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转型期少数民族习惯法与国家制定法的互补融合研究北大核心CSSCI

少数民族习惯法是国家制定法的有效补充,能够弥补国家制定法供给不足的情况,也能满足少数民族地区对于社会规则的需要。在社会转型期,通过少数民族习惯法与国家制定法的互补融合,不仅可以充分发挥国家制定法对于少数民族习惯法的指导作用,同时也可以在法律实践中充分考虑到少数民族习惯法中一些优秀的做法,符合少数民族人民的习惯与风俗,从而满足社会各方面利益的需求。     

民族村寨村规民约“异化”及与国家法调适———基于元阳梯田核心区村规民约的分析

摘要：村规民约是乡村社会自发产生的公共性规则,但实践中,地方公权力机构主导推动民族村寨制定带有明显国家法特征的村规民约,体现了公权力加强对民族村寨的控制,以及民族传统法律文化某种程度的消退。在发展旅游经济的背景下,元阳哈尼梯田核心区内部存在着公权力与民族村寨、国家法与传统民族法律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在协调上述关系及推动国家法在民族乡村实施的过程中,需要把握国家法与体现民族传统法律文化价值的村规民约之间的界限,尊重民族村寨固有社会规范体系及思想文化的自主性,改进国家法的实施方式。     

浅析民族习惯法

从习惯法的概念入手,选取婚姻、继承习惯法来阐述民族习惯法以及民族习惯法与国家制定法之间的冲突,然后对民族习惯法与国家制定法之间的调和提出自己的观点。     

法律亚权利:权利拓展的文化背景

人们在社会实践中,不断认识和改造自然界和社会本身,对权利现象的认识是一个螺旋式的渐进过程.权利拓展背后的现象之一是法律亚权利现象的存在.在法律体系上,对待权利问题我们常常思维格式化,总是忘却习惯权利和道德权利的存在.我们的态度是惟一的,只承认国家制定法即认为国家制定法是全部的法律,不仅排斥了大量的习惯法,而且还否定了社会和文化的价值观念、伦理道德观念与国家法律的相容性.     

民间习惯的司法适用研究

我国是一个地域广阔且具有五千年历史文明的国家,在地域和文化不同的背景下,一部成文法很难解决生活中各种法律问题。民间习俗和国家法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冲突,国家法因国家制定而产生,民间习惯则缺乏法律根据。解决民间习惯与国家法的冲突问题,改善我国法律规范,构建合情合理的法律体系是当今社会需要解决的问题。     

佤族习惯法和国家制定法的关系探究

佤族有着灿烂独特的文化,尤其在民族习惯法方面卓有建树。佤族民事习惯法和国家制定法隶属两个不同的文化系统,两个文化系统不断地交流碰撞,产生了各种冲突。基于对佤族习惯法的特点,坚持法律多元化是充分发掘民族法律资源、处理国家制定法与佤族民事习惯法关系的重要途径。     

论我国民族法学的研究对象及原则

民族法学,是研究以法律手段调整民族关系的科学.它作为一个独立的部门法学出现,是我国社会科学和法制建设发展的必然.本文仅就我国民族法学的研究对象及原则作一初浅的论述.一、关于我国民族法学的研究对象民族法一词,最早见于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恩格斯在考察雅典国家的产生时指出:“雅典人比美洲任何土著民族都前进了一步,相邻的各部落的单纯的联盟,已经由这些部落融合为统一民族代替了.于是就产生了凌驾于各个部落和民族的习惯之上的一般的雅典民族法;只要是雅典的公民,而使在非自已部落的地位,也取得了确定的权利和新的法律保护.”恩格斯在这里虽然没有对民族法的若干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但也为我们指明了“部落和民族的习惯法”与“一般的民族法”的区分.     

从冲突到融合——浅议民族习惯法与国家法

作为调整民族地区社会生产、生活关系的重要准则,民族习惯法与国家法长期并存.随着国家法制现代化建设的推进,民族习惯法与国家法简单并存带来的冲突日益凸显.笔者试从分析二者的关系着手,正视冲突的客观存在,肯定民族习惯法的法律文化价值,探寻国家法与民族习惯法融合并存之路.     

试论民族政策与民族法律的关系及其适应

民族政策与民族法律本质不同，不可替代，却有诸多联系。民族政策对民族法律的制定和实施具有指导作用，民族法律对民族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具有制约、促进和保障作用。正确运用民族政策与民族法律之间的辩证关系，对民族地区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浅析多重语境下的习惯法概念界定——以民法中“交易习惯”的性质认定为例

习惯法概念的界定历来存在争议,正确界定习惯法的概念及认识习惯法与习惯之间的意义对于我们认识现存法律中的关于习惯入法及习惯在司法中的适用提供重要的意义和理论基础。本文以为习惯法应该是独立于国家强制力之外的一种法律,即区别于制定法。是一定社会中,人们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和社会实践中所惯性的为一定的群体人们在心理上所接受的,能够像发一样规制人们行为的,不违背公序良俗的习惯。而我国民法中的交易习惯也应当是习惯法。至于交易习惯的适用,应当由司法机关汇编适用。     

少数民族习惯法与国家法的依存和冲突--少数民族地区法律多元个案透视

法律多元将是我国少数民族地区长期存在的现象 ,该现象主要围绕国家法与少数民族习惯法两者的关系而表现出来。在不同表现形式中 ,两者表现出既依存又冲突的关系。因此 ,在少数民族地区法治建设进程中对两者不应简单取舍 ,国家法必须给少数民族习惯法留出一定空间 ,让少数民族习惯法通过不同途径得以实现。     

翦论推动我国法治建设的策略

依法治国是我国的基本治国方略和为之奋斗的目标。要实现依法治国,必须加强公民宪法意识培养,发展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健全宪法机制,制约行政权力;用宪法理顺党政关系;建立宪法诉讼制度;进一步健全我国宪法监督的程序,树立宪法权威。     

西部大开发与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环境保护的法律思考

在西部大开发中 ,民族地区的环境保护应当以法律为主导。环境法的单项立法应当充分体现民族地区的民族性。在法制建设方面 ,应当进一步完善环境影响评价制度。     

落实民族区域自治法律变通补充权的法律保护研究

对法律法规进行变通或补充执行是民族区域自治立法权的重要内容,落实变通或补充法律的自治权对于实现民族区域自治权和民族自治地方建设全面和谐的小康社会具有重要保障作用.为了保障民族自治地方变通或补充法律法规自治权的有效行使,法律法规对其进行了专门保护.落实民族区域自治法律法规变通补充权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为有效落实民族区域自治法律法规变通补充权,必须加强法律法规的多重保护.     

论我国行政补偿的立法模式

行政补偿是行政机关合法行为对相对人产权侵害的一种责任，在宪政国家，行政补偿制度由宪法予以规定。尽管我国宪法确立了行政补偿原则，但作为一项制度，仍有许多缺陷。在行政补偿立法时应该确定以权利保障为目的，采用集中立法的模式，对整个行政补偿制度作出基本规定。     

云南少数民族体育产业化的政策选择与社会支撑体系

云南少数民族体育产业的发展,必须遵循产业化发展的一般规律.政府在推进产业化发展过程中,应该从云南少数民族体育的实际出发,制定相应的政策措施,创造促进少数民族体育产业化发展的制度环境与条件.     

在应否建立我国税务警察研究中被忽视的重要问题

是否建立我国税务警察，对我国的税收法治和宪政建设影响重大。但在该问题的研究中，一些至关重要的问题被有意无意地忽视了：在现代社会，征税权和警察权是两种不能合一的权力，尤其是不能集税收立法权和执法权于征税机关一身；建立税务警察并不是世界各国的普遍做法，是否建立税务警察，只能取决于本国国情或历史；在我国建立税务警察的理由似乎很充分，其实似是而非，经不起推敲。学界必须高度重视这些问题，并对其进行深入研究和讨论。     

关于唐律"化外人相犯"条的再思考

唐律“化外人相犯”条是中国封建法律中一项具有重要意义的规定。目前比较流行的观点认为:“化外人”即外国人。另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古代所称的“化外人”是指少数民族。通过深入分析,笔者指出:“化外人”包括外国人和部分少数民族。“化外人相犯”条不仅适用于处理外国人在大唐境内的犯罪,是唐代处理涉外案件的原则,也适用于与唐朝关系比较疏远的少数民族,是当时少数民族适用法律的特别规定。     

行政成本法治化控约机制构建

我国行政成本多年来始终居高不下,严重影响了政府的运行效能和政府的对外形象,也阻碍了宪政体制下法治政府建设的正常进程。随着法治政府建设的逐步推进,各级政府必须引入法治控权思维,从制度机制上寻求降低行政成本根本之策。     

论法院变更指控罪名直接定罪的得失

法院变更指控罪名直接定罪的合理之处有利于处罚犯罪和提高诉讼效率 ,但这种做法有违我国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并有悖司法公正。这表现在 :它侵犯了被告人的辩护权 ,违背了“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宪法规定。司法实践中需要变更指控罪名以正确适用刑法时应该经过合法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