观界定为核心治理主体对国际金融风险的来源和性质的认知。风险来源和风险性质是国际金融安全观的两个核心内涵,分别对全球金融治理的层级和模式产生重要影响,并由此形成了一个识别国际金融安全观的理论框架。基于这一框架,二战结束以来国际金融安全观的演进主要经历了货币体系安全观、“完美市场”安全观、微观审慎安全观和宏观审慎安全观四个阶段,它们在风险的来源与性质以及治理的层级、逻辑、模式弹性与效力等维度存在较大差异。在当前国际金融体系下,国际社会的金融安全意识在弱化,大国间的金融安全观分歧和竞争正逐渐侵蚀全球金融治理的共识基础,国际金融安全面临的不确定性风险增加。     

包容性国际金融体系与中国策略选择——国际货币权力结构视角

在中国新一届政府进行外交大战略布局之时,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九次峰会上强调建设包容性国际金融体系,这对迟滞的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建设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国际金融体系需要对货币权力、国家间货币关系的演变规律有着深刻的认识。通过国际货币权力的结构分析框架,深入分析中国金融外交战略与人民币国际化战略的演变,为中国将国家实力转化成货币权力及建设包容性国际金融体系带来有益的启示。     

当前二十国集团的机制化困境及应对之策北大核心CSSCISSCI

为应对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二十国集团(G20)峰会开始成为国际经济合作的首要论坛,由此拉开了全球经济治理变革的序幕。然而,受金融危机以来国际关系一系列新趋势、新特征的影响,G20自身的机制化困境也日益显现,成为其成长为"全球经济治理新架构"的重要制约因素。G20给崛起的中国提供了推进国际治理体系和平转型的抓手,中国应当充分利用2016年作为G20主办国的机会,努力推动G20的机制化建设,为和平发展事业创造有利条件。     

均衡困境与金融安全：国际货币制度变迁及问题

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和对金融安全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为国际货币体系的制度变迁创造了强大的外部动力,并使之成为二十国集团(G20)主导的全球金融治理改革的核心议程之一。随着危机影响的逐渐消散,国际货币体系改革陷入了"均衡困境",即国际货币体系的制度变迁在达到或持续趋近于最优状态之前,便停滞于某种相对稳定的状态,危机所创造的变迁动力逐渐减弱,主要国家行为体继续维持、接受或无力独自改变既有国际货币体系。在此均衡困境下,国际货币体系存在已久的诸多问题依然没有解决,主要包括主权货币充当国际货币的相关问题、汇率制度多样化以及随之而来的汇率波动和汇率失调、国际收支调节不力导致的宏观经济失衡、国际货币组织低效等。从国际货币制度变迁与金融安全的角度而言,后危机时期的改革并未带来一个更加安全的金融世界。     

国际金融安全治理中的金砖路径

随着世界经济发展格局与国际政治权力结构之间的错位日益严重,在"新兴国家"的共同身份与追求金融安全保障的共同利益的双重基础上,金砖机制以国家组合的形式积极参与国际金融安全治理,向当前西方主导的金融安全治理格局发起了强有力的冲击。在全球层次,金砖国家以二十国集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多边组织机构为框架参与国际金融安全治理并谋求更高的权力地位;在区域层次,金砖国家成立了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构建金砖外汇储备库等新的金融机构和金融机制以深化成员国内部的金融安全合作;在双边层次,金砖国家通过本币互换等形式提升货币安全。金砖国家金融安全治理合作的顺利开展,需要一个更有效的国际机制作为保障。然而,金砖机制中存在着成员特质差异、政治嫌隙明显、议题实施艰难、国际风险巨大等诸多障碍,使其在内部难以避免制度性缺陷,在外部难以保障金融安全,这就需要金砖国家采取更加积极的作为加以克服。作为金砖机制的主导国,中国一方面在经济外交新发展的历史阶段,需要借助金砖平台以展示实力、阐明诉求;另一方面,中国也能为构建治理水平更高的金砖金融机制做出贡献。     

东亚金融合作新走势与中国的路径

在东盟和中日韩的共同努力下，东亚金融合作取得丰硕成果。近年来，受到中美贸易战、新冠疫情、乌克兰危机、美国滥用金融制裁等因素影响，东亚金融合作呈现出积极适应外部变化的新趋势，特别是“10+3”成员国开始推动本地货币在跨境交易中的使用。东亚金融合作新动向主要受到国际货币体系变动和地缘政治博弈两方面的影响，东亚国家在外汇储备库、地区债券资本市场和本地货币上的合作，意在持续降低自身和地区的脆弱性，并非主要是内生驱动的金融一体化努力。鉴于现有制度安排为美国与东亚国家之间、中国和日本之间以及东盟与中日之间三组关系相互作用下的平衡选择，为维护地区金融稳定，中国应积极发挥引领作用，深化东亚金融合作、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为地区金融稳定创造良好的外部制度环境，同时积极谋划亚洲货币基金方案，为解决地区金融治理赤字贡献中国智慧。     

“一带一路”完善国际治理体系

2007年以来的国际金融危机以及欧债危机更加暴露了国际货币体系当中美元特里芬难题注定无解。在对国际货币体系存在的问题进行文献梳理和综述分析的基础上,在以中国为代表的整个发展中国家经济体在全球的经济格局中超越发达国家整体水平之后,寻求解决和避免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在美元为单一货币的国际货币体系存在特里芬难题无解的背景下,"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一呼百应,人民币国际化成为大势所趋,从人民币国际化来谋求以国际货币体系为代表的国际治理体系变革的政策建议。     

金融全球化、全球金融治理改革与国际金融安全*——基于信息科技革命的视角JP〗*

从本质上说,金融业是一种“信息密集性”或“信息敏感性”产业,对于金融全球化而言,信息技术进步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在信息科技革命引领和推动下,互联网与金融业相互融合,掀起了人类历史上第二次大规模的金融全球化浪潮。当代金融全球化迅猛发展对国际金融安全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新一轮大规模金融全球化、国际金融体系的巨大变化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新的国际金融格局与既有的全球金融治理框架之间的均衡逐渐被打破,既有的全球金融治理框架越来越难以适应信息科技革命条件下金融全球化发展和维护国际金融安全的要求。为更好地适应当代金融全球化条件下建立新的国际金融公共秩序,更好地维护国际金融安全的需要,以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为契机,国际社会揭开了全球金融治理改革的大幕。在国际金融体系和全球金融治理框架处于大变动和寻求新均衡的背景下,中国应抓住有利时机,以更加积极、主动的姿态参与和推动全球金融治理改革,坚持命运共同体理念,遵循责任、权力相一致和平衡的原则,倡导在全球金融治理中加强互联网的运用,为维护国际金融安全做出更大贡献。     

土耳其与二十国集团:角色、认知与政策特点

土耳其的多重身份与经济表现增强了二十国集团的合法性、代表性与治理效力;二十国集团也凸显了土耳其的重要地位,成为其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主要平台。土耳其将二十国集团视为其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提升国际地位的重要途径,支持推进全球经济治理改革,维护二十国集团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核心地位。土耳其的二十国集团政策既表现出新兴国家的利益诉求特征,又面临与发达国家保持政策一致性的外在约束。由于受到内外多重因素的制约,预计2015年二十国集团安塔利亚峰会将延续往届峰会特别是布里斯班峰会的基调,同时土耳其也将力争呈现自身的偏好与特色。中国作为二十国集团重要成员与2016年峰会的东道国,应积极参与安塔利亚峰会议程的制定,进一步推进全球经济治理。     

后金融危机时期中国参与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目标和路径——以中国参与IMF改革为例

在国际体系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状态下,一场由华尔街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加速了国际体系转型的进程。为了应对危机,全球主要经济体首次协商一致,采取共同应对政策。危机过后,如何反思现有的国际货币和金融体系存在的问题?中国的战略目标又是什么?本文主要以国际体系转型为基础,以IMF改革为例来探索中国应采取的路径和策略。     

后疫情时代全球金融治理体系建构与中国策略选择北大核心CSSCI

新冠疫情暴发对全球金融的稳定造成了严重影响,使全球金融治理更加艰难。疫情冲击下,全球金融治理面临着全球化割裂与全球金融治理包容性不足、集体性量化宽松政策再度泛滥、核心大国责任缺失以及国际金融组织效力不足等问题。依据全球金融治理的基础与约束条件,后疫情时代全球金融治理体系的建构要素包括治理原则准则、治理主体、治理效率和治理目标,建构层面主要体现在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方面。同时,寻求共同利益增强合作协调、加强政治信任与政治包容、改革国际金融机构和组织、发挥大国责任与担当是后疫情时代全球金融治理体系建构的重要途径。中国应该积极参与后疫情时代全球金融治理体系的建构,具体策略包括积极协调和处理同主要国家在国际金融领域中的关系、积极倡导合作共赢“命运共同体”理念、推动国际金融机构改革与新兴国际金融机构的发展、充分发挥实体经济基础的作用、促进区域货币金融合作以及推进对数字化金融的治理等。     

二十国集团伦敦峰会的成果与难题

继2008年11月华盛顿峰会之后,今年4月2日二十国集团首脑再次在伦敦聚首,共同探讨应对国际金隔危机之策。围绕着国际金融体制的改革,各种新旧力量激烈交锋,显示国际金融领域的新格局已初步显现。但本次峰会各方求同存异,从大局着手,取得了出人意料的成果,提出了包括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增资,加强国际金融体制等一系列方案。无疑这些举措将有助于提高全球金融信心,但能否起到立竿见影的功效,还须看其日后执行情况。     

The Deep-seated Influence of the Financial Crisis on the World Economic, Political and Security Structures

当前这场金融危机具有深刻的经济性和政治性根源合成、并发的特征,其影响将更为持久、广泛而深远.金融危机将全面启动新一轮国际金融乃至全球经济体系的改革进程,表现为全球金融体系朝着更加均衡、公平和综合方向改革的步伐加快,但全球金融/经济体系改革和过渡仍是一个长期而渐进的过程.金融危机推动了世界政治、安全格局的深度演变和改变国际政治议程的优先程序,对中国的对外关系提供了更多的战略机遇和挑战.     

人民币“入篮”与国际货币体系未来走向

人民币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特别提款权即“入篮”,是中国作为新兴大国崛起的必然结果.其背后也有中国对自身正当利益的合理诉求,即改革不合理的国际货币体系,参与完善全球货币金融治理、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制度担保,借助外力倒逼国内金融体制改革,并提升中国加快改革开放之承诺的可信度.人民币“入篮”将促进国际货币体系的多极化,未来国际货币格局更可能是“一超”(美元)、“两强”(欧元、人民币)、“两小”(英镑、日元)并存.为此,中国需要准确定位自身角色,广泛寻求深层共识,参与供给国际公共产品.     

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与全球金融安全机制构建:关联与问题JP〗*

国际货币体系是全球金融安全机制构建的制度基础,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分析其与全球金融安全机制构建之间的关联性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与全球金融安全网构建具有内在的逻辑关联。国际货币体系风险处置和危机应对功能使得全球金融稳定和安全具有了基础保障;国际货币体系对于流动性管理的重视和全球流动性管理机制建设有利于保持全球流动性的稳定;国际汇率协调有利于国际收支失衡改善和汇率基本稳定;国际货币体系改革还争取通过机制安排来弱化货币中心国的政策外溢效应;国际货币体系的治理结构改革是全球金融安全体系的基础保障之一。但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与全球金融安全机制构建面临着诸如国际货币体系安全的内生矛盾、全球金融安全体系短板、全球与区域金融安全网络的迭代以及改革泛政治化等问题。基于国际货币体系与全球金融安全的内在关联,应在促进布雷顿森林机构的改革、构建全球金融安全网、建立流动性管理机制、推进超主权货币建设、深化区域货币合作五个方面,推进全球金融安全体系的建设,保障全球金融稳定。     

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政治和安全格局的深层次影响

当前这场金融危机具有深刻的经济性和政治性根源合成、并发的特征，其影响将更为持久、广泛而深远。金融危机将全面启动新一轮国际金融乃至全球经济体系的改革进程，表现为全球金融体系朝着更加均衡、公平和综合方向改革的步伐加快，但全球金融／经济体系改革和过渡仍是一个长期而渐进的过程。金融危机推动了世界政治、安全格局的深度演变和改变国际政治议程的优先程序，对中国的对外关系提供了更多的战略机遇和挑战。     

从金融危机透视国际体系转型动向

发端于美国的国际金融危机不仅仅对全球金融、经济领域产生震动,也对国际政治、安全和社会发展等各领域产生深远影响,推动国际体系转型.中国并不主张推倒现行的国际体系,而是在国际体系的演进中发挥积极作用,实现中国的发展与世界发展的统一.     

全球化与国际金融货币体制改革

金融危机后,美国主导的"金融资本主义"受怀疑,贸易保护主义、货币多极主义、金融分权主义乃至资源国家主义渐成潮流;新兴经济体崛起,国际力学结构多维化,利益关系多样化,全球治理模式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以G20、"联合国气候大会"等更具广泛性、反映多重利益关系的全球治理机制及国际金融和货币体制改革日渐主导国际秩序基本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