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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货币体系是全球金融安全机制构建的制度基础,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分析其与全球金融安全机制构建之间的关联性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与全球金融安全网构建具有内在的逻辑关联。国际货币体系风险处置和危机应对功能使得全球金融稳定和安全具有了基础保障;国际货币体系对于流动性管理的重视和全球流动性管理机制建设有利于保持全球流动性的稳定;国际汇率协调有利于国际收支失衡改善和汇率基本稳定;国际货币体系改革还争取通过机制安排来弱化货币中心国的政策外溢效应;国际货币体系的治理结构改革是全球金融安全体系的基础保障之一。但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与全球金融安全机制构建面临着诸如国际货币体系安全的内生矛盾、全球金融安全体系短板、全球与区域金融安全网络的迭代以及改革泛政治化等问题。基于国际货币体系与全球金融安全的内在关联,应在促进布雷顿森林机构的改革、构建全球金融安全网、建立流动性管理机制、推进超主权货币建设、深化区域货币合作五个方面,推进全球金融安全体系的建设,保障全球金融稳定。     

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与全球金融安全机制构建:关联与问题

国际货币体系是全球金融安全机制构建的制度基础,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分析其与全球金融安全机制构建之间的关联性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与全球金融安全网构建具有内在的逻辑关联。国际货币体系风险处置和危机应对功能使得全球金融稳定和安全具有了基础保障;国际货币体系对于流动性管理的重视和全球流动性管理机制建设有利于保持全球流动性的稳定;国际汇率协调有利于国际收支失衡改善和汇率基本稳定;国际货币体系改革还争取通过机制安排来弱化货币中心国的政策外溢效应;国际货币体系的治理结构改革是全球金融安全体系的基础保障之一。但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与全球金融安全机制构建面临着诸如国际货币体系安全的内生矛盾、全球金融安全体系短板、全球与区域金融安全网络的迭代以及改革泛政治化等问题。基于国际货币体系与全球金融安全的内在关联,应在促进布雷顿森林机构的改革、构建全球金融安全网、建立流动性管理机制、推进超主权货币建设、深化区域货币合作五个方面,推进全球金融安全体系的建设,保障全球金融稳定。     

均衡困境与金融安全：国际货币制度变迁及问题

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和对金融安全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为国际货币体系的制度变迁创造了强大的外部动力,并使之成为二十国集团(G20)主导的全球金融治理改革的核心议程之一。随着危机影响的逐渐消散,国际货币体系改革陷入了"均衡困境",即国际货币体系的制度变迁在达到或持续趋近于最优状态之前,便停滞于某种相对稳定的状态,危机所创造的变迁动力逐渐减弱,主要国家行为体继续维持、接受或无力独自改变既有国际货币体系。在此均衡困境下,国际货币体系存在已久的诸多问题依然没有解决,主要包括主权货币充当国际货币的相关问题、汇率制度多样化以及随之而来的汇率波动和汇率失调、国际收支调节不力导致的宏观经济失衡、国际货币组织低效等。从国际货币制度变迁与金融安全的角度而言,后危机时期的改革并未带来一个更加安全的金融世界。     

中国金融崛起的国际环境与战略应对

新兴国家的快速崛起和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作为两股重要的力量,正在推动国际金融体系发生一场自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来意义最为深远的变革。未来10–15年,全球金融体系将出现如下变化：国际金融治理机制实现从八国集团到二十国集团的彻底转变,而二十国集团的根本缺陷将意味着一个制度更加虚弱的金融治理时代的来临;主权财富基金和信用评级公司将成为全球金融体系新的重要行为体,进而加剧国际金融市场上的权力冲突;国际社会将加强对资本跨国流动的监管,新凯恩斯主义将取代“华盛顿共识”,成为影响国际资本流动的主流意识形态;而国际货币体系将出现从“美元独霸”向“一超多强”的转变,新兴国家将加快推动其货币的国际化进程,国际货币的竞争将更加激烈。这个转变过程将充满各种新旧力量的争夺和竞争,从而导致全球金融体系的动荡和不安。与此同时,中国逐渐进入从贸易崛起到金融崛起的新阶段,并开始深度介入国际金融关系,因此积极维护自身日益扩大的国际金融利益和国际金融安全逐渐成为中国对外战略的重要内容。对此,中国应该借助当下国际金融体系变革的各种有利时机,采取积极的金融外交手段来提升自身的国际金融地位,夯实自身的金融安全保障,以实现大国金融崛起的宏伟图景。     

国际金融安全治理中的金砖路径

随着世界经济发展格局与国际政治权力结构之间的错位日益严重,在"新兴国家"的共同身份与追求金融安全保障的共同利益的双重基础上,金砖机制以国家组合的形式积极参与国际金融安全治理,向当前西方主导的金融安全治理格局发起了强有力的冲击。在全球层次,金砖国家以二十国集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多边组织机构为框架参与国际金融安全治理并谋求更高的权力地位;在区域层次,金砖国家成立了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构建金砖外汇储备库等新的金融机构和金融机制以深化成员国内部的金融安全合作;在双边层次,金砖国家通过本币互换等形式提升货币安全。金砖国家金融安全治理合作的顺利开展,需要一个更有效的国际机制作为保障。然而,金砖机制中存在着成员特质差异、政治嫌隙明显、议题实施艰难、国际风险巨大等诸多障碍,使其在内部难以避免制度性缺陷,在外部难以保障金融安全,这就需要金砖国家采取更加积极的作为加以克服。作为金砖机制的主导国,中国一方面在经济外交新发展的历史阶段,需要借助金砖平台以展示实力、阐明诉求;另一方面,中国也能为构建治理水平更高的金砖金融机制做出贡献。     

欧盟全球治理新思路及对中欧关系的影响

结合自身力量特性,欧盟曾形成了以“良政”为核心理念、以多边主义为路径、以大西洋伙伴关系为战略依托的全球治理战略.新兴力量崛起加速了国际权势转移,也重塑了欧盟的自我认知,推动其调整全球治理战略.欧盟全球治理新思路重视价值观与现实利益的平衡,重视多边主义的“有效性”、“功能性”和“互惠性”维度,力求在新兴力量和大西洋关系的平衡中推动全球治理.     

中国与南亚货币合作研究

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暴露出了全球金融治理方面存在的缺陷,凸显了二战后国际货币体系过度依赖美元的局限性。南亚作为"一带一路"建设推进的重点领域之一,与我国互联互通历史悠久。与南亚各国进行货币合作,不仅可以重构目前不合理的国际货币体系,还可以打造中国南亚利益共同体,维持区域经济稳定发展。本文首先分析了目前中国与南亚货币合作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其中可行性分析包含了宏观经济趋同性与经济冲击对称性的测算,其次分析了货币合作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最后就如何进行货币合作提出了具体构想和实施路径。     

亚投行的全球金融治理意义、挑战与中国的应对

由中国主导筹建的亚投行已经升级为当前全球金融治理领域最为重要的事件之一。"亚投行热"折射出的主要问题是经济问题政治化、区域问题全球化、多边问题双边化以及技术问题复杂化;其深层的内在逻辑是现行国际金融秩序的不合理性,以及除美国之外的全球各国推动国际金融秩序改革的强烈愿望与改革事实上的不可得性之间的尖锐矛盾,而并非所谓的中国影响力在亚洲乃至全球的扩张。亚投行对于全球金融治理的冲击更多地是观念层面上而非实际意义上的冲击,其全球金融治理意义则是增量上的改革以及对全球金融治理体系的贡献和改变。目前,中国应坚持从"细处着手、务实稳健"的亚投行战略,"利益交换、互惠共赢"、"由东至西、以海带陆"、"舍短求长、后发制人"应当成为这一战略的核心原则和主要对策。     

人民币“入篮”与国际货币体系未来走向

人民币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特别提款权即“入篮”,是中国作为新兴大国崛起的必然结果.其背后也有中国对自身正当利益的合理诉求,即改革不合理的国际货币体系,参与完善全球货币金融治理、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制度担保,借助外力倒逼国内金融体制改革,并提升中国加快改革开放之承诺的可信度.人民币“入篮”将促进国际货币体系的多极化,未来国际货币格局更可能是“一超”(美元)、“两强”(欧元、人民币)、“两小”(英镑、日元)并存.为此,中国需要准确定位自身角色,广泛寻求深层共识,参与供给国际公共产品.     

东南亚的金融地区主义

一、金融地区主义:概念与渊源传统的经济一体化理论的一个弊端在于它对货币、金融方面讨论不多,而这正是金融地区主义所面对的问题。那么,什么是“金融地区主义”呢?实际上,在国际文献中提得更多的是“货币地区主义”(monetary regionalism),而很少有“金融地区主义”(financial regional-ism)的说法。鉴于东亚地区开展的金融方面的合作不单是(甚至不主要是)货币方面的合作,本文将关于金融、财政、货币和汇率等方面的协调与合作称为“金融地区主义”。关于金融地区主义,并没有系统的或“规范”的理论,有的只是相对零散的学说,例如“最佳货币…     

改革开放与中国硬软实力的构建

改革开放是一场伟大的革命,不仅彻底改变了国家和民族的面貌,而且具有重大国际战略意义。改革开放既解放了物质生产力,也解放了精神生产力;既大幅提升了中国的硬实力,也增强了中国的软实力,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为了实现国家的全面发展,需要中国特色的硬软实力,而塑造和平和谐的硬软实力则需要永久的改革开放。     

分析汉越词异同与语言教学

中越两国山水相连，经过长期往来和经济、文化交流，大量的汉语词汇传到越南，被越南人吸收、融化、形成汉越词汇库，与越南民族文化联系密切。越南语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接受各国外语词汇，特别是汉语的一部分词汇已经被越化。大约60％的越语外来词汇有汉语的根源，其中25％的汉语词汇已经完全越化。在越南语中存在着大量的汉越词，汉越词汇变化发展涉及面相当广泛，     

越南对国有资本管理体制的实践与创新——以越南国有资本投资与经营总公司为中心

作为一支主权财富基金,2005年组建的越南国有资本投资与经营总公司代表了在政府授权下,以完全市场化原则投资与营运国有资本的新模式,是国有资本管理体制的重大创新。目前阶段,越投总公司是越南加快国企股份制改造和推进国有资本向战略性产业集聚的重要推手,以此优化国有资本布局结构并实现国有资本管理从混合模式向集中模式的过渡。长远来看,越投总公司能否成为像新加坡淡马锡那样备受信赖的机构投资者则还有待时间的检验。     

Terrorism and Democracy: Perpetrators and Victims

Most observers believe that the 'democratic rules of the game' provide a peaceful means for resolving political conflicts. This may be true but not all groups or even single individuals in democratic societies need play by these rules. This analysis uses two data sets: one that classifies most countries of the world based on how they were ruled in the mid-1980s, and the other on the frequency with which their nationals either perpetrated or were victimized by terrorists attacks,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errorism and democracy. The findings suggest that stable democracy and terrorism go together. An analysis of the data reveal that terrorist attacks occur most often in the world's most stable democracies, and that, further, both the perpetrators and victims of those attacks are citizens of the same democracies.     

Violence and terror and the extreme right

The author begins by examining Sprinzak's theory of ‘split delegitimization’ and finds that although it provides a persuasive account of why some extreme right groups become so radicalized that they perpetrate acts of terrorism and political violence, its major weakness is that it fails to explain the emergence and long‐term survival of mass parties of the extreme right. The article briefly surveys some of these mass parties and finds that there is no clear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electoral success of extreme‐right mass parties and the level of terrorism and political violence from small extreme‐right groups. However, the evident ambivalence of mass parties of the far right towards violence, and intensification of the propaganda of violence, racisim and xenophobia are clearly conducive to violence and Terrorism and Political Violence.     

中国与马来西亚的经贸关系：竞争性与互补性分析

自1974年中国和马来西亚建交以来,两国的经贸关系呈阶段性持续发展,尤其上世纪90年代后,两国经贸关系发展迅速,贸易紧密度不断加强。目前,马来西亚已经取代新加坡成为中国在东盟的最大贸易伙伴国,中国成为马来西亚的第一大进口来源地和第二大出口市场。无论是中国对马来西亚而言,或是马来西亚对中国而言,其重要性都不断提高。双方政府都致力于进一步加强相互之间的贸易、投资和经济合作等经贸关系,尤其随着2010年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建成,双方的经贸关系将更上一层楼。同时,双方也应正视中马经贸发展过程中仍存在的问题和可能面临的挑战。本文将就中马经贸关系的发展状况、竞争性和互补性、以及中马经贸关系中存在的问题和挑战进行分析。     

东亚领土与海洋权益争议及其政治经济含义

本文围绕中日两国领土与海洋权益争议主要案例开展研究,概述争议的演变,探讨演变的动因,总结争议演变反映的国家间及地区内政治、经济关系的变化,并在此基础上总结东亚领土与海洋权益争议在冷战后显现的新特点。与所谓国家在领土、领海权益争端上寸土不让、难以妥协的一般观点不同,本文认为国家间政治经济关系的性质( 良好或紧张) 对解决它们之间的领土、领海争端有重大关联。鉴此,文章对东亚领土、领海争端的最终解决持积极、乐观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