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侵权法过错能力的认定标准

过错能力的认定标准成为了行为人是否应受到法律责难的关键问题.对行为人过错能力的认定,应当以行为人在行为之时的辨别能力为核心要素进行审查,当然辨别能力与人的年龄、精神状况等影响因素密切相关,应当将这些因素有机结合起来观察才能准确判定某一行为是否违反了一个“理性人”的注意义务,从而最终决定行为人有无侵权责任.     

保险法之"理性人"标准研究

法院以何种立场理解保险条款或合同双方的行为,理论上有三种标准保险人标准、被保险人标准和理性人标准.理性人标准已为理论界所接受.理性人标准的法理基础在于保护信赖利益.理性人标准的构建,应当考察当事人的经验丰富程度和理解能力、理性人所置身的环境以及交易惯例等方面的因素.理性人标准是一个客观标准,但法官在构建和运用这一标准时难免掺入主观因素,此即理性人标准运用上的客观寓之于主观.     

理性人标准在侵权行为中的适用研究

近年来,侵权案件频发,为了实现司法正义,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时应遵循客观的理性人标准以避免主现擅断.理性人标准是侵权行为中过失的客观判断标准,在私法领域中的作用极为重要.确立理性人标准是民法所追求的平等价值的必然要求,是克服法官主观任意性,实现司法公正的必要手段.在司法实践中,适用理性人标准应考虑行为的损害危险性、危险行为的目的、避免损害危险的成本等诸多因素.     

违法性认识的结果与价值评价

当行为人实施了犯罪行为时,体现出行为人的主观具有社会危害性。行为人的意志与社会的主流标准背离越大,体现出行为人的社会危害性也就越大。行为人明知自己所做的行为是违法的而执意要去做,就表明行为人对主流道德、法律标准背离性越大,社会危害也更严重。行为人对于自己的行为并没有违法性认识在客观上也造成了法益被侵害,但是所体现出的行为的主观恶性较弱。     

有关日本刑法伪证罪中“虚假陈述”之含义的一点探讨

是否构成伪证罪,其关键就在于明确构成该罪实行行为的"虚假陈述"的含义.对此,有以行为人主观记忆为标准的主观说,也有以陈述是否最终符合客观事实为标准的客观说.比较妥当的观点应当是只要经过宣誓的行为人故意做出有违自己记忆的陈述,无论该陈述是否最终符合客观真实,均可构成本罪.     

保险法合理期待原则研究

被保险人的期待应当是客观而合理的,客观指的是一个"理性外行人"所理解的内容,合理则考虑被保险人的实际期待、保险人的了解等因素。合理期待源于保险人对被保险人的误导及法官的授予,前者在实践中出现最多。其适用受到保险人充分告知、法律或行政法规规定的条款、个人对专业知识的了解等方面的限制。     

“案件事实清楚”证明标准之探讨

目前,关于我国刑事诉讼中"案件事实清楚"证明标准的问题,理论界存在着"客观真实说"和"法律真实说"。客观真实标准能够体现正义原则但可操作性较差,而法律真实标准虽可弥补这一不足,但在实践中易于偏离正义方向。因此,我国应当确立以客观真实为证明目的标准、以法律真实为证明具体标准的诉讼证明标准模式。     

“醉酒型”危险驾驶罪客观方面的基本问题

危险驾驶罪的设立有效制止了我国醉驾高发态势,获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但是,危险驾驶罪在司法实践中也凸显了不少实际问题和困惑。在"醉酒型"危险驾驶罪客观方面认定时,对醉酒的标准应当采取客观标准,而不是主观标准;驾驶行为是指行为人基于运行机动车的意思而发动机动车引擎或实际运行机动车;超标电动车应列入机动车的范围;道路的基本特点是区域公共性和车辆通行性,生活小区内的类似道路应归属于危险驾驶罪中的道路。     

主观抑或客观——对盗窃数额认知错误的归责

"天价手机盗窃案"引发了本文中探讨的关键问题:数额与行为人主观认识的关系。数额应当被认识吗?当行为人主观上对数额的认识与客观上的数额发生不一致时,刑法当何去何从?为了解决实践中主客观不一致引发的矛盾,笔者试图引入德日刑法体系中的客观处罚条件,使盗窃行为的成立并不需要行为人主观上对具体盗窃数额的认识,从而确定盗窃罪中的数额应当由财物本身的客观价值所决定。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刑事责任边界研究

由于网络犯罪中帮助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行为独立评价性及其帮助行为查处难度等特征,《刑法修正案(九)》第287条之二增设了"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立足于中立帮助行为可罚范围的各种学说,从构成要件分析该罪的刑事责任边界,将帮助行为与同类技术中立行为对比、帮助行为的社会公益性、帮助行为人作为义务的履行可能性及其与危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作为客观限定的考察范围;以"明知"包括"知道"和"应当知道"、"犯罪"包括违法行为和犯罪行为、帮助行为人的心理为希望或放任作为主观限定边界;以是否实际创设并实现了法律所不允许的风险作为"情节严重"的重要标准。     

笛卡尔的"我思"与"人"

笛卡尔以"我思"为核心的二元论哲学摧毁古代的理解模式,代之以科学的世界观和解释理论,从不同层面理解"人",涉及心灵、身体、身心统一体三个方面,以及三者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从而影响到人类学的急剧变化,影响到人的道德和自制的全部体系,致使"人性"和"人道主义"问题更为复杂,体现了其现代性特征.     

基于法文化视角的清末版权法律文本产生背景考察

《大清著作权律》作为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版权保护的成文法,尽管只是短暂适用,但其价值却十分巨大,它所显示的理念与我国传统的版权观念相比有着革命性的转变。清末版权法律文本产生的主观诱因是我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和近代思想家们对作为西方“舶来品”的版权制度进行“主体性反思”的结果。     

论我国侦查权控制的基本理念

大陆法系国家和英美法系国家均奉行要求对案件事实作出裁断必须依据证据的证据裁判主义。而侦查权的有效运作对证据裁判主义的实现具有重大作用。但是在我国,侦查权的此一重要作用显然被加以强调,甚至形成了我国事实上的一种“侦查中心主义”的局面。虽然侦查权行使的意义如此重大,但是在“人权”和“法治”尤其是“程序法治”的理论视野中,基于侦查权本质的逻辑分析及其在我国实践中运作现实的实证考察,如何控制和规范侦查权的行使却应当成为我们关注的重点所在。     

警民团结协作 共造良好执法环境－关于夯实社会治安防范基础的思考

面对充满挑战的新时期 ,人民警察要认真学习实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思想 ,坚持党的群众路线 ,努力提高自身政治素质、法律素质、业务素质 ,积极做好群众工作 ,加强警民协作 ,共同营造良好的社会政治、经济、执法环境 ,共同夯实群防群治的社会治安防范基础。     

西部大开发立法若干问题浅论

西部大开发立法就是把党和国家的有关方针、政策、经验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整体意志及利益定型化、法制化。立法工作要把握“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社会主义法律价值取向的总原则 ,并充分考虑西部的实际情况 ,有重点的进行。立法实践中需明确认识立法工作的紧迫性、创新性、求实性、重要性、民主性 ,以及借鉴国外经验的必要性。     

论矿产资源法律制度及其完善

矿产资源具有不可再生性、有限性、分布不均衡性特点 ,但它对人类有极为重要的作用。我国对矿产资源的立法极为重视 ,自 2 0世纪 5 0年代开始就颁布和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法规 ,但在实践中立法和执法均存在一些问题。各有关部门应积极作为 ,严格执法 ,才能使矿产资源法律制度更加完善。     

奥运法治安全与犯罪预警机制的构筑

本文主要从宏观角度出发,呼吁通过政府进一步强化对市场主体的严格管理、规范行政执法、在执法中给予人性关爱、重视制裁小腐败、消除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之间的断带等方面,求得社会矛盾解决在尚未激化为犯罪的阶段,以期减少犯罪的发生.作者在文章中还提出恐怖主义犯罪预警和流动人口犯罪预警的基本架构.     

法治财政：遏制腐败的利剑

我国的财政工作,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为社会和谐、稳定、发展起了重要的保证作用。但是,现行的财政体制存在着不少弊端,使腐败行为有条件得逞。这就提出了一个尖锐的课题:必须深化财政体制改革,建立起社会主义的法治财政。社会主义法治财政的本质,是依法治理财政,把"依法治国"的原则贯彻于财政活动的全过程。这其中的关键问题是必须强化预算的宪法意识;明确规定政府间的事权、财权界限;使全部财政活动公开、透明,并且随时接受社会监督等等。     

论建构行政诉讼被告确认规则的理论基础

“谁行为,谁被告”是对我国现行行政诉讼被告确认规则“谁主体,谁被告”的完善,是人权理念的提升、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中国加入WTO等现实国情决定的。文章从规则的宪政基础、现实基础等方面来探讨行政诉讼被告确认规则的理论基础,进而论证“谁行为,谁被告”的行政诉讼被告确认规则的合理性。     

恢复性司法与和谐社会

构建和谐社会,已成为时下中国的一个重大时代主题,被称为“新的伟大长征”①。在这一理念指导下,刑事法治也可以从多方面予以改进。流行于当今西方社会的刑事司法新动向——恢复性司法,与构建和谐社会在理念方面有诸多契合之处:其比较全面地照顾到了有关当事各方,有利于建设和平社区;简化了犯罪的处理程序,采取经济的责任形式,大大降低了刑法的成本;有助于实现刑法预防犯罪的目的;有助于实现刑法保障人权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