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动司法与司法判决的公众认同——兼论司法公信力的提高

面对纷繁复杂的矛盾纠纷,法官应该能动司法,追求民意和司法判决的平衡,以提升司法的公信力,实现司法的政治效果、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的统一。能动司法有利于提升司法判决的公众认同度和实现法律价值。为进一步促进司法判决的公众认同,在实践中,应推崇走下＂神台＂的法官——倡导亲民式审判;了解道德习惯——探寻民意和司法判决的平衡;注重合理引导——恰当地行使释明权;打开判决过程中的＂暗箱＂——对判决理由据理说明,进而不断提高司法的公信力。     

这些年，官员最爱“秀”什么

8月30日，江西新余市网友@橙子loveyou发微博称，她和朋友去爬毓秀山，碰到市委书记刘捷在捡垃圾。十八大以来，官员的“亲民秀”明显升温，引起了公众兴趣，也引发各种争议。     

新媒体时代政府治理的“不适”与“调适”

以微博、微信为代表的新媒体时代,使得政府治理环境发生了很大转变.由此带来政治参与主体的大众化、政治组织形态的虚拟化、公众民意表达的碎片化、主流舆论传播信息弱化等诸多“不适”.面对这一窘境,通过塑造新媒体环境下政府治理崭新形象、提升新媒体环境下政府舆情监控能力、加强新媒体环境下政府法律法规建设、构建科学立体的网络舆情应急新体系等方式积极应对新媒体时代,不断提升政治治理的水平,实现政府治理的现代化.     

我国被问责官员复出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被问责官员“带病”复出带来的危害不可低估,它使行政问责制面临合法性危机,弱化了党的执政能力,降低了政府公信力,影响社会和谐。因此,如何科学地解决被问责官员复出问题,是完善我国行政问责制的一个重要方面,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分析目前我国被问责官员复出的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通过挖掘深层次的原因,找到解决被问责官员复出问题的优化路径。     

富人治村的社会吸纳机制及其政治排斥功能——对浙东先锋村青年农民精英治村实践的考察

浙东先锋村的个案说明,富人在治村实践中通过构筑公共权力结构网络吸纳了农村社会成员结构分层中的精英群体,并通过个人魅力型权威形象的塑造和深具村落道义伦理文化支撑的治理技术的运用,以营造道义合法性形象的方式,将村庄里的弱势群体吸纳进当政的民意合法性根基当中。然而,富人在培育社会吸纳机制以夯实民意合法性根基的过程中,无形之间却为普通村民参与村庄政治树立了经济实力、道义伦理和社会活动力三大门槛,从而将村庄的绝大多数人排除到了公共权力结构网络之外。     

改革开放以 来我国政治 合法性的依 赖途径及变 迁瞻望

政治合法性是指公民对政治统治行为的认可程度，是政治统治有效性的必要基础。价值认同、程序规则认同、治理绩效认同是构成政治合法性的基本要件。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生了重大变革，这一过程始终与政治合法性紧密相连。本文试就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治合法性依赖路径问题作出一般性的概括，并就我国未来政治合法性变迁作出初步瞻望。     

“网络民意”考验政府的行政智慧

互联网作为一种新的利益诉求渠道，其影响力与日俱增，作为管理国家事务的各级政府和官员，应适应时代的新变化，在当前中国社会转型，各种矛盾叠加、各种利益纠结的复杂时期，各级党政干部必须重视网络的作用及其危害性，既要深入了解“网络民意”，又要诚恳地向网络问政，学会应对和处置“网络舆情”，引导和利用好“网络民意”。这是各级政府官员提升行政智慧，提高执政能力必须面对的重要课题。     

网络政治信息的分享及影响力——以台湾选举经验为例

上个世纪90年代,因特网进入民间社会成为崭新的传播方式。随着全球电信网络的扩展,这个新的传播平台也在全球各地以迅猛之势迅速开展。政治活动必须以大量的传播行为作为基础;只有不断互动与沟通,政治团体或政治人物才能体察民意,顺应民情,并获得政治权力。当因特网这个强大又价格低廉的传播媒介问世后,自然成为政治团体和政治人物的必争之地。因特网是否真能够协助政治团体或政治人物进行信息分享,并如他们期望般地发挥强大的政治影响力,这个问题的探索迄今仍无定论,研究的方向也从因特网的巨大信息传递能量,扩展到能否进行有效传播的各个层面。     

试论我国信访工作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公共关系有了很大发展,政府越来越倾向于运用多种媒介、多种途径与民众沟通,以便有效地化解社会矛盾、宣传政策、塑造政府良好形象并最终获取更多的合法性资源,以维持社会的稳定团结,促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众多途径之中,信访制度作为我党联系群众的重要途径,在体察民情、了解民意,实现政府与公众沟通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信访制度也存在着许多问题,有待于我们不断化解.     

眉山市公推直选乡镇党委书记的实践与启示——以四川省眉山市富牛镇的实践为例

四川眉山市通过“两票制”公推直选乡镇党委书记，是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互动在基层的一种有效的实践形式。公推直选有利于增强执政党的政治合法性；有利于激发乡镇党委书记亲民爱民的内动力；有利于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     

铁打的人民流水的官

“国之命，在人心”，铁打的人民流水的官，民心、民意、民权才是最可靠的“约束性指标”。创造条件让人民监督政府，乃至通过民意遴选政务型官员，何愁其不重视民生？“十二五”时觏大规模启动民生事业，做大增量的同酎还得调整存量，一如温家宝总理所言，“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成功，已经取得的成果也有失去的危险”。     

问责制下我国问责官员复出的制度缺陷及出路

随着我国官员问责制度实践的不断推进,一方面,许多政府官员或因违反党纪国法,或因对社会危机事件处置不力而被相继问责,无论从法律层面还是政治层面,这都体现了权责统一的法治理念;另一方面,又因为官员的复出带有随意性、缺乏合法性,因而遭到公众的不断质疑与反对。“官员复出”指因问责被免职的行政官员在一定时期内重新担任、或异地调任相关领导职务的政治现象。     

从中共执政的合法性基础资源及其现状看“三个代表”的提出

合法性问题是任何一个执政党必须解决并予以高度重视的问题。执政的合法性资源及其现状,是我们党重要的现实方位,对党的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根据我们党的性质、宗旨和历史经验、现实需要提出来的”①,“是在科学判断党的历史方位的基础上提出来的”②,反映了当代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它的提出既总结了历史经验,又顺应了执政合法性问题对党提出的要求。具有深刻的历史和现实合理性。一、建国后我党执政的主要合法性资源政治统治的合法性是指“社会成员对于政治统治的承认,就是社会成员对…     

“非典”时期的政治合法性问题研究

突如其来的“非典”疫情使整个社会陷入了非常规的状态 ,对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它不仅改变了我们的日常生活方式 ,也在较大程度上改变了我们的政治行为方式。人民群众的支持和认可 ,是政治合法性的基础 ,从这个意义上说 ,“非典”事件对巩固政治合法性产生了四方面的作用 :增强了政府的合法性 ;巩固了执政党的合法性 ;强化了主导意识形态的合法性 ;最终将有利于维护和巩固整个政治系统的合法性。     

提升政府公信力的路径探析

政府公信力是政治合法性的重要基础,是市场经济有效运行的重要保障,更是社会稳定和发展的前提条件。在社会转型期的今天,应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加快政治文化建设,提升政府公信力。     

美国政坛步入网战时代

随着网络视频等技术的不断发展．互联网给人们提供了一个更为开放的话语场所：在过去，民意要通过如议会、媒介等机构或管道来表达。网络则让个人可以直接对政府的施政行为或者公共政策表达自己的意见，网络把这些“微力量”聚集起来，形成当今社会生活中不可忽视的力量：虚拟的空间敲开了原本严肃的政治之门，这种渠道已经开始影响政治生态，     

受众中心论的理论基础与时代特色

受众中心论是指,媒介的一切传播活动均以受众为中心,受众是传播系统的主体,传播系统的其它要素均围绕受众展开.受众中心论的理论基础是使用与满足理论和建构主义理论.当前我们所主张的受众中心论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是我国传播事业发展的需要,也顺应了媒介产业化、国际竞争以及媒介技术发展的必然趋势.     

女治认同视域下的政务诚信建设

政治认同的关键是对政治权力合法性的认同，政务诚信建设的关键是公职人员的政治行为必须要以法律为准绳，做到大公无私。提升政治认同最重要的前提即是加强政务诚信建设，在完善诚信制度、提高政务公信力的同时，积极营造诚信氛围推动政务诚信，使政府与社会在一个良性生态互动中提高政务诚信．提升政治认同。     

论社会阶层分化对党执政及党自身建设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阶层加深分化.社会阶层的分化对党执政的社会基础、执政合法性、社会阶层利益整合和意识形态等方面产生重大影响.党的自身建设要适应这个变化,要建设改革之党、亲民之党、求是之党、能力之党和法治之党.     

现代政党执政合法性蕴含的价值向度及现实要求

执政合法性反映的是民众在自觉自愿的基础上对执政党执政绩效以及是否继续掌握政权的看法,也是执政党主动接受民众评价的过程.这个过程既蕴含着现代民主政治背景下政治合法性所包括的主权在民、民主、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等价值理念,还蕴含着服务、务实、效益、责任、公开、透明、亲民、富民等作为执政党所客观应该具备的价值取向.在执政过程中,执政党应当将这些执政理念转化为具体的执政绩效、执政体制、执政方略和执政方式,落实到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的具体实践之中,进而赢得执政合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