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损害赔偿捍卫公民尊严

2010年，赵作海“冤假错案”震惊全国。赵作海坐牢11年，身心受尽折磨，还落得妻离子散，给予精神赔偿是合乎情理的。然而，精神损害纳入国家赔偿的《国家赔偿法》自2010年12月1日才开始实施，赵作海案件是在此之前发生的，不能用新实施的法律去适用该案件。     

赵作海冤案的警示

今年5月9日上午，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赵作海一案的再审情况：认定赵作海故意杀人案为错案，宣告赵作海无罪并立即释放，同时启动责任追究机制。     

利用“名人”效应替人维权的是与非

河南新密市“开胸验肺”的农民工张海超，商丘市柘城县因“杀人”而被判刑的农民赵作海。都因经历曲折而被媒体关注，并一度成为公众人物。     

河南李怀亮案：“疑罪从无”的先河

2013年4月25日，河南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一纸无罪判决，让被羁押12年的李怀亮重新获得了自由。与佘祥林、赵作海、张高平等“冤案”不同的是，该案被害人并未“生还”，“真凶”也未出现，这种情况下的无罪判决，极具现实参酌意义。     

错案频发的背后

河南省柘城县赵楼村村民赵作海，因被控杀害同村人赵振晌而遭受十余年的牢狱之灾，随着“被害人”的突然现身，又一起无可辩驳的错案、冤案终于大白于天下。与数年前万众瞩目的佘祥林案几乎没什么两样，冤案要想昭雪，须等“被害人”“复活”，这再一次暴露了司法体制的弊端和痼疾，促使人们作深层次的反思。     

我们应当如何理解“疑罪从无”原则？

“疑罪从无”对我们中国人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尽管见仁见智，但绝对不是一个小问题。因为这对我们如何有效防范冤假错案来说，是一个无法回避的实际问题。应当说，对我们中国人来说，这是不难理解的概念，但却是一个很难理解的理念。那么。究竟什么是“疑罪”呢？我们为什么要主张并追求“疑罪从无”呢？那就让我们先从余祥林、赵作海、张高平等案件开始说起吧。     

错案纠正的法律拷问

近些年来，国内冤案得以昭雪的途径无非有二：一是被动式纠错，二是主动式纠错。 被动式纠错，往往是迫于舆论压力，但是更为直接的则是“亡者归来”“真凶现身”。比如佘祥林案、赵作海案、呼格吉勒图案等。主动式纠错，往往是凤毛麟角。最近安徽一位退休的检察官“自己举报自己办错案”换来案件的再审。     

用“举证倒置”查清赵作海冤案

近期,被称为＂翻版佘祥林＂的赵作海冤案成为舆论焦点。十年前,河南柘城县村民赵振晌和邻居赵作海打架后失踪。一年多后,村民发现一具无头尸体,以为死者就是赵振晌。警方据此抓捕了赵作海,后来赵作海以故意杀人罪获刑。岂料十年过后,赵振晌安然回到村里,一起冤案就此浮出水面。     

我们应当如何发挥辩护律师的作用——“错案防范系列谈”之二

今年两会刚过，一起本该是普通案件的宣判却引起了所有法律人乃至全社会的关注与反思。连同近年来爆出的余祥林、赵作海、杜培武等案件，这起被称为“张高平叔侄案”。再一次吸引了国人的目光，也让国人对冤假错案的预防与纠正给予了更多的期待。     

司法公信：被损害和被猜疑

近年来。我国司法领域出现多起社会影响广泛的冤假错案。最近媒体陆续披露的就有浙江张高平叔侄杀人案、河南李怀亮案、福建福清纪委爆炸案等。仅在河南，2010年“赵作海案”发生后，又相继出现“时建锋天价进费案”“智障人吕天喜抢劫案”“眼花法官”等几起错案。     

司法为什么？（下）——河南省高级法院院长张立勇访谈录

打击犯罪与保护人民之间有矛盾吗？ 记者：所以说，通过个案可以推动法治进步，赵作海案件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是一个非常好的案件。中国的法治进步，不管到将来进步到什么程度，但是赵作海案件绝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符号。     

《念斌案：用谎言掩盖谎言》专题报道之一 一年里，最怕的是死牢铁门响起

念斌案可以说是家喻户晓了，8年冤狱，4次死刑判决。2014年8月22日，念斌被无罪释放，理由并不像余祥林案、赵作海案那样因为“亡者归来”“真凶被抓”，而是因为疑罪从无。如果念斌案没有一个不屈不挠的姐姐、如果没有张燕生等律师的坚持、如果没有中央巡视组进驻福建、如果没有京港毒物专家的鼎力相助，念斌恐怕无法吃到今年中秋的月饼了。     

我们应当如何理解“功大于过”的判断？——“错案防范系列谈”之四

最高人民法院常务副院长沈德咏同志在《我们应当如何防范冤假错案》一文中,在谈到诸如河南赵作海杀人案、浙江张氏叔侄强奸案等案件时,曾就法院的功过问题作出评判,认为“审判法院可以说功大于过,否则人头早已落地”。     

从民主法治建设看科学发展

大学生孙志刚的死促使收容遣送制度走向终结；村民赵作海的冤案最终成为遏制刑讯逼供条款写进刑事诉讼法的重要砝码；瓮安事件、“躲猫猫”“钓鱼执法”事件让人们看到了公权力对待民意所持不同态度而产生的不同后果。十年间，在经济社会发生巨变的时代洪流中，一个个看似微小的事件，却推动了国家民主法治建设的步伐，进而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的制度保障。     

赵作海在摧毁民众什么？

我至今不敢相信这件事是真的。因为太传奇，几乎堪与最经典的影视作品媲美。 但悲哀的是，它是真的。 在中华文明发祥地河南，一个叫赵作海的底层农民被当成杀人犯关押了11年后，由于被杀者的神奇“复活”，重获自由，只是世间已物是人非，妻离子散。昔日将他关进牢狱的人都已升迁，而将他当成人民公敌、欲除之而后快的公检法机关纷纷对他笑脸相对，真诚道歉。经受如此冰火两重天的境遇，正常人一般会当场疯掉。     

《劫后赵作海》专题报道之一 赵作海出狱之后

以种地、做点小买卖为生的赵作海,本来可以有一个虽不宽裕但很团圆的家庭。而今,两个稍大点的男孩子已经过了农村定亲的岁数,老婆带着女儿和最小的儿子改嫁他村。他用＂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来形容自己目前的窘境。而这一切正是11年前商丘地区公检法违法办案导致的。这些执法人员依据的是一具无头尸体、几片口袋碎片、对赵作海的刑讯逼供、对所谓＂情人＂的屈打成招、对其妻子的威逼恐吓、赵振晌的失踪等证据形成的脆弱的证据链。赵作海案发在1999年,复核是在2003年。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改,＂无罪推定＂原则被确立。刑事诉讼法修改三年后,赵作海丝毫没有享受到法律修改所保障的基本权利。赵作海被无罪释放后不久,＂两高三部＂联合发布《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两规定在细化各项证据规则的同时,明确规定,以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取得的供述,属于非法言词证据,应当依法予以排除。     

赵作海错案

1999年5月8日，河南省商丘市柘城县老王集乡赵楼村发现一具无头、膝盖以下部分缺失的男性尸体。柘城县公安局立案侦查，认为死者是该村1997年失踪的村民赵振裳，并认定该村村民赵作海为犯罪嫌疑人。     

“两个证据”规定下翻供问题探讨

口供作为一种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具有其他六种法定证据所无法超越的优势，但口供的特点又导致翻供现象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时有发生，翻供现象在余祥林、赵作海等错案曝光之后，日益引起司法实践部门的重视。2010年5月，两高三部出台了“两个证据”规定，在新的规定下如何正确对待翻供问题，才能既发挥口供的作用以查明案件事实、惩罚犯罪，又保障人权、节约司法资源、实现诉讼效益？笔者结合自己在司法实践中总结的部分感性认识和经验，分析研究刑事诉讼领域的关于证据的理论，借鉴他人的研究成果，对于“两个证据”规定后翻供问题的对策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探讨，并提出在立法和制度方面的建议。     

由赵作海案引发“毒树之果”的思考

最近,赵作海成为各大媒体争相报道的重点。11年的牢狱之灾,65万的国家赔偿,数字是苍白无力的,数字背后的事实却是引人深思的。刑讯逼供、骗供诱供、非法证据……这一切"毒树之果"从源头污染了司法程序。面对"砍树弃果"和"砍树食果"两种争论,我们应该如何避免这种"亡者归来"?如何进行取舍从而做出符合我国实际的选择?如何真正做到司法的公平正义?从赵作海身上,我们看到了我国司法的问题,只有解决好这些问题,法律才能真正成为人民心中法治的天平。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与遏制刑讯逼供

只有破解刑讯逼供这一魔咒,采信合法证据才能确保案件经得起检验,才能堆砌起民众坚实的法律信仰。摒弃刑讯逼供所得之非法证据,司法程序才能回归正义,法律才能赢得尊严。近年来,我国刑事司法在保障人权方面有了很大的进步。从＂佘祥林案＂到＂赵作海＂案,均引起了整个社会对刑讯逼供的社会危害性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