间性审美风格与晚明文学现代性

晚明中国,作为载道文体的诗歌由宰制文学中心地位的滑落表明,传奇、小说等通俗文体业已勃然兴起。通俗文体不仅依托晚明蓬勃的消费文化广泛播散,而且,晚明文士将通俗文体抬举至与诗歌等量齐观之境,此种“以浮华代自制”正表现出颓废风格的原始之义。同构于晚明颓废的社会审美风格,以描写世情为主的传奇、小说等通俗文体,因晚明情欲社会的表达需要,其作为文人文化的表征亦使用音乐、绘画等多种审美形式,表现出具有间性之美的颓废文学审美风格。此种间性审美风格不断挑战宋明宰制儒家所标举的崇高审美风格传统,在文人文化的形式之美的极致性追求中,表现出晚明中国人与文的审美自觉,以及中国“生活美学”新的实践可能。     

晚唐小品文与晚明小品文的价值取向

唐朝是中国历史上的鼎赫王朝，然自“安史之乱”，国运一落千丈，晚唐小品文于是怀着对苍生的同情和历史王道的使命感，大都张指朝政之弊。文人们在精神上也就陷入了信仰崩溃的困境。晚唐小品文中的嬉笑怒骂正是在这种困境中的“呐喊”，而在“呐喊”的背后，是深沉的自苦。晚明小品文相比于晚唐小品文在风格上倾向于轻灵隽永，崇尚自然本性。从晚唐到晚明，文人们找到了从“自苦到自救”的精神路径，这体现了中国文化儒道互补的内在联系，体现了中国文人面对历史的心境转变。     

林语堂现代小品文创作渊源浅论

林语堂现代小品文的创作,既源于晚明小品散文,浸透着中国道家思想的精髓——闲适隐逸,是中国古典言志散文的继承和发展;又顺应了当时散文发展的趋势,在中西方文化的交融中,体现着作者的人文理想与思想性情;同时,还深受19世纪西方存在主义和情感表现主义等哲学与文学思潮的影响。     

李贽童心说与晚明文学的转型

晚明是中国文化史上非常值得关注的时代,李贽是这个时代文学与文化转型的轴心人物,其《童心说》为晚明思想之自由及文学文化之转型建立了一种无人替代的参照体系。正是李贽那种桀骜不驯的人格和嬉笑怒骂的文风,才把中国几千年来奉为＂至圣＂的＂偶像＂文人所谓的＂仁义道德＂批驳得体无完肤,也因此为晚明浪漫主义思想开了先河。明代文学的后续学派在李贽＂童心说＂＂离经叛道＂思想影响下,产生了诸多＂变通＂的文学观念。正是这种＂变通＂和务实的关注社会现实的思想,为中国文学及文化研究的后来者留下了许多想象的空间,甚至为后来的＂新文化运动＂提供了准备。     

论郁达夫对林语堂及其小品文观的批评

在20世纪30年代关于小品文的论争中,郁达夫对林语堂及其小品文观的批评是最实事求是的。他指出了林语堂身上“叛徒”与“隐士”的矛盾及其原因,揭示了其小品文观与这种矛盾的关系,进而分别对“性灵”“幽默”“闲适”加以分析,肯定它们具有积极意义的部分,匡正它们的偏颇。郁达夫之所以能这样,主要因为他对五四新文学与30年代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认识比较清楚;且处于集团之外并具有非政治化思维的缘故。     

叶文玲：《无尽人生》写人生

犹记上世纪八十年代，文学，曾是无数国人的追求和向往。经历了十年浩劫的国人，对生活和人生都有了许多新的认识和感悟，压抑许久的中国文坛也由此在那个时期涌现了不少震撼人心的优秀作品。很多年过去了，人们还能记住《春之声》中的岳之峰在嘈杂拥挤的闷罐子车中的心灵独自；还能记住《灵与肉》中许灵均与李秀芝浪漫而苦涩的爱情故事……     

晚明文人士大夫崇尚什么样的出游活动

晚明时期,由于社会政治、经济、思想领域的重大变化,使得文人士大夫对旅游持一种肯定的态度,并且积极主动地参与到旅游活动中来,成为晚明旅游热潮的引领者。他们所推崇的旅游思想、观念对当时社会的经济、文化等均产生了程度不同的影响。     

论清代文学之“为尊者讳”

实录精神和直笔手法是清代“事俱按实”文学的创作特色。除了这种追求历史真实的实录手法，清代文学对史学传统的继承还体现为“为尊者讳”的春秋笔法。清代剧作家表现出的“为尊者讳”手法既是基于封建社会文人重视教化的史学传统，又与清代特有的实学风气不谋而合。以《桃花扇》为代表的清代文学采用“为尊者讳”等春秋笔法，淡化儿女风情，探讨兴亡规律，体现了当时文坛风潮转向内敛的趋向。这种写作手法使清代文学具备有更高的学术品位，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作品的价值，有助于我们窥视当时的时代风潮。     

林语堂“闲适笔调”论

“闲适”是林语堂文艺思想的一个重要范畴 ,其“闲适笔调”的主要内涵向外指向一种闲谈娓语式的小品文风格 ,向内则指向重表现、抒性灵的文艺观 ,同时又关乎对文学创作论和功能论的认识。“闲适笔调”论显示出林语堂对救世与自适这一自古以来困扰知识分子的矛盾难题的解答 ,其人生态度、小品文创作虽偏于自适 ,却又不是也未能一味闲适到底。林语堂当年提倡“闲适笔调”与其经济状况、闲适心境密切相关 ,未尝不具有将“粗犷的人心磨得渐渐的平滑”的负面影响 ,而今日流行之“小资”及“小资写作”更存在着仅关注个体自身生存状态、躲避责任、放弃关怀的价值取向。     

新昌调腔 妙绝复妙绝

正调腔一名,最早见载于明代张岱的《陶庵梦忆》:"是夜,彭天锡与罗三,与民串本腔戏,妙绝;与楚生、素芝串调腔戏,又复妙绝。"彭天锡是晚明高士,雅好音律,现在看来就是个文化界的票友,里面提到的楚生、素芝都是当时的女伶人,彭和他们串调腔戏,张岱赞为"妙绝",其中或许有文人夸张之嫌,但既已"妙绝",则当时的调腔就应该不是草创,而是已经比较成熟、受文人欢迎的一个戏种了。新昌调腔是南戏"四大声腔"之一"余     

俚俗与幽深,同归于真情——公安派与竟陵派比较

在晚明特殊的政治环境、经济环境、社会环境以及个性主义高涨的人文环境下,公安派和竟陵派是其中影响很大的两个文学流派。公安派和竟陵派都反对拟古,主张"性灵",虽然公安派流于俚俗,竟陵派走向幽深,在艺术手法、语言风格以及文学追求上看似南辕北辙,两派对于"性灵"的认识也不尽相同,抛开这些"形式"的不同,其本质都是追求真"性灵",追求抒发作家的真情实感,做"真人",写"真神",从这个意义上可谓是殊途同归。     

论晚明文人戏曲选本的编辑理念

晚明是中国古代戏曲选本的成熟期。由于文人积极参与戏曲编选,晚明戏曲选本编辑理念趋于多元化。与民间选本相比,文人戏曲选本的编辑理念更为复杂。一般说来,文人编选戏曲选本,都强调戏曲的教化功能,强化尊体意识;以便于案头阅读与清唱,有助于观摩戏曲表演,能指导时人戏曲创作为选曲主旨;增强主体性,凸显编者个人特色。晚明戏曲选本的编辑理念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     

文人砚边的那一缕茶香

中国文人和茶,有不解之缘。通过茶事,感悟生活的宁静,感悟心灵的自由。在茶香缭绕中,明心见性,创造一角空灵虚静的心境。与茶友对品,体悟到君子之交的冰清玉洁、明月在怀。     

拂去万有假象

拂去万有假象现代科技和物质文明为人类提供了巨大的诱惑空间，更加强了人的欲望，从而也加剧了人的异化倾向。群起争利的世俗热情，比学赶超逐浪高。自古以君子固穷，不为斗米折腰的文人，也空前地从俗如流，礼贤钞票。一面在侈谈文学艺术的超越，一面在外部诱惑中离文学...     

论八股文与戏曲创作的嫁接——以《东郭记》为考察文本

在明清传奇史上，《东郭记》是值得关注的一部作品。孙仁强巧妙地将八股文要素与戏曲融合在一起，化腐朽为新奇，借古讽今，揭露与批判了当时社会中追求富贵利达而致道德沦亡的种种行径。《东郭记》并非个案。晚明朝政的黑暗腐朽以及科举制度的不全，使得不少科举文人借助戏曲创作来宣泄心中之郁积。他们的八股文素养与戏曲要素水乳交融，在荒诞幽默的氯围中传达着愤世嫉俗、忧国忧民的严肃主题，从而使人股文文体要素在传奇中获得了新的生机。     

静:茶之性情——中国茶文化的审美意蕴研究

泱泱中华,悠悠茶史。中国茶文化是具有典型东方民族特色的审美文化形态,体现了传统文人的人生境界与艺术追求。茶之清静及自然之性显现的自然、虚静、恬静成为古今茶人们所眷恋的审美情怀。静为茶之性情蕴含了淡泊、简约和俭德等品性之美,同国人宁静致远、莫不静好的情操息息相关。     

钟惺评点综述

钟惺是晚明时期竟陵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喜好评点,有<诗归>等多部评点著作.他的评点,标举性情、标示章法和语脉;既承接公安派之精髓,又吸纳传统诗学之精华,具有继往开来之价值.晚明时期涌现出的大量托名钟惺的评点本,反映了钟惺文学评点的影响.     

论公安“三袁”及其诗歌创作心态

公安派是晚明诗坛的一个重要流派,公安"三袁"的人生态度、价值观念、审美情趣和文学观点,为晚明诗人的文化人格和审美品格提供了重要的文化参照。他们思想上追慕"心学",蹈袭"狂禅",崇尚自由;行为上既放荡不羁,追求适意,蔑视科举,又汲汲功名,践行政治理想。在诗歌创作上倡导反复古和"独抒性灵",追求真情、淡雅、发展变化和不拘格套。他们独特的思想行为、理论主张、创作心态和诗风特征,正是万历以来政治影响、社会变化、思想动荡和文学走向的一个典型折射。     

论文学贯穿美学倾向的世俗化的审美追求

对新时期的文学及各流派的代表作品,从分割式的个案研究可以发现他们的共同点都是贯穿始终的美学倾向———世俗化的审美追求:对金钱、物质的崇高叙述;对婚姻关系的质疑;对人性直接进行游戏和调侃等。这是中国传统精神中的另一脉———热爱世俗传统续接与浮凸,世俗化在新时期文学中凸现是对审美文化的纠偏及流露出一种美学的倾向。     

中国盲人文学联谊会在京成立

“对于盲人朋友，文学也许就像心灵的北斗，总在黑夜里闪着光。我读过一些中外盲人的散文小说，还有诗歌。比如海伦·凯勒对美的想象和描述已经感染了世界上无数人。一些盲人作家是有才华的，很多盲人文学爱好者写下了很多美丽的文字，默默地述说着生活的爱与渴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