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任务型组织的资源获取能力

组织的资源获取能力决定了组织存续的状况,但是,组织的资源获取问题又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组织与环境之间的关系、组织自身的运行状况以及组织的业绩,都决定了组织资源获取的状况.一切组织都需要努力提高资源获取的能力,巴纳德的"诱因-贡献理论"解释了常规组织的资源获取能力,指出常规组织的资源获取能力是建立在它的贡献的基础上的.在现实中,常规组织的资源获取能力也受到领域认同的限制.任务型组织的资源获取能力与常规组织不同,它受到组织内外的信任关系以及组织目标的明确性的支持,同时,在领域认同的问题上,也表现出了对常规组织的超越.一般说来,任务型组织由于是为了解决那些紧迫的、重大的和一次性的任务而设立的,它在资源获取方面比常规组织拥有更强的优排势,但是,自觉地增强任务型组织资源获取能力也是必要的.     

中国枢纽型社会组织发展的理性逻辑、风险题域与应对策略——基于共生理论的视角

基于共生理论来展开"逻辑—风险—策略"的分析框架,可以深入理解中国枢纽型社会组织的逻辑发生学。从发生秩序论、实践动力和目标指向来看,枢纽型社会组织呈现"组织化—再组织化"的交互逻辑、政府与社会的互塑逻辑、政府与组织资源的互依逻辑。从共生界面分析,枢纽型社会组织发展面临权力过载、目标偏移、内源性腐败、结构性失衡和社会认同偏离等或然风险。因此,我国需要构建"政府—枢纽型社会组织—会员社会组织"的对称性、均衡性互惠合作共生关系,以价值理性来引导枢纽型社会组织治理制度创新;推进枢纽型社会组织走向政治性与社会性的融合之路;加强腐败治理与防范,完善科学有效的监管体制机制;构建枢纽型社会组织与会员社会组织间民主平等的合作治理机制;注重"扶优扶强"与"扶新扶弱"政策之间的平衡。     

工会去行政化与枢纽型社会组织建设

工会"去行政化"与"建设枢纽型社会组织"是一个问题的两面。去行政化是工会成长为枢纽型社会组织的改革突破口,枢纽型社会组织是工会去行政化的方向指引。其实现路径是通过凸显工会作为连接政府与社会组织的中介作用,回归工会作为社会组织的基本属性,完善工会作为支持型组织的服务功能,使工会真正成为具有活力的、能够整合社会资源有效服务职工需求、引导和倡导社会组织良性发展的现代枢纽型社会组织。     

“非正式权威”塑造:社会组织嵌入社区治理的三重路径——对山东省Q市F组织开展社区服务的个案分析北大核心CSSCISSCI

构建信任机制是决定社会组织能否顺利嵌入社区的重要因素。根据社会组织获取社区信任和合法性地位的实践路径,在嵌入式治理理论基础上提出社会组织嵌入社区的资源、情感、能力三重路径分析框架。以地处山东沿海的Q市某专业社会服务机构F组织为例,对其参与某社区服务中的主体间互动情况和深层运行逻辑开展探究,发现通过这种三重路径可形成街居复合体与社会组织的双轨治理模式。社会组织通过资源嵌入对接社区资源、通过情感嵌入构建伙伴关系、通过能力嵌入树立威望,并在与最基层治理主体街居复合体的互动中形塑“非正式权威”,成为社区治理的重要一轨。     

社会组织与政党:挑战与回应——基于社会组织统一战线的视角

现代政党要执掌或参与国家政权,需要社会组织作为自身的社会支撑力量,但是当社会组织数量扩张、功能膨胀之后又会对政党形成挑战,西方选举型政党尚未找到应对社会组织挑战的良策。中国共产党在应对社会组织挑战过程中通过开发政党资源的形式从党建和统战两个角度进行应对。但是由于社会组织统战与新阶层统战内在关系的错位,导致了社会组织统战尚未全面展开。新时期全面开展社会组织统战工作需要对社会组织进行统一战线的灌输、赋权和引领,建构"一个核心、两重统战"的统战工作新格局。     

反向嵌入与资源扩展：社会组织党建的机制分析

已有研究通过“国家—社会”的分析路径探讨了社会组织党建的机制,但这些研究囿于政党视角的窠臼,局限于以“政党嵌入论”和“资源依赖论”解释社会组织的党建行为,而忽略了社会组织的主动回应和社会组织党建之后的资源变化。文章尝试以“反向嵌入与资源扩展”作为理论框架,分析社会组织对党建的回应机制和回应策略,进一步发展资源依赖论和政党嵌入论。研究发现,社会组织回应党建要求,反向嵌入党组织,积极识别和有效利用党建的空间,为自身发展创造优势,同时社会组织积极地进行资源扩展,通过党建获取引导性资源、参与相对排名竞争,开拓发展资源。     

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基于对温州社会组织的调查分析

在创新社会治理大背景下,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障碍主要表现为:社会共治理念的缺失、社会组织自身参与社会治理的能力不足、社会组织扶持政策乏力,以及社会组织管理力量不到位与党建工作力量薄弱。引导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需要做到:一是树立"多方参与、共同治理"的社会治理新观念;二是拓宽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渠道;三是提高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能力;四是加大政策扶持力度;五是凝聚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合力。     

从主观定性到规范分类:当前社会组织管理方式的转型

当前我国社会组织管理存在着"主观定性控制方式",这种方式带有方法上粗化简单、思维上主观武断和规则上模糊不清等问题,对社会组织的可持续健康发展以及政府改革转型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基于此,我国社会组织管理体制在按照不同类别、组织特性、结构及功能分类管理基础上而建构相应制度框架的"规范分类管理方式"正在摸索探索中。这是伴随社会组织规范发展而逐渐形成的社会组织管理体制上的又一次重大的创新实践,一系列新的制度形式和机制模式也将逐渐完善成熟,并推动向现代社会组织管理体制转型。     

从主观定性到规范分类:当前社会组织管理方式的转型

当前我国社会组织管理存在着"主观定性控制方式",这种方式带有方法上粗化简单、思维上主观武断和规则上模糊不清等问题,对社会组织的可持续健康发展以及政府改革转型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基于此,我国社会组织管理体制在按照不同类别、组织特性、结构及功能分类管理基础上而建构相应制度框架的"规范分类管理方式"正在摸索探索中。这是伴随社会组织规范发展而逐渐形成的社会组织管理体制上的又一次重大的创新实践,一系列新的制度形式和机制模式也将逐渐完善成熟,并推动向现代社会组织管理体制转型。     

行政、社区、市场:乡村组织振兴“三重赋权”的内在逻辑

乡村振兴作为复杂的系统工程是一个整体性治理过程,是要激活和发挥各参与要素的优势潜能,使之有效衔接的过程。在资源紧约束条件下,健全和完善村民自治机制,实现乡村组织振兴,要同时面向国家支农资金的有效使用、面向社区服务和农民组织化效益的有效实现、面向市场资源的有效配置。它的良性运转不仅需要"行政性"和"社区性"双重赋权,还需要"市场性"赋权。行政赋权逻辑为乡村组织振兴提供了政策空间、项目资源和试点授权;社区赋权逻辑创新了乡村组织振兴的动员方式、组织结构和职能定位;市场赋权逻辑设定了乡村组织振兴中资源要素的配置方式、样态与机制。"三个面向""三重赋权"的协调联动,彰显了理解乡村治理转型的辩证关系,整合了"属事"与"属人"的一线治理逻辑,实现以"事"聚人,以"人"促事,在既有乡村治理结构的框架内,创新要素组织结构及其运行机制,回应了乡村有效治理的现实需要,是未来乡村振兴发展的重要趋向。     

“寄居蟹的艺术”:体制内社会组织的环境适应策略——对天津市两个省级组织的个案研究

我国社会组织面临着合法性和经济资源的双重困境,并缺乏自主性,似乎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不过,对天津市两个省级体制内社会组织的个案调查,却在一定程度上发现了与之相反(而并不矛盾)的特殊事实。为了重构这两个组织获得合法性和经济资源及其一定的自主性的特殊逻辑,本文首先对组织社会学的资源依赖理论和新制度主义进行了综合分析,并建立了体制内社会组织对国家-社会的合法性与经济资源的双重依赖的分析框架;然后,重构了两个个案对国家与社会的双重依赖格局,特别是揭示了其平衡这一依赖的相关策略。缺乏社会基础的体制内社会组织凭借和利用国家的特殊合法性支持而进入到社会领域中以汲取资源的相关策略,被称为"寄居蟹的艺术"。本文作为一项个案研究,其分析有利于提出研究假设,而其结论不能直接普遍化。     

“回归社会”:非公经济组织党建的理念变革与创新

非公经济组织党建是党的组织扩张和组织覆盖的重要内容。过去的非公经济组织党建工作过于强调"自上而下"的组织推进,强调党组织对非公经济组织空间的组织统合与组织嵌入,但是非公经济组织党建工作依然面临"三难"困境。新时期推进非公经济组织党建工作需要一种"回归社会"的视角,关注政党对社会的"回归"、关注政党社会组织属性及其社会功能的挖掘,以及在非公经济组织这一新社会空间中政党与各方面关系的重新调适。     

以法治路径化解基层社会矛盾——一个三维逻辑分析框架

探索化解基层社会矛盾的法治路径,需要避繁就简、建构相对合理的分析框架,而价值、制度与组织三个基本概念通过回答"应当怎样做""如何做"以及"由谁做"的问题,形成了前后衔接、彼此关联的三维逻辑框架,有利于实现基层社会矛盾法治化治理。循此逻辑,化解基层社会矛盾的法治路径需要从价值维度树立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实现"价值归位",从制度维度优化制度存量和创新制度增量实现"制度有力",从组织维度理顺关系、联动部门和培养人才保障"组织高效"。     

新社会组织研究的行动主义视角

新社会组织是社会治理中的重要行动者,它们从事社会服务、建构复杂社会关系。新社会组织集合公共意志并将其付诸实践,呈现出行动主义的特征。新社会组织在本质上具有自主性、他在性、共享性和合作性的组织特征。新社会组织产生于自由自主的社会集体行动,进而将低成本的、即时的、无处不在的合作行动发展为社会化的组织运营模式,组织对个体的回报将产生在每一次沟通、交往以及其他合作行动中,因此,组织内部的和组织之间的基本权力关系表现为合作关系。新社会组织的行动逻辑既为公共服务提供方式的变革和为社会服务行业的发展提供了结构性支持,也对后工业化过程中的组织变革具有启示意义。     

基于认知模式的非营利组织品牌构建研究

为了吸引志愿者获得更多的社会资源,非营利组织需要通过品牌运作的方式获取核心竞争力。然而,现有对非营利组织品牌研究的模式在帮助非营利组织品牌构建方面存在着一定的缺陷。因此,本文试图在对现有模式分析的基础上,结合认知心理学中个体的主观认知模式,提出基于认知模式的非营利组织品牌构建模式,通过“建立品牌图式——强化品牌认知——品牌评估”三阶段来构建非营利组织品牌。     

多元关系与运作逻辑:社会组织扶持政策设计基点分析

社会组织发展初级阶段,社会组织扶持政策对于促进地区社会组织发展作用重大。扶持政策设计过程中,利益团体互动过程及关系状况往往处于"黑箱系统"。本文基于参与式观察及对不同利益团体的访谈材料,发现在社会组织扶持政策设计过程中,隐含着条块逻辑"政政"关系、利益逻辑"社社"关系及共赢逻辑"政社"关系。理解三种关系及其背后的运作逻辑,可为地区社会组织扶持政策的设计提供参考。     

成都社会组织发展的逻辑起点与制度保障

社会组织的发展与我国市场化改革带来的社会变迁直接相关,成都社会组织发展的逻辑起点,是与成都推进城乡统筹发展,政府改革公共服务供给模式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近年来,成都为推进社会组织健康发展,在制度建设上进行了深入探索,形成了不少有价值的积极成果。     

社会治理背景下社会组织管理体制创新研究

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改进社会治理方式和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是新时期党和政府的重要政策主张。现行社会组织管理体制存在登记注册、监管不力、政社不分等困境,阻碍了社会组织的发展和行政体制改革的深入,在社会治理背景下,社会组织管理体制创新不仅必要而且紧迫。借鉴英国"COMPACT"模式,社会组织管理体制创新有三条路径:逐步建立社会组织监管委员会,转行政控制为分类监管与资源引导,构建以合作主义为原则的政治整合模式。     

治理现代化进程中非营利组织的困境与政府的责任

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目标要求将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作为一个整体来认识。治理现代化进程中非营利组织与政府的关系在政策领域合作不断加强。其现实困境是:以政府的体制吸纳为基础而发展起来的社会治理主体系统,会造成社会的自组织能力下降;政府在社会治理领域的强势行为,很可能造成非营利组织和社会公众对未来预期的判断力和承受能力的下降;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的绝对主导和领导,也会造成政府权力的无限扩张,对非营利组织造成挤压。实现国家治理层面的政府与社会治理层面的非营利组织有效合作,必须明确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的角色和责任。其责任就是构建科学的社会治理体系,即构建社会信任机制、信息共享机制、公共对话机制、改革非营利组织的登记制度,真正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政府责任实现的公共政策是:构建非营利组织存在与发展的"四维"合法性政策,完善非营利组织运行与发展的资源获取政策。     

浅谈我国民办事业组织的困境与对策

民办事业组织具有社会资源动员、提供公益服务、社会协调与治理、政策倡导与影响等功能。目前，我国的民办事业组织既面临发展机遇，也面临许多问题和挑战，如民办事业组织本身的能力不足、整体质量不高，以及对其认识上的局限，制约了它的长足发展，需要社会各方面进行大力扶持，在相关法规、理念上予以明确地位，为其解决发展的瓶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