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萨拉菲主义激进化的原因探析——以德、法两国为例

萨拉菲主义是当下欧洲"再伊斯兰化"运动中最具活力、发展最快的伊斯兰主义派别。萨拉菲主义本身是一股思潮,其中存在一个激进的派别———吉哈德萨拉菲主义。吉哈德萨拉菲主义是萨拉菲主义者思想激进化的产物,而吉哈德化则是指吉哈德萨拉菲主义者"由思想而行动"走上圣战道路的过程。德法两国的萨拉菲主义均起步于1990年代,从2004年开始也都经历了大规模的思想激进化。其中,法国萨拉菲人在2004年后和2012年后经历了两次大规模的吉哈德化,而德国萨拉菲主义者只在2012年后大规模吉哈德化。而自2015年以来,法国还遭遇了"对法圣战主义"。研究表明,"伊斯兰恐惧症"是德法萨拉菲青年思想激进化的重要原因,而2012-2015年间德法对本国穆斯林激进派前往中东参加圣战的"纵容",则是两国萨拉菲主义者"吉哈德化"的主要原因。法国遭受"对法圣战主义"的攻击,则与其激进化的中东政策具有一定的联系。     

试析文化因素对中亚一体化的影响

中亚一体化进程经过20年的实践,不仅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而且中亚国家间的合作逐渐被竞争与防范所代替,呈现出停滞的局面。宏观层面的宗教文化、中观层面的政治文化,以及微观层面的民众区域认同,有助于分析出现这种困境的原因。具体而言:中亚地区宗教文化的区域整合力不高,不能为区域一体化提供政治思想;中亚各国国内的政治文化阻碍了中亚国家间的相互依赖;中亚学者缺乏区域一体化理论研究,民众缺乏"中亚认同"。这些文化因素共同导致了中亚一体化陷入到停滞不前的困境之中。     

债务危机之后南欧激进左翼政党的政治革新和发展

欧洲债务危机爆发后,南欧激进左翼政党普遍强化了对欧洲一体化的批判性立场,旗帜鲜明地反对建制派政府实施的紧缩政策,并提出了以债务重新谈判、增加就业和战略性部门的国有化为核心的替代性方案。同时,它们还将巩固政党的社会基础,重建与工会、社会运动的联系作为增强政党认同和组织内聚性的重要举措。政治意识形态、组织历史遗产和政党竞争的不同发展态势对南欧各国激进左翼政党在危机中的政治回应和适应性变革产生明显的锁定效应。部分南欧激进左翼政党成功实现"逆袭",但相当一部分政党未能获得明显的选举收益。激进左翼力量的分散和政策立场的差异、激进右翼政党的强势崛起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欧洲激进左翼政党的整体性复兴。     

二战后东亚学生运动的生成与意义

东亚国家的学生运动主要有民主学生运动、爱国学生运动和维护自身权益的学生运动三种类型。大学生群体人数增多、社会不平等现象加剧、合法参与渠道的缺乏和中产阶级政治作为的不足,是导致发展中国家民主学生运动发生的主要原因。在东亚国家的政治现代化进程中,学生团体成为先进政治力量,学生运动在社会政治变革中起到重要引领和推动作用。     

二战后东亚学生运动的生成与意义

东亚国家的学生运动主要有"民主学生运"、"爱国学生运动"和"维护自身权益的学生运动"三种类型.大学生群体人数增多、社会不平等现象加剧、合法参与渠道的缺乏和中产阶级政治作为的不足,是导致发展中国家民主学生运动发生的主要原因.在东亚国家的政治现代化进程中,学生团体成为先进政治力量,学生运动在社会政治变革中起到重要引领和推动作用.     

俄罗斯的府会关系及对政治稳定之影响——叶利钦与普京时期之探讨

府会关系、政党政治对政治稳定的影响,是民主政治的判别标准之一。苏联瓦解,俄罗斯联邦取而代之,并随之采取激进的政策进行民主化与市场化改革,以期向民主政治与市场经济制度全面转型。转型期间,府会关系产生严重的冲突与对立,冲击到政府的威信与国家的存续,以叶利钦时期为最。继之,普京执政,扭转了情势与府会关系,将国家社会带向新高峰。如此的转变,关键因素在于普京调整了国内政策,特别是颁布了"政党法"来整合政治势力,使国内出现了政党政治的雏型,对政治稳定产生了极大的作用。可见,府会关系对政治稳定有绝对的影响,其中以对国家政策方向和政党政治的影响为最,这从叶利钦与普京两个时期的府会关系及其对政治稳定的影响可具体看出。简言之,俄罗斯的府会关系明显影响政治稳定,议会中的政党政治又扮演着决定性的角色。     

容克委员会主席化的新发展及其动力解释

2014年上任的容克委员会的主席化的新发展包括制度和行为两个方面:在制度层面,因为委员团的激进重构和以秘书处为中心的行政控制加强而进一步推动了主席行政资源的中心化,使其行政维度进一步强化;在行为层面,因热门人选程序的引入而初步实现了政治的个人化,从而开创了政党维度与选举维度的主席化。由此,容克委员会的主席化在历史上首次形成包含三个维度的完整结构。行政维度的深化动力主要来自容克主席个人,动力机制是容克主席在委员会形成过程中所运用的关于委员的职务分配与政策任务分派这两个工具;政党维度与选举维度的新生动力主要是欧盟超国家机构——欧盟委员会与欧洲议会的合力形成对欧洲理事会的博弈优势,动力机制则是热门人选程序及其后续进程。容克委员会主席化的发展动力可从新制度主义理论中获得系统性解释。     

泰国南疆地区暴力袭击活动的特点及成因分析

本文从泰国南疆地区暴力袭击活动的特点着手,对暴力袭击的手法、目标、时间、地点等因素进行归类分析,并与国际恐怖主义袭击的特点进行比较,从多角度探讨该地区暴力袭击持续多年并无法平息的原因。本文认为,泰国南疆地区持续动乱的原因非常复杂,不是单一因素作用的结果,它缘于民族分离主义运动,但却又受制于泰国国内政治、经济等因素。只要泰国的国内政治形态没有变化,国外势力没有进一步介入,南疆动乱仍将持续,但却不会产生从量变到质的变化。     

试论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泰关系中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区问题的缘起

1953年中国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区的成立曾被泰国强指为中国蓄意对泰国进行侵略的证据,由此引发了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泰关系中的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区问题.实际上,这一问题只不过是美国、泰国统治集团和台湾当局出于各自的政治利益和政治需求共同制造的一个谣言.这一问题的产生,受到了体系与单元层面因素的双重影响,它既受制于两极国际体系,与20世纪50年代东亚冷战的国际格局基本吻合,也与中泰两国的国内政治等单元层面的因素息息相关,可以说是冷战国际政治和中泰两国国内政治相互结合的产物.傣—泰民族跨越国界的分布状况是这一问题产生的客观基础,而体系与单元层面上的各种政治利益和政治需求则是这一问题产生的深层动因.     

叙述结构、角色扮演与暴力进程的演变——丹麦与瑞典漫画危机的比较研究

瑞典和丹麦两国拥有相似的文化价值观、制度结构和地缘政治环境,并且都发生了由于出版有关穆罕默德卡通漫画所引发的暴力事件。但发生在丹麦的事件的暴力效应比瑞典更为严重,以至于最终演变为一场国际性的暴力危机。两国在该事件上为什么会存在进程上的差异,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现有的研究无法对此作出清晰的解释。本文从叙述研究的角度出发,构建了以叙述结构和角色扮演为基础的解释框架,并系统地比较和说明了丹麦和瑞典漫画危机进程的差异。研究表明,从叙述与身份实践的角度分析暴力进程是一种可行的解释框架。     

反全球化运动:新社会运动理论的视角

20世纪90年代末在国际社会掀起的反全球化运动与60年代末兴起的新社会运动颇为相似。本文从社会运动和新社会运动的含义与特征入手,在对新社会运动的几种主要理论即现代化矛盾理论、后物质主义理论、资源动员理论和政治机会结构理论进行阐释的基础上,具体分析了当今国际社会中反全球化运动的议题、主体、组织形式、活动方式以及政治机会结构对反全球化运动的影响。反全球化运动是新社会运动在新的国际背景下的一种体现,但它也在一定程度上赋予新社会运动理论以新的内容。     

菲律宾南海政策转变背后的国内政治因素

阿罗约执政时期,中菲在解决南海端问题上取得了一定进展。然而,阿基诺三世当选后,菲南海政策出现了从温和到激进的转变。对这一现象,已有研究大多强调美国"重返亚太"战略对菲南海政策的影响。与此不同,文章试图从菲国内政治的角度出发解释其南海政策的转变。文章认为,受阿罗约政府贪腐丑闻的影响,中菲南海合作在菲遭遇"污名化",菲社会出现了不利于南海合作的舆论氛围。阿基诺三世上台后,通过推行激进的南海政策来标榜自己"清廉、坚决捍卫国家利益"的形象,并借力民族主义打压阿罗约及其政治盟友,而在"反腐"与"民族主义"旗号下悄然进行的,别是一场服务于阿基诺三世个人及其家族利益的"政治清算"运动。     

当代美国印第安人利益集团活动评析

利益集团活动是美国社会一种通过自由结社影响政策以表达诉求、实现利益的途径。印第安人利益集团活动兴起于美国民权时代的一系列政治运动,随着美国对文化多样性宽容度的提高、泛印第安人意识与运动的扩展、联邦资助机制的推出与改革、印第安人经济与社会的发展,随后又扩展于印第安人与美国政府的各种磋商、谈判中。这种以特定种族、族群为背景的利益集团活动,不仅推动美国由传统的政治、经济多元主义扩展为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多元主义,也将原本美国、西方政治传统中内在的多元主义植入了印第安人当中,从而改变了印第安民族的状况与命运。相应,当代印第安人利益集团活动出现了多元化、去激进化、常态化、与联邦政府互动增强等趋势,印第安民族的美国化、公民化进程也由此提速,甚至出现了族群化的迹象。     

革命理论范畴内的当代俄罗斯社会转型——兼论弗拉基米尔·马乌的革命思想

针对俄罗斯90年代以来的社会变迁,学术界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多视角进行了诸多的分析.而能否把这场变迁作为革命来研究,也就是说俄罗斯的转型能否被称为一次革命,则存在着很多争议.因为俄罗斯的转型不具有经典革命的特征,如暴力、新意识形态的萌发等.一些革命理论专家对新时代的革命进行了重新定义.通过对革命的发生、过程、后革命时期的权利集中等现象的分析,可以认为俄罗斯的这场变迁能够被归于革命的范畴之内.     

欧洲难民危机政治影响的双重分析

史无前例的欧洲难民危机对欧洲国家和欧盟的政治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尤其是科隆集体性侵案发生以后,欧洲难民危机的政治影响更加显著。在欧洲民族国家的层面上,难民问题导致选民基础发生急剧变化,选民分裂与对抗加剧、反伊斯兰化的团体势力正在壮大、反移民的极右翼政党迅速崛起,慷慨接纳难民的欢迎文化备受质疑,接纳难民的政治决策正在发生逆转。在欧盟的层面,欧洲难民危机进一步加剧了欧洲联盟政治根基的脆弱性,让欧盟基本的价值理念如自由、平等、民主、人权以及国际条约的约束力遭受重大冲击,疑欧主义政党迅速崛起,某些国家的脱欧倾向明显,欧盟面临着解体的巨大风险。     

马来西亚净选盟运动及其影响

从2007年到2015年,马来西亚净选盟运动一共发生了四次,参与人数逐渐增多,影响力越来越大,它直接导致执政党国民阵线在2008年和2013年的两次大选中成绩逐次下滑,并影响到了其执政地位。纵观历次净选盟运动,民族不平等是其发生的根本原因,威权统治是其发生的主要原因,而大选的"不公正"则是其发生的直接原因。它的发生促进了马来西亚的政治民主化进程,但也会造成民族隔阂的加深,因此净选盟运动的未来发展将会极大地考验组织者的智慧。     

当下反全球化思潮的辨析与展望

本文以全球化理论认识和反全球化思潮为研究视角,对全球经济、社会、政治三个层面的反全球化现象和政治思潮进行了动力、机制、认知方面的梳理与分析。文章认为,英国脱欧是反全球化的转折点,经济全球化产生的"全球化红利"支付难题,已经导致民族国家政治解决社会问题的复杂化;而社会底层运动的呼声,得到了西方部分政治代表人物的响应并推动着政治哲学层面的观念转换,这些都是影响反全球化的重要因素。传统西方左右翼政党的主流政治无法全面应对极右翼跨界联合的新挑战,从而在更深的文明层面引发了多层次的冲突与对抗,而这种社会认识和政治意识形态的扩散正在主导本轮反全球化的方向。     

危险的失衡：贸易失衡的国际冲突效应及作用机制

贸易失衡是否会引发国家冲突，文章基于全球范围内的国际冲突事件数据，实证研究此问题，并从多个维度挖掘了贸易失衡引发军事冲突的根源。研究结果显示，伴随贸易失衡的加剧，贸易伙伴之间军事冲突爆发的可能性显著增加。在利用工具变量处理内生性并进行稳健性检验之后，文章的基本结论仍然成立。对影响根源的检验显示，逆差国更有可能成为冲突的发起者；就国内层面而言，逆差国的政治周期和经济周期扮演了重要角色，当执政者面临更大的国内政治竞争、本国就业形势不断恶化时，贸易赤字往往成为冲突的触发器；国际层面，国家之间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文化观念等因素差异并非问题的根源，而顺差国经济规模的不断增长、与逆差国背道而驰的外交政策、尤其是科技领域的赶超使得失衡双方的矛盾不断加剧，以失衡为特征的国际贸易不再被认为是“双赢”并最终推动贸易伙伴走向了军事对抗。此外，异质性分析显示，当两国存在历史仇恨或地理相邻时，贸易失衡的边际效应显著提升；当存在超级大国且该国为贸易失衡的逆差方时，军事冲突爆发的风险也更大；即使签订自贸协定甚至联盟亦不能有效抑制贸易失衡的影响；同时，相比更加激烈的战争，中低级别冲突发生的概率更高；而贸易失衡所诱发的...     

俄国革命为什么会发生?——文化的与结构的视角

通过梳理艾森斯塔德与金雁的文化主义路径、摩尔与斯考切波以阶级为中心的结构主义路径和格申克龙以工业化为中心的结构主义路径对俄国革命发生机制的研究,重新追溯俄国革命的发生机制与原因。文化主义认为,一国的文化与文明自身孕育着革命的因子(如基督教的救赎情怀),因此革命必然会发生。而结构主义则认为,革命的发生有其结构性的条件,如国际因素、国内政治结构的特殊性,结构性条件不具备或者被消除,革命就不一定会发生。     

日本水俣病事件与环境抗争——基于政治机会结构理论的考察

在当前中国环境群体性事件频发的背景下,考察20世纪的日本环境抗争,既能够对当前中国环境治理提供借鉴意义,也有助于在理论上扩展社会运动研究。通过20世纪50至70年代日本熊本水俣病抗争事件,能够探讨政治机会结构变迁如何对环境抗争产生影响。基于对水俣病抗争的文献搜集与实地考察,将20世纪50至70年代的水俣环境抗争分为"前抗争"阶段(1956年—1959年)、"政治机会结构扩张"阶段(1960年—1968年)和"抗争发展"阶段(1969年—1973年)。为何水俣病抗争从零散的地方暴力事件逐渐沉寂,继而在60年代末期逐渐兴起并产生全国范围的影响?其中的重要机制在于20世纪60年代期间政治机会结构的扩张。政治机会结构的扩张从4个方面促进了水俣环境抗争的发展,它们分别是:抗争组织规模扩大、抗争议题上升、官僚系统内部分裂加剧、生态合题的重要性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