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点治理”:乡村振兴中的公共空间再造——基于上海市Y村的空间治理实践

乡村振兴本质上反映的是国家与乡村的关系问题,而二者关系的核心又在于寻求有效治理的"接点"。因此,寻求国家正式权力与乡村社会有效衔接的"接点",对于实现乡村治理和乡村振兴无疑具有重要意义。自古以来,乡村公共空间就是国家与乡村社会的对接点,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实现乡村振兴应高度重视乡村公共空间。基于此,构建以"目的—主体—要素"为分析框架的"接点治理"理论,对上海市Y村进行深入的案例研究后发现:乡村公共空间治理的本质就是回归公共空间的公共性、包容性,这便决定了必须在国家主导的权力逻辑、市场力量主导的资本逻辑与村民主导的生活逻辑等三者之间实现平衡,实现乡村公共空间治理由政府主导向多元主体协同治理转变。促使这一转变形成的内在机制主要有主体多元的权威机制、村庄能人的关系契约和关系动员机制、利益平衡的合法化机制。由此可以说,公共空间治理不失为当下"强国家、弱社会"治理格局下实现乡村内源式发展的一种新可能。     

后扶贫时代乡村生态振兴的价值逻辑、实践路向及治理机制

生态振兴在巩固脱贫成果、促进共同富裕方面具有基础性、可持续作用,是后扶贫时代治理相对贫困的重要路径。后扶贫时代乡村生态振兴的价值逻辑主要体现在践行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根本价值追求、化解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生态之维、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重要推力等方面。后扶贫时代乡村生态振兴需要攻克"物理"和"治理"两大难题。"物理"层面的难题可从自然生态、生产生态、生活生态三大领域系统推进;"治理"层面的难题需要构建乡村生态振兴治理的引导机制、合作机制、驱动机制、保障机制,以走出乡村生态治理的深层次制约,走向持续发挥绿水青山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的高质量发展。     

新时代提升农村基层党组织组织力质量的实践路径探析

党的组织建设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本质属性的体现,严密组织体系、凝聚组织能力是党的全面领导的内在需要。在全面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新征程中,作为政党结构与制度运行的重要基石,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下的乡村治理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保证,不断提升其组织力质量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必然要求。然而,伴随社会风险的上升以及各种社会矛盾的日益凸显,农村基层党组织组织力建设的价值原则与实现农民美好生活的愿景之间出现了一定的偏离,也存在一些问题,这些对发挥组织凝聚力、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以及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战略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因此,需要以提升乡村治理效能为切入口,梳理乡村治理与农村基层党组织组织力建设的内在逻辑理路,聚焦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和社会号召力四个要素,以组织优势不断推动乡村振兴与治理创新。     

农村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路径探析

农村自治、法治、德治的有机融合是当前农村治理领域的重要课题,关乎农村有效治理的实现和乡村振兴的大局。农村外来资源流入不断增加、利益结构日趋复杂和农村日益开放等,对"三治融合"提出新挑战和新要求。结合农村利益结构变化新趋势以及国家对农村治理和农村发展的新要求,"三治融合"的实现需要以利益主体为中心推进"三治融合",以政治权力为依托建构"三治融合"权力体系,以村党组织为核心统合农村多元组织,以村民会议为基础激活"三治融合"决策机制,以村民自治为载体推进外德内法治理。     

新发展格局下乡村“产业—生态”协同振兴进路——基于县域治理分析框架

县一级在党的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权结构中处于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县域治理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一环。改革开放以来,从改革初期集中连片贫困重点片区和贫困县扶贫开发到21世纪初"国定贫困县"实施参与式扶贫,再到新时代"贫困县全部摘帽",县域贫困治理构成了中国减贫实践的独特进路。当前,在我国"三农"工作任务发生历史性转移的新阶段,仍需要以县域治理的独特进路持续巩固拓展"县域"脱贫攻坚成果、接续衔接"县域"乡村振兴实践。然而,既有研究成果未能从"县域治理"维度聚焦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衔接性以及揭示增强"县域"乡村振兴自主性的政治经济学逻辑。因此,在新发展格局决策导向下,亟须找准县域乡村振兴突破口和切入点,塑造基于城乡经济社会大循环的"空间结构共生型"县域乡村振兴进路,完善乡村振兴县域治理框架。回顾党的十九大以来我国乡村振兴政策取向,推进县域乡村"产业—生态"协同振兴已成为地方政府的优选方案。这就要求深化新发展格局下县域乡村"产业—生态"协同振兴的逻辑框架、实践模型、实施原则和集成路径研究,为形成县域乡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新格局提供有益参考。     

乡村“治理有效”的意蕴与考量

乡村"治理有效"是乡村振兴战略总要求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要求。乡村"治理有效"内涵着对治理主体、治理决策、实施执行与治理效果的较高要求。乡村治理的效度考量,需要从厚植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促进乡村发展、解决乡村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以及治理资源的"投入"与治理"产出"等多面相衡量。当前实践中提升乡村治理的有效性,就要从乡村组织振兴、治理主体良性互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注重现代科学技术应用等方面下好功夫。     

对比视角下的中国乡村振兴战略理论认知与实践路径

党的十九大为新时代下乡村振兴制定了战略,谋划了蓝图。如何认知和贯彻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从日、韩、德农业农村发展的国际经验来分析,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都有其逻辑可循。国家的现代化不仅仅是城镇化,补齐乡村这块"短板",彰显乡村内在价值,尤为重要。乡村振兴关键在于价值取向明确下的乡村发展要素"聚拢"与"盘活",关键在"人"。因此,培育乡村建设人才、提升基层组织建设、健全乡村治理体系,是乡村振兴的要义。     

社会力量助推乡村振兴的内源性发展路径研究--基于“振兴村”试点的分析

乡村振兴背景下,如何实现城乡资源要素的合理流动,培养农民参与乡村振兴的主体性意识,实现农村的内源性发展是当前亟需解决的问题。文章以一个乡村振兴试点村为例,探讨了以退休干部牵头的社会组织,通过社会力量助推乡村内源性发展的策略和路径。研究表明:社会组织可以通过“融入-培育-助推”的行动逻辑来助推以农民为主体的乡村振兴,具体表现为:社会组织通过融入国家政策体系、地方行政体系和乡村社会体系,引入外源式资源培育农民公共事务参与意识和集体行动能力,助推村社实现产业和治理的组织化,推动农村内源性发展。这种发展路径与社会力量不同阶段的助推策略相呼应,且各阶段相互交错,是一个双向非线性的过程。在此过程中,社会力量促进了外来资源引入与内生动力培育的融合,实现了村庄的内源性发展。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乡村振兴面临的挑战与对策分析

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作出了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战略部署。"双循环"新发展格局通过动力转化机制、环境优化机制和空间重构机制助力乡村振兴,但由于乡村自身的承载能力不足、治理体系较为落后,再加上相对贫困问题开始凸显,导致这些机制的作用不能充分发挥。为更好地发挥"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对于乡村振兴的助力作用、应对新发展格局下乡村振兴面临的挑战,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应该主要以提升乡村资源承载能力、实现农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构建相对贫困的长效治理机制等方式推动乡村振兴。     

乡村振兴中规模性返贫风险的发生机理与阻断机制

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是乡村振兴阶段巩固扩展脱贫攻坚成果，实现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基础和前提。本文通过提炼自然灾害频发、生命健康隐患、市场风险增多、政策执行偏差等乡村振兴中的主要风险点，总结可能引致规模性返贫风险的关键事件；基于“传统—现代”视野，从传统的持续影响与现代性的自反性两方面进一步解析乡村振兴中规模性返贫风险点的深层次诱因；归纳乡村振兴阶段结构与制度的变迁、风险环境、风险抵御机制与规模性返贫四大关键要素，通过分析其互动过程，揭示乡村振兴中规模性返贫风险的演化逻辑与发生机理；最后基于上述分析，从实现源头识别、转向合作治理、推进主体性重塑三个方面构建乡村振兴中规模性返贫风险的阻断机制。     

乡村治理中地方政府行为逻辑的重构

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以及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破解乡村治理的难题尤为必要。切实推动乡村治理的一个重要的视角是分析地方政府的行为逻辑。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有着不同的偏好,在资源稀缺和减少控制成本的情况下,根据现有的权力结构,形成了激励和约束机制,决定了地方政府的行为选择。偏好偏差、激励不相容、重要约束主体不在场等现实导致地方政府在乡村治理中存在缺位、错位和越位等问题。解决这些问题,需要重塑地方政府偏好、优化资源配置和权力结构、完善激励和约束机制,重构地方政府行为逻辑。     

乡村振兴中民族地区乡村治理的传统制度性资源:价值、困境与转型路径

乡村振兴战略的实现离不开少数民族乡村治理问题的解决。在长期生产生活实践中,民族地区形成了丰富的乡村治理制度性资源。这些传统制度是民族的独特文化标识,有效地弥补了现代治理制度的不足,促进了自治、德治、法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的发展,在乡村振兴中具有独特价值。但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它也面临着来自现代价值体系、现代基层权威、现代生活方式的冲击,需要适应乡村经济社会和治理体系的要求,进行现代化转型。乡村振兴背景下实现乡村治理制度性资源的现代化,需要处理好正式化建构与非正式化传承、核心功能保持与功能扩展、传统制度与现代正式制度安排、传统传承方式与现代传承手段等四个关系。     

乡村振兴战略视角下乡村社会治理创新研究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和国家的重大决策部署。推进乡村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既是落实乡村振兴战略、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支撑和保障,也是社会治理创新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面对新时代我国乡村社会治理运行中存在的管理体制机制不够健全、整体治理能力与基层群众综合性需求契合度不够、治理的现实基础和保障机制不够完善等新问题新挑战,要健全农村组织体系,为社会治理创新提供坚强政治保障;推动社会治理重心下移,为社会治理创新提供坚强支撑保障;增强社会治理主体合力,为社会治理创新提供坚强体系保障。     

乡村基层群众自治研究20年：议题、论争与展望

自治是乡村治理的根基,有效自治是乡村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界、实务界对乡村基层群众自治的理论逻辑、制度设计、实际运行和有效实现等展开了广泛研究。对于新世纪以来基层群众自治实践所面临的诸多难题,无论宣称"自治已死",还是呼吁"找回自治",实际都表明乡村基层群众自治陷入了某种僵局,也显示出相关研究进入了特定的瓶颈期。面向新时代基层治理现代化与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通过分析乡村基层群众自治研究的总体状况、议题聚焦,进而揭示相关的论争与分歧,可以直观、全面地刻画乡村基层群众自治研究近二十年来的基本样态,为克服研究议题僵化和深化基层群众自治研究议题提供直接的证据。     

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协同推进研究

从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战略定位入手,考察了二者的逻辑内涵与实践共性,并详细分析了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二者的战略关系,提出乡村振兴是新型城镇化的动力源,新型城镇化是乡村振兴的加速器。最后,总结归纳了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二者协同推进的五条路径,即创新体制机制、充分激活"人、地、钱"三要素、产业振兴、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注重科技创新。     

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深度融合：机理与进路

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是优势互补、互促共生的命运共同体，两者深度融合既是实现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客观要求，又是破解当前我国城乡发展不平衡和乡村发展不充分难题的治本之策，也是加快城乡资源要素双向自由流动的现实需要。乡村要实现全面振兴，离不开新型城镇化优质要素的带动，以解决乡村劳动力素质整体偏低、土地利用率不高以及资金缺乏等难题；新型城镇化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同样离不开乡村振兴释放的人口红利、土地红利和资本红利的坚实支撑。新时代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深度融合，需要以现代产业体系引领城乡“统筹联动式”发展，以生态文明建设力促城乡“绿色可持续”发展，以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赋能城乡“协同高质量”发展，以体制机制改革创新推动城乡“包容一体化”发展。     

中国枢纽型社会组织发展的理性逻辑、风险题域与应对策略——基于共生理论的视角

基于共生理论来展开"逻辑—风险—策略"的分析框架,可以深入理解中国枢纽型社会组织的逻辑发生学。从发生秩序论、实践动力和目标指向来看,枢纽型社会组织呈现"组织化—再组织化"的交互逻辑、政府与社会的互塑逻辑、政府与组织资源的互依逻辑。从共生界面分析,枢纽型社会组织发展面临权力过载、目标偏移、内源性腐败、结构性失衡和社会认同偏离等或然风险。因此,我国需要构建"政府—枢纽型社会组织—会员社会组织"的对称性、均衡性互惠合作共生关系,以价值理性来引导枢纽型社会组织治理制度创新;推进枢纽型社会组织走向政治性与社会性的融合之路;加强腐败治理与防范,完善科学有效的监管体制机制;构建枢纽型社会组织与会员社会组织间民主平等的合作治理机制;注重"扶优扶强"与"扶新扶弱"政策之间的平衡。     

论乡村振兴背景下基层党建与村庄治理共同体构建

构建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关键。通过对湖北省H村的美丽乡村调研发现,党建引领乡村治理与村庄治理共同体构建有重要的耦合性。研究发现:从党建引领视角来看,在美丽乡村建设过程中,党建通过积极党员的组织动员、多元主体的协商治理和村组织联动的利益连带,实现了村庄党员、乡村精英、普通群众等乡土资源与行政资源的有效对接,进而实现了乡村善治。党建引领乡村治理实践表明,通过构建村庄参与网络、再造信任网络和重塑规范网络,将乡土资源转化为治理型社会资本是构建村庄治理共同体的重要途径。     

新时代乡村治理体系及其健全路径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始终高度重视农业和农村问题,不断推进乡村治理。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健全和创新"三治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全面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全面实现乡村社会善治,需要充分认识"三治结合"乡村治理体系的深刻内涵,直面当前乡村社会治理现实,多角度探寻乡村治理体系建构的实践路径,确保乡村社会充满活力、和谐有序,最终实现乡村社会全面振兴。     

参与式发展的路径比较：对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的反思——基于广东省G市L村的案例研究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如何让乡村振兴落地成为重要议题。参与式发展理念强调被发展者的主体地位，乡村振兴有必要重申参与式发展。基于对广东省G市L村两家社会组织参与乡村发展的比较研究发现，乡村振兴中存在两种类型的参与式发展模式，即“社会经济参与模式”“市场经济内生型参与模式”。两种参与方式虽然都强调发挥村民积极性与本地社区优势，但在价值选择、工作方法、工作策略、行动主体、社区影响等五个方面有显著差异，更是产生了难以评判的实践效果。因此，乡村振兴需要秉承参与式发展核心的赋权观念，但同时要超越其局限，形成官民共治的协同治理机制、推动农村社区自组织发展、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育积极公民是实现乡村振兴可持续的有效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