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律宾南海政策激进化的内外动因探析——以多重制衡理论为视角的研究

随着中菲南海争端的持续发酵,南海问题成为学界研究的焦点。但已有研究的重点大多放在国际和单元这两个层次上,对于个体层次的分析相对欠缺,而将国际、单元和个体三个层次综合起来研究菲南海政策激进化原因的成果更是付之阙如。文章认为,个体层次因素是菲律宾南海政策激进化的主因,国际和单元层次因素是辅因,并借助多重制衡理论对此进行了论证:菲南海政策的激进化是由阿基诺三世为了制衡菲军方的政变企图从而维护自身执政地位所致,菲在南海问题上对中国和美国的制衡都是服务于制衡军方政变企图的目标;对菲军方、中国和美国的制衡主要通过巩固美菲同盟这一"一箭三雕"的方式来完成;菲执政者激进的南海政策是以牺牲菲国家长远利益和国民的福祉为代价的。基于多重制衡理论的视角,新上台的杜特尔特政府对其前任激进的南海政策大幅调整的可能性不大。鉴于菲激进南海政策的上述诱因,文章认为,中国应把改善中菲关系的着力点放在建构良好的中菲军事关系上。     

双层博弈视角下菲律宾南海政策的变化研究(2010～2020)

2022年5月,菲律宾将迎来新一轮大选,杜特尔特也将卸任总统.而每次大选都是菲律宾南海政策变化的重要转折点.从2010年到2016年"南海仲裁案"后,菲律宾的南海政策,由阿基诺三世时期的追随美国与中国对抗,转向了杜特尔特政府与中国关系缓和,也开始由激进对抗转向合作姿态.但是,即使是表现出亲华倾向的杜特尔特政府仍旧存在着机会主义倾向.如何理解菲律宾政府南海政策前后变化的原因?借助双层博弈理论,文章通过对"仲裁案"前后5年的菲律宾南海政策进行分析发现,这既是菲律宾当权政府与国内反对派政治精英博弈,为了大选争取国内宗教势力、军队以及民众支持的选择,也是中美两国地区战略对菲律宾政府施加影响的结果.在该过程中,不同行为体都利用自己手中的博弈筹码,从而最终影响了菲律宾政府的南海政策走向.     

菲律宾南海政策:利益驱动的政策选择

菲律宾南海政策的利益驱动特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基于安全和经济利益,在没有任何合法依据的情况下宣称对南海部分岛礁及海域拥有主权和管辖权;二是利益因素一直是影响其南海政策的主要因素。正是因为菲律宾南海政策具有利益驱动的鲜明特征,所以它更容易在国际环境相对有利的条件下,受国内军方和能源利益集团的推动,从而表现出激进化的特征。2011年以来,菲律宾激进化的南海政策恶化了中菲关系,加剧了中国与东盟国家在南海问题上的对立,给中国周边环境带来了不利影响。菲律宾激进的南海政策既考验着中国南海维权的底线,也考验着中国经营周边战略环境的智慧。中国的战略应对不但要着眼于南海问题的具体事务,而且要有更长远、更清晰的战略研判。     

近年中菲经贸关系的特点、影响因素与因应之策

近年来,中菲经贸合作虽然受到两国政治外交关系起伏变化的波及,但总体仍保持曲折向前的发展态势。在此过程中,两国经贸关系形成了以下特点:总体敏感但不脆弱,货物贸易互补性较强但贸易不平衡问题突出,双边投资偏低且波动较大,中国在菲工程承包与劳务合作增长明显但起伏较大,旅游业日益升温但存在不平衡性等。推动中菲经贸关系发展的有利基础包括:两国在经贸领域的互补性,菲律宾在东盟内的竞争劣势,中国相对日美两国在对菲经贸中体现的竞争优势等。同时,中菲南海争端、两国间冲突的经贸政策则成为不利于两国经贸关系发展的制约因素。中菲应积极应对经贸领域存在的问题,为两国经贸合作扫清障碍;通过渔业和油气领域的合作增加南海相关海域的稳定性,减少南海争端对两国经贸合作的干扰;提升两国互信程度以巩固经贸合作的基础。     

菲律宾与俄罗斯双边关系的发展及中国的应对

2016年以来,菲律宾与俄罗斯的关系迅速拉近,双方释放的合作意愿不只限于军事、能源等领域,还涉及共同构建新的世界"一极"。虽然基于历史基础、地缘政治、经济结构等因素判断,菲俄合作水平在中短期内不会提升太快,构建新的国际联盟或力量"一极"也为时尚早,但是由于亚太秩序正处于变化与调整中,菲律宾与俄罗斯的相互接近具有一定的外溢效应,为考察与评估亚太安全格局的未来走向提供了一个新视角。菲俄拉近双边关系对中国的影响具有两面性,一方面菲俄合作具有平衡中国的潜在意图,另一方面,在短期内,中俄菲三方具有更广泛的利益共识。因此,中国应发挥自身地缘优势,利用新的合作机制与地区倡议,加强中俄、中菲的双边合作与中俄菲在地区多边对话中的协调,这是本文研究的政策含义所在。     

国内政治与南海问题的制度化——以中越、中菲双边南海政策协调为例

本文通过对中越、中菲南海政策协调的分析表明,三方在功能性问题上存在着极强的合作可能性。但功能性问题的特点是容易产生矛盾。在对主权存在不同主张的情形下,由于担心资源开发的收益分配不公平,深化合作的政治基础并不牢固。越南和菲律宾由于人地资源矛盾突出,对海洋资源的渴求显著强于中国,其南海政策极易获得国内的高度支持,这是越南和菲律宾不会在南海争端中让步的原因,也是其面对日益强大的中国仍表现强硬的根本原因。中越在南海问题上的双边制度化程度要高于中菲,其原因在于中越之间存在更紧密、更深入的关系,多个议题制度化的成果及经验外溢到南海领域,使双方高层在战略上容易达成共识,并对两国的国内决策和执行产生强大的约束力。理解越南和菲律宾南海政策的差异,还需要挖掘两国更多的国内政治经济因素。越南、菲律宾政府各自都面临着来自国内利益和相关部门的挑战。可以预计,国内利益多元化将使其南海政策更加难以协调。     

调整与延续:杜特尔特政府的对华政策

2016年杜特尔特总统执政以来,菲律宾政府调整了对华政策,在南海问题上采取主动降温的方式,加强了与中国的政治沟通和经济合作,放弃了"联美制华"政策,转而奉行"大国平衡"政策。这种调整使得中菲关系得以平稳有序的发展。不过,杜特尔特总统仍然继承和延续了菲律宾的一些传统政策,主要表现在南海问题上坚持领土要求,坚持南海仲裁案的结果,以及对美国的防务依赖性。     

美菲同盟对中菲南海争端的影响论析

从历史上来看,美菲同盟经历了从休眠到恢复再到强化的过程,美国对南海问题的关注和介入程度也不断加深,但是美国仍然拒绝在协防南沙问题上作出明确的安全承诺,并严格限制菲律宾对《美菲共同防御条约》进行扩大化解释。在不同历史时段,美国政策背后的利益考量有所不同。美国的模糊表态使得它能够以较低的成本维持美菲同盟的存在,同时形成对中国的威慑。杜特尔特时期,美菲同盟会继续存在,特朗普政府也不会放弃对南海航行自由的关注,但是中菲关系未来发展的主动权掌握在中国和菲律宾手中。     

民族主义、国内政治权力结构变迁与南海争端国对华对冲差异

在国际体系变迁的背景下,东南亚三个主要的南海争端国越南、菲律宾和马来西亚普遍采用对华对冲战略以应对中国崛起带来的不确定性。但是,三国的对华对冲差异何以存在仍是个尚需进一步澄清的理论问题。在政治结构具有较高自主性的情况下,民族主义诉求强度以及国内政治权力结构变迁是影响三国对华对冲差异的主要因素,导致三国分别实施了对抗、均衡与合作三种不同类型的对冲。二者通过执政者的合法化战略影响对冲的实际演化,弱民族主义诉求推动争端国采取合作型对华对冲,但随着民族主义诉求增强且政治权力结构趋于集中化,争端国将采取均衡型对冲;在民族主义诉求增强且政治权力结构趋于分散化的情况下,争端国将采取对抗型对冲。国内政治权力结构的未来演变可能导致南海争端国实施更具对抗性的对华对冲战略,推动南海局势发生于中国不利的变化。     

菲美特殊关系与马卡帕加尔民族主义外交

进入20世纪60年代以后,菲律宾国内外政治环境的变化开始冲击牢固的菲美特殊关系基石。1962年马卡帕加尔总统上台后,发起了以"亚洲办法解决亚洲问题"的民族主义外交改革运动,企图借助沙巴领土争端和马菲印多提升菲律宾的独立形象和国际地位。但是,此时的菲律宾民族主义政治力量仍然难以撼动根深蒂固的菲美特殊关系。当印马对抗加剧、美国态度转为强硬后,马卡帕加尔政府又急于重回特殊关系的轨道。马卡帕加尔的民族主义外交运动是菲律宾外交"去特殊化"的第一次尝试,对后来的菲美关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俄国思想史中的“波兰问题”——保守派的视角

"波兰问题"是19世纪俄国政治中无法回避的因素,却一直较少得到学界的关注。在1863年波兰爆发独立事件后,俄国政论家斯特拉霍夫、卡特科夫、阿克萨科夫等人分别从文化、政治和社会方面分析"波兰问题"及国家利益、民族文化身份的关系,体现了十九世纪俄国社会中民主普世价值与民族主义的激烈争论。     

德国南海政策的新调整：动因与制约因素

近年来,德国南海政策调整越发明显。政治层面,德国除了在欧盟框架内发声,还越来越频繁地就南海问题独立表态;外交层面,德国与南海周边国家的合作由经贸合作向安全议题合作拓展;军事层面,德国海军的南海地区行动从谨慎克制向追求积极有为转变。德国南海政策调整的原因是多样的,既有国家层面安全和外交政策转型的驱动,也有地区层面国家竞争和区域利益的共同作用,还有国际层面的威胁认知和“全球力量”身份塑造的推动。然而,德国政治精英的立场分歧、军事能力和社会民意的限制、价值观外交路线和对华经贸关系的制约,都将成为德国深度介入南海问题的阻碍因素。中国应密切关注德国南海政策动向,在稳固双边经济贸易关系,拓展在人为气候变化、海洋污染、能源转型等议题合作的基础上,推动中德关系朝健康稳定方向发展。     

认知、预期、互动与南海争端的解决进程——基于中国自我克制视角下的分析

文章以中国合法拥有南海U型线内的领土主权为出发点,结合中国提出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政策,判定中国对其他有关南海声索国作出了自我克制的举动。在此假定下,文章分析了在争端中的相对小国坚持独占其所主张的全部争端利益和可以有条件地接受共同开发所主张的争端利益这两种情况下,面对中国的自我克制举动,它们是如何与中国进行互动并对南海争端的解决产生影响的。文章还对中国在非争端国没有实质介入的情况下愿意作出自我克制,而在非争端国介入的情况下,面对有关声索国的挑衅则予以了坚决回击这一现象,从心理预期、国家尊严与荣誉、观众成本效应以及合作进化理论等视角进行了分析。     

澳大利亚介入南海争端的路径、动因及影响

近年来,澳大利亚对于南海争端的关注程度与介入力度不断增加,其路径包括在多个场合宣扬其南海政策;扩充本国军备,在南海地区显示军事存在;加强与美日菲等域内外国家的联动。澳大利亚介入南海争端的动因有其自身安全、经济与政治利益的考量,也受到其他外在因素的作用。澳大利亚介入南海争端带来重要影响,包括加剧南海争端的复杂性,影响中国在南海问题的话语权,阻碍中澳关系的发展及加深澳大利亚自身的外交困境。针对澳大利亚加强介入南海争端政策的现实,中国应采取相应对策,包括在部分国家政局变动与政策变化之际,坚持以解决南海问题的"双轨思路"来阻止澳大利亚等域外力量将南海问题国际化的企图;扩大对澳大利亚各界的外交工作;推进中美关系的发展及中日关系的转圜,压缩域外国家联合制华的空间;以经济的软约束为主要方式辅以军事的硬威慑阻止澳大利亚介入南海争端。     

冷战初期日本南海政策及东南亚战略取向

冷战使日本在美国的全球战略中作用提升,成为反共"防波堤",其具有政治目的性的东南亚"经济外交"呈现出明显的海洋战略取向,且影响至今。因地缘利益、东南亚战略,日本南海政策的基本出发点自冷战开始后始终没变,即追随美国遏制中国政策,对南海诸岛归属问题上采取模糊态度和立场,这为后来南海周边某些国家侵占南海岛礁留下所谓借口。此时日本还曾插足于南海诸岛,由于海峡两岸对南海权益的维护使其非法行为无法为继,但随着经济的发展,日本越来越依赖南海航道和加大南海石油资源的开发,这决定其"关心"南海问题就是势所必然了。     

《美菲共同防御条约》的适用范围问题再分析

美菲两国在《美菲共同防御条约》的适用范围问题上长期存在分歧。在特朗普政府之前，美国为实现其总体的对外政策目标，在该条约是否适用于南海的问题上刻意保持模糊性，没有明确宣布该条约适用于南海，同时美国拒绝将菲律宾提出主权要求的南海争议岛礁纳入该条约的适用范围。特朗普上任之后，随着美国的对华战略和南海政策发生重大改变，特朗普政府不仅明确宣布《美菲共同防御条约》适用于南海地区，而且试图把中国的两个岛礁美济礁和仁爱礁也变相纳入《美菲共同防御条约》的适用范围。特朗普政府的这种政策调整被拜登政府继承。美国在《美菲共同防御条约》适用范围问题上的政策调整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利益，威胁了南海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中国须对此保持高度警惕。     

俄罗斯"东转战略"的国内政治影响要素探析:战略文化、央地关系与政治结构

"东转战略"是俄罗斯自乌克兰危机发生之后加快实施的重要战略。其直接战略目标存在于两个层面:一是加强与亚太地区国家的政治、经济联系以缓解来自西方的战略挤压;二是通过推进远东发展来为俄罗斯经济发展打造新的"引擎"。文章以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为基础,通过国内政治的视角分析了战略文化、央地关系和政治结构三个要素对于"东转战略"内外政策实践的不同影响。在战略文化方面,西方主义、民族主义和欧亚主义三种思潮分别影响了"东转战略"的内外政策,其中对外政策的战略文化以保守现实主义为原则,其核心是民族主义和欧亚主义思想;而国内政治的战略文化则是以保守自由主义为原则,以民族主义和西方主义为主要思想。在央地关系方面,"强中央—弱地方"兼具地区排他性的央地关系模式一方面有利于俄罗斯的外交战略转向,另一方面则不利于远东开发中联邦主体能动性的激发。在政治结构方面,人格主义与机制主义的博弈决定了"东转战略"内外政策实践的不同,使得俄罗斯的远东开发战略面临阻碍。文章通过国内政治的视角来考察"东转战略"在内外政策实践上的不同,有利于进一步思考俄罗斯战略决策过程的发展与演变,从而为探究"东转战略"的未来走向奠定坚实的基础。     

俄罗斯的府会关系及对政治稳定之影响——叶利钦与普京时期之探讨

府会关系、政党政治对政治稳定的影响,是民主政治的判别标准之一。苏联瓦解,俄罗斯联邦取而代之,并随之采取激进的政策进行民主化与市场化改革,以期向民主政治与市场经济制度全面转型。转型期间,府会关系产生严重的冲突与对立,冲击到政府的威信与国家的存续,以叶利钦时期为最。继之,普京执政,扭转了情势与府会关系,将国家社会带向新高峰。如此的转变,关键因素在于普京调整了国内政策,特别是颁布了"政党法"来整合政治势力,使国内出现了政党政治的雏型,对政治稳定产生了极大的作用。可见,府会关系对政治稳定有绝对的影响,其中以对国家政策方向和政党政治的影响为最,这从叶利钦与普京两个时期的府会关系及其对政治稳定的影响可具体看出。简言之,俄罗斯的府会关系明显影响政治稳定,议会中的政党政治又扮演着决定性的角色。     

阿罗约时期菲美安全合作及其影响

在2001年"9·11事件"之后,美国将菲律宾视为一个坚定的盟友,再次发现了菲律宾在反恐战争中的战略价值,菲美以反恐为契机开展了密切的安全合作。2004年7月菲律宾因人质事件提前从伊拉克战场撤军之后,菲美安全合作遭受重创,但随后又有所恢复。这一时期菲律宾在中美之间奉行"大国平衡"外交,重视与中国的关系,并发展与中国的安全和防务合作,但是中菲之间的外交与安全合作关系未能动摇美国在菲律宾安全合作中的地位。与菲律宾的反恐合作只是菲美安全合作的一个方面,美国更重视发挥菲律宾在其全球军力部署中前沿阵地和安全合作站点的作用,美国的这一意图也反映在2014年菲美《加强防御合作框架协定》之中。     

菲律宾海洋管理制度研究及评析

近年来,中菲围绕南海主权争议不断,尤其是"黄岩岛对峙事件"和"台湾渔民被射杀事件"严重影响了中菲关系,但从另一方面也反映了菲律宾加强海洋管理和海洋执法管理的事实。为了避免此类事件再次上演,维护我国海洋权益,本文试图对菲律宾的海洋管理政策、海洋立法、海洋执法管理以及与之相关的管理体制等多方面的管理制度进行研究、评析,并期望对我国加强海洋管理有所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