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类农村民间组织经济内循环自助模式研究——以山西永济蒲韩乡村民间组织为例北大核心CSSCI

综合类农村民间组织在乡村的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中发挥着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已经成为农村社会发展的趋势之一,但一些民间组织因受制于资金的短缺和组织资源的贫乏,发生了性质或职能的转向甚至解体。山西永济蒲韩乡村民间组织在实践中探索了综合类民间组织的经济内循环自助模式,其主旨和核心是,在坚持为乡村提供公共服务的方向、保障民间组织的自主性的基础上,以盈利版块的业务支持非盈利版块事务,以盈利和资金互助来提升和扩大公共服务,以公共服务的供给来扩大市场和赢得声誉。由此,实现了民间组织的盈利部门与非盈利部门之间的合作与共赢、组织与成员和在地村民的互惠和互利。经济内循环自助模式为解决综合类民间组织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样式和可供参考的思路。     

关于民间组织管理体制创新的思考

民间组织是社会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连接政府与企业、承接政府转移出来的职能、提供公共服务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已成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行业可持续发展的“催化剂”和“助推器”。在新的历史时期，党中央关于民间组织的指导思想更加清晰，关于民间组织的方针、政策更为全面，对各项工作的要求更加具体。     

政府应该思考如何与民间组织合作

政府与民间组织在共同治理社会的过程中是一种平等的“合作伙伴”关系。而要让民间组织发挥应有的作用，政府必须端正对民间组织的态度与认识，思考如何去与民间组织合作。     

地方政府治理创新中的民间组织——基于地方政府创新项目案例的研究

当代中国的民间组织是伴随着政治体制改革发展起来的,民间组织的发展对于地方政府治理创新具有积极的意义.从创新项目中可以看出,非政府组织在推动地方政府职能转移、协助政府进行基层社会治理、变革公共服务供给方式、降低政府成本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非政府组织在地方政府治理创新中的功能具有被动性、选择性、有限性与共生性等特点.     

民间组织与社会治理

由于国际和国内的社会构造和“治道”变迁的具体逻辑有所不同,所以在迎面当前中国民间组织成长和发育中遭遇的一系列瓶颈时,首先需要重新认识我国民间组织成长的社会背景和发育的社会形势,然后在社会公共治理的层面上逐一突破,积极发挥民间组织的治理功能。     

乡村社会建设路径体系构建研究——基于乡村振兴背景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一项系统工程，乡村社会在这一系统工程中居于主体和核心位置。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持续实施，乡村社会在乡村振兴中的主体性愈发凸显，而社会组织、公共服务、思想文化、生态环境、社会治理等社会建设路径要素在乡村振兴中的基础作用亦持续显现，成为支撑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和推动乡村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同时，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乡村社会建设面临一系列功能障碍，主要包括社会组织“内卷化”、公共服务“碎片化”、思想文化“离散化”、生态环境“低质化”、社会治理“悬浮化”，给乡村振兴战略的贯彻落实带来严峻考验。通过加强社会组织体系、公共服务体系、思想文化体系、生态环境体系和社会治理体系构建，探析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社会建设路径。     

发展民间组织 构建和谐乳源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不断完善，进一步深化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加速建立“小政府大社会”的进程逐步摆上重要的议事日程。近年来，乳源县加大培育民间组织的力度，促进民间组织的发展，积极做好培育和发展工作，发挥民间组织在构建和谐乳源中的作用，促进了各项事业的发展。乳源县的主要做法是：     

论乡村数字治理的运行机理：多元基础与实践路径

理清数字治理在乡村社会的运行机理,是运用技术之治提升治理效能的关键。农村社会结构的类城市化转型、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以及互联网技术的推广,带来乡村数字治理成长的多元基础。立足“数字技术-数字空间-数字信息”三位一体的理论架构,在浙江等东部乡村地区的实证调研发现,通过数字空间的治理,有效增益了乡村治理的主体力量,激活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重塑村庄公共性;通过数字信息的治理,助力基层政府实现对流动乡村的动态管理、公共服务的有效落地、群众合理诉求的高效回应等。数字治理推进基层国家政权建设与乡村自主性建设协同发展,促使基层治理灵敏高效,但其推广还要与村庄社会基础和内生治理需求相契合,不能一刀切。     

乡村数字治理的技术主义迷误及其社会性调适

在国家治理视域中，乡村数字治理承载着实现乡村“治理有效”乃至“善政良治”治理理想的社会期待。在这一背景下，认为数字技术能够“包打一切”的执念，逐渐在乡村数字治理的探索实践中显露出来。这极易导致人们对这一新兴治理模式中数字技术的功能和作用产生迷误。事实上，数字治理所裹挟的技术主义与乡村治理所内蕴的公共性价值之间，是存在内在张力的。这一张力，是数字技术难以深嵌乡村社会人情伦理以及人际关系网络的根源。如果不能恰切地对技术进行社会性调适，数字治理就会“悬浮”于乡土社会之上而难以真正发挥其正向功能。为此，在乡村数字治理的探索实践中，要关注其社会兼容度，并运用社会力量调适和超越技术主义思维的片面性，以纾解乡村数字治理的技术主义迷误问题，使之真正成为助力国家治理理想和乡村振兴目标实现的技术驱动和赋能工具。     

国家力量在乡村治理中的意义

<正>广大的乡村长期占据着中国基层治理的主体位置，如火如荼推进的乡村振兴在将乡村发展凸显于国家发展和民族复兴舞台中央的同时，又进一步突出了乡村治理在基层治理中的地位和影响。因此，在“基层治理的结构性困境与出路”的讨论中，乡村治理也就成为必须重点关注的对象。其中，国家力量在乡村治理中的角色定位，更是一个关键性问题。     

民间组织协同参与城市社区治理研究——基于北京市社区民间组织的调查

囿于政府在基层社会管理中的高成本与低效率,社区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给需要多元化的供给及参与主体,从而实现城市社区的协同治理。城市社区中,多种主体组织不断涌现,数量众多的社区民间组织具有使用资源少、适应环境能力强等特点,它与其他社区组织协同为社区提供更丰富的公共产品和服务,推动了社区公共利益的最大化,有利于社区善治的实现。本研究通过对北京市20个社区110个民间组织的抽样调查,从微观社区治理理论视角出发,研究民间组织协同参与社区治理的实践及对社区治理绩效的改善。     

政府与民间组织的合作伙伴关系及其建构

政府与民间组织的关系经历了政府扶持和组建、政治排斥、行政吸纳和政治嵌入的过程。在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背景和趋势下,通过财政资金的转移支付,政府与民间组织在公共服务过程中可以结成合作伙伴关系。公共服务外包、寻找合适的合作伙伴、加强合同管理是政府与民间组织合作伙伴关系的建构路径。     

村级公共治理与村级治理共同体——转型期中国乡村公共性危机及治理转向

我国农村发展已迈入乡村振兴的新一轮发展转型期，如何提升基层治理能力、重塑乡村公共性、激活村庄内生发展动力已成为学术界日益关注的话题。通过对村级治理能力的分解，研究指出当前羸弱的村级公共治理能力无力应对功利化、趋利性的底层行为逻辑，是加剧村庄公共性供给张力的主要原因。研究认为，以村庄公共利益为核心的村级治理共同体背后蕴含着“共建—共治—共享”的村级公共治理逻辑，通过提高村级公共治理能力推动乡村社会由“非均衡型”的分利秩序向“认同、参与、动员”的包容共享型村庄内生发展转换。因此，建议以利益共享为导向构建村级治理共同体，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提高村庄动员能力；以熟人社会为中介吸纳乡村精英、现代乡贤参与村庄公共治理，强化权威性社会认同，激发村庄参与能力；推动村级公共治理主体多元化、实现乡村共建，激活村庄凝聚力。     

数字乡村治理变革：结构调适、功能强化与实践进路

建设数字乡村已成为助力乡村振兴的重要途径,而数字乡村治理则是对传统治理格局与流程的系统性改革,理应放置在治理变革高度予以整体性反思。借助结构功能理论,立足“结构-功能”视角可从源头检视数字乡村治理的新动向与新表征。整体看来,数字乡村建设有效促成了乡村治理结构调适,涵盖“结构显性化”“结合性形态”“多任务并行”“便捷性回溯”等内容。在此基础上,数字乡村也凸显了更富现代化色彩的治理使命,强化了乡村治理的功能表达,发挥出数字治理在“任务公开”“资源节约”“效能提升”“沟通优化”等方面的积极作用。为此,结合数字乡村治理诉求,精心设计柔性数字治理结构、积极拓展数字乡村治理功能、探索推广多向度数字治理模式和有效激活主体高质量参与,都有助于进一步促进数字乡村治理变革。     

新农村建设中的农村民间组织发展研究

在共同治理背景下,研究新农村建设中农村民间组织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从农村民间组织的现状入手,依据是否具有合法性将农村民间组织分为体制内民间组织和体制外民间组织两大类型,并对其特征、运作模式和影响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四类农村民间组织即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农村教育(培训)、医疗、养老等民间组织,农村环境类民间组织和农民维权组织等利益集团等将构成新农村的准公共服务体系。而政策配套与民间组织自身的规范建设是新农村建设中农村民间组织的重要发展路径。     

贫困治理与乡村振兴的协同推进：时序、场域、制度与要素

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胜利之后，绝对贫困治理转向相对贫困治理，同时，党和国家的乡村振兴战略也在深度推进。在迈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新征程，贫困治理和乡村振兴任务交叠，中国化的“协同治理”理论在“三农”问题治理中具有了新的运用场域，贫困治理和乡村振兴形成了协同推进的逻辑关系和治理目标。在此，尝试将贫困治理和乡村振兴置于“协同”的语境，从时序相交、场域叠加、制度同构、要素同质等四个视角，分析贫困治理与乡村振兴协同推进的逻辑理路，既直面乡村贫困治理转型中更精细化和个性化的问题，又解决乡村振兴中乡村发展、乡村建设和乡村治理的多元性问题。     

在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中提升社会管理服务水平

<正>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和创新乡村治理，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现代乡村治理体制，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让农村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这一重要论述为我们做好乡村治理工作指明了目标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治理有效”是重要内容，也是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础和保障。     

“村网共建·便民服务”助力乡村振兴的株洲经验

<正>【调研背景】加快农村电网改造、提升供电能力，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基础保障。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统筹乡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布局，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持续加强乡村基础设施建设”“推进农村电网巩固提升，发展农村可再生能源”。这些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农村电力基础设施建设与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关系。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重要论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人民日报社人民论坛杂志社邀请国家发改委、国务院国资委、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和北京师范大学等单位的专家深入湖南省株洲市开展专题调研，总结和梳理国网湖南省电力有限公司株洲供电分公司（以下简称国网株洲供电公司）助力乡村振兴的成功经验，为推进全社会积极参与乡村振兴提供一个参考样本。     

永安市人大：“四个助力”主题活动，激活“一池春水”

<正>去年以来，永安市人大常委会在工作中探索开展人大代表“四个助力”主题活动，即“人大代表助力乡村振兴、助力城市治理、助力优化营商环境、助力教育发展”，构筑代表履职新平台和渠道，充分发挥代表主体作用，推动永安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以有效治理助力乡村振兴

正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也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基础。2020年12月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把"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作为重要内容,明确提出"创新乡村治理方式,提高乡村善治水平"。江苏农村地域辽阔,村庄类型多样。随着新型工业化、城镇化的加快推进以及农村改革的不断深入,农业生产方式、社会结构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变化,在促进农业发展、农村进步、农民富裕的同时,也给乡村治理带来一些新课题。当前,我们须立足新发展阶段,把乡村治理作为乡村振兴的有力抓手,以有效的治理助力乡村振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