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工作介入民族地区精准扶贫治理的优势与方略

社会工作介入民族地区精准扶贫是多元社会力量参与精准扶贫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以政府主导的扶贫模式存在精准扶贫团队专业能力欠缺、民族地区贫困群众主体性不足、贫困对象缺乏精确认定等问题。与其相比社会工作在资源链接、助人方法、助人理念等方面有自身专业优势。在精准扶贫的具体介入工作中,社会工作者采用多元化的介入策略,将项目运作与培育社会组织相结合;将扶贫、扶智、扶志三者相结合;将外展服务与社会服务整合相结合,共同促进民族贫困地区精准脱贫。同时,社会工作者在对民族地区扶贫的介入中应注意文化敏感性问题。     

论新时代精准扶贫与和谐民族关系的构建

随着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战略的推进,民族地区贫困问题也日益突出,成为影响和制约民族关系和谐发展的突出因素。为着力解决这一问题,党和政府将精准扶贫作为扶贫工作新战略、新理念和新举措加以实施。精准扶贫对我国民族关系的和谐发展至关重要,它不仅是我国民族地区构建和谐民族关系的必要条件,也高度契合了新时代构建和谐民族关系的关键要素。因此,精准扶贫成为当前民族地区构建和谐民族关系的重要途径。     

可行能力与精准扶贫:一个分析框架

收入标准长期以来是我国制定和执行贫困政策的依据,然而在精准扶贫中,不论是对真实贫困情况的反映,还是有效推进扶贫政策的执行,单维的收入标准均已不能完全胜任精准扶贫的要求.可行能力标准作为收入标准的拓展和补充,与精准识别、精准扶持和精准考核的内核高度契合,注重衡量多维贫困及长效帮扶机制,从而提升扶贫对象的可行能力.     

提升可行能力:精准扶贫的政治哲学基础分析

精准扶贫是我国的新型扶贫理念与扶贫方式,旨在彻底解决我国仍处于贫困中的7 000多万人口的脱贫问题。然而,没有理论支撑的扶贫工作只会成为最一般的救济,而且缺乏相应理论指导的扶贫政策也存在政策扭曲的风险。以政治哲学的视角探寻精准扶贫的理论预设、理论逻辑并进行相关梳理,可以明确精准扶贫必须最终落实到提升贫困人口的可行能力上,从而使精准扶贫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得到进一步彰显,更好地推动我国扶贫事业的发展,帮助和促进我国现行贫困标准下的贫困人口脱贫,进而使我国广大民众能够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早日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     

精准嵌入型政府扶贫信息化模式探索

扶贫信息化建设对于实现精准扶贫目标具有关键性作用。当前我国政府扶贫信息化总体上属于互联互通型的信息化模式,存在着实践应用价值的局限性。可构建精准嵌入型的政府扶贫信息化新模式,以实现扶贫信息化在精准、广度、效度、技术支持及运行制度保障等方面的系统创新。精准嵌入型政府扶贫信息化模式能够深入契合当前精准扶贫战略,有效应对扶贫中的新问题,推进未来政府扶贫的深入发展。从现状来看,我国扶贫信息化建设因特定原因,尚存在扶贫信息功能发挥、扶贫主体信息互嵌以及扶贫信息技术运用等方面的问题亟待破解。为此,可通过确立新型贫困治理信息化理念、以信息精准嵌入优化扶贫信息功能,以及完善政府扶贫信息化的制度保障等途径,建构精准嵌入型政府扶贫信息化新模式,促进贫困治理精准化。     

我国精准扶贫政策中公众权益的保护与建设研究

随着精准扶贫政策的有效实施与大量扶贫资源的实际运用,相当数量的贫困群体生活质量得到极大的改善,其健康权、参与权等基本权益也得到相应的保护与保障。从此意义上看,精准扶贫政策的核心议题之一就在于保护贫困群体的基本公众权益,并从中彰显公平正义的价值理念,但精准扶贫政策实施过程中公众权益问题容易被忽视并产生外溢效应,从而导致权利与义务的失衡、收入被过度关注、公众权益保护的不平等以及政策的前瞻性与战略性不足等诸多问题。化解这些难题需构建一种机制性的保护屏障,具体表现为挖掘中间性组织所具有的赋权和授权功能、以"可行能力"为视角和方法的标准转移以及畅通贫困群体利益表达渠道、实现精准扶贫政策系统中不同子系统政策间的衔接与整合等措施。     

精准扶贫的运行过程与“内卷化”困境——以湖北省W村的扶贫工作为例

以湖北省E州W村的精准扶贫为例,考察精准扶贫的运作过程及存在的困境。在精准扶贫中,"贫困村""贫困户"的认定和识别存在很大偏误,没有准确把握当前农村贫困问题的主要问题,扶贫资源的配置和利用陷入"内卷化"困境。正确把握发展型扶贫与保障型扶贫之间的平衡点,是进一步推进精准扶贫工作中需要面对的重要问题。改进精准扶贫效果,需要从准确认识当前我国贫困问题的阶段性特征入手,以此为基础正确把握特定地区致贫的主要问题,重视完善个体性保障体系的治理机制和公共性保障体系的资源配置模式,提升精准扶贫的实际效果。     

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在民族地区的实践

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是全国脱贫攻坚的指导思想,是习近平长期躬身实践的总结,是新时代扶贫工作的趋势和客观要求,而"六个精准"和"五个一批"则是精准扶贫思路的科学概括。精准扶贫是习近平在十八洞村提出,民族地区要以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为指导,精准把握扶贫开发的新时代方向,发展有民族地区特色的扶贫产业,强化基层党组织的精准扶贫能力。     

和政县三合镇“精准扶贫”村民满意度调查研究

贫困问题成为影响我国全面实现小康的短板,为进一步改善贫困地区人民贫困状况,找准贫困地区、贫困人民致贫根源,国家在长期以来扶贫工作的基础上提出了精准扶贫政策,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管理、精准考核,旨在从根源上治贫,改善贫困人民生活状况。本文从村民满意度角度进行研究,通过对和政县三合镇贫困户的问卷调查分析得出:当地精准扶贫村民满意度较高,影响满意度水平的因素主要为个人对政策的受益及获得感和政策实施中的客观因素;扶贫工作也存在部分不足。在此基础上,为更好实施精准扶贫政策,提高政策的村民满意度提出以下建议:扶贫项目"强优扶弱";扶贫措施"因地制宜"。     

习近平精准扶贫理念在十八洞村的生动实践与深刻启示

十八洞村以“精准扶贫”首倡地的担当和作为,勇于实践、大胆探索,成功地走出了一条主要依靠自身力量摆脱贫困、实现富裕的正确道路,创造了这个千年苗寨发展史上的人间奇迹,形成了习近平总书记所要求的“可复制、可推广”的脱贫模式,成为当代中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村级样本”和告别贫困、实现全面小康的生动典型。十八洞村的脱贫模式和成功经验,是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精准扶贫理念的必然结果,是当代中国摆脱贫困、走向全面小康的一个生动缩影。     

贫困标准上调与扶贫开发思路调整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扶贫开发需要面对的新挑战是:农村贫困人口与其他人群的收入差距继续扩大,相对贫困问题日益严峻;农村贫困人口的发展成本迅速增加,发展贫困问题日益突出等;为应对这些挑战,2008年底国家上调了贫困标准。农村贫困标准的上调要求扶贫开发思路实现重大转变:从扶贫出发点看,不仅要保障贫困人口的生存问题,更重要的是赋予他们公平的发展机会;从扶贫任务看,首要任务已从解决绝对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转向实现脱贫致富等。贫困标准上调后,扶贫开发应采取的措施是:准确识别扶贫对象,做到应扶尽扶、科学分类;拓宽扶贫资金投入渠道,构建多元化的扶贫格局等。     

由“普惠式扶持”到“分类扶持”:扶贫方式的转型

精准扶贫贵在精准,关键在于分类扶持。我国长期推行的普惠式扶持在贫困人口锐减且分布趋于分散的现实条件下,其弊端日益凸显。分类扶持由于其根据贫困户致贫原因和脱贫需求进行有针对性的帮扶,故能克服"大水漫灌"的普惠式扶持所引起的资源浪费、精英捕获等弊端,进而提高扶贫精准度和扶贫成效,有助于实现精准脱贫的目标。因此,实现"普惠式扶持"向"分类扶持"的转型是扶贫工作的历史必然和理性选择。为了切实实现扶贫目标,分类扶持要注重靶向个人禀赋,体现贫困治疗的个体差异性;要靶向自然地理条件,突出贫困治疗的区域差别性;要靶向贫困原因,提高贫困治疗的准确性;要靶向贫困类型,实现贫困治疗的彻底性。     

后脱贫时代推动金融扶贫高质量发展研究

金融扶贫高质量发展是解决相对贫困及返贫的制度安排与政策工具,能有效解决我国后脱贫时代金融扶贫资金失衡和贫困人口自我发展能力不足等难题。作为金融扶贫的延续与创新,高质量可持续的金融扶贫契合精准扶贫长远目标,提高了扶贫资金的“益贫性”,促进了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高质量脱贫与可持续发展,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工具。后脱贫时代高质量可持续金融精准扶贫的实施,需要政府和金融部门通力合作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发挥政策长期效应;需要完善贫困识别体系,提高精准识贫质量;需要压实金融监管责任,夯实金融扶贫成果。     

基于系统思维的精准脱贫实施机制:一个分析框架

精准脱贫是"十三五"期间的重要战略任务。结合系统思维来看,精准脱贫与精准扶贫是统一的整体,具有内在的结构与层次,其目标的实现要与环境相适应。当然,在精准脱贫过程中,也存在扶贫主体缺少合力、贫困农民权利缺失、扶贫资源缺少整合等问题。要从构建多层次复合型精准脱贫体系、充分激发贫困农民参与的积极性、赋予基层组织更大的资源支配权等方面来完善精准脱贫的实施机制。     

志智双扶助力脱贫攻坚

从救济式扶贫到开发式扶贫再到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战略,贫困群众的自我发展能力的提高是一条主线。为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解决深度贫困地区贫困群众的贫困问题是重点,在顶层设计逐渐完善的情况下,激发贫困群众的内生动力是重中之重。政策宣传、乡风文明建设、技能教育培训、制度保障对于激发内生动力尤为重要。坚持扶贫与扶志扶智相结合,助力脱贫攻坚,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现奠定基础。     

新时代湖南贫困地区教育资源有效整合与运用

教育扶贫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根本途径和有效方式。湖南贫困地区教育事业发展情况整体良好,但是,在教育资源整合与利用中存在教育事业发展水平有差距、教师队伍结构不合理、教育资金投入不平衡等问题。湖南要实现精准脱贫的目标,必须通过不断改善贫困地区办学条件、稳步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加大贫困家庭学生资助力度、加快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发展等途径,从根本上消除贫困,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城市化进程中乡村类贫困研究——以A省X市W村庄为例

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启动,给进城乡村群体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加之国家大力推进的精准扶贫行动,乡村地区收入贫困现象基本消解,但是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城市对于乡村群体的选择性吸纳致使乡村群体发生结构性分异,在群体自我角色认知和行为选择等因素作用下,大量进城务工群体和乡村留守群体的现在和未来处于收入和就业稳定性、权利保障、能力提升、行为选择和心理认知等方面的困境,从而形成乡村扶贫中的新的治理困境。     

精准扶贫：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中国化的新贡献

消灭阶级压迫阶级剥削,才能消灭贫困,实现人的全面发展。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做出尖锐的批判,并揭露资本主义国家贫困的表现及贫困产生的根源。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对中国扶贫治贫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只有坚持社会主义反贫困道路,并在大力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基础上,才能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进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新时代的精准扶贫思想是将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重要理论创新成果,是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中国化的新贡献,其特点和优势在于精准识别分类帮扶、扶贫主体多元联动、增强扶贫造血机能,不断推动我国扶贫事业持续稳步向前发展。     

能力、权利、制度:精准脱贫战略的三维实现机制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根据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要求,明确提出了从精准扶贫到精准脱贫转变的战略规划。从精准扶贫到精准脱贫,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二者所涉及的内容和价值却有很大的区别。精准扶贫强调的是发挥扶贫主体的作用,通过扶贫主体帮扶贫困者脱贫,而精准脱贫意在通过一系列的脱贫机制使贫困者具有自主脱贫的能力。可以说,精准扶贫是精准脱贫的铺垫和前奏,精准脱贫是精准扶贫的导向和升华,二者结合构成了当下中国整个扶贫议程的基本内容。本文意在揭示贫困的本质根源基础上,着重探讨精准脱贫战略的实现机制。从一定意义上讲,能否真正实现精准脱贫的战略目标,并不在于仅仅以数字表达的种种脱贫指标,而在于能否建立健全体现精准脱贫战略精神的具体实现机制,只有科学构建充分体现以人为本价值诉求的能力脱贫、权利脱贫、制度脱贫的三维机制,才能真正实现精准脱贫的战略目标,进而实现社会发展成果为全体人民所共享,彰显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可持续生计下西南民族地区农村生态治理研究

生态文明建设和扶贫开发工作都是关涉到国计民生的大事,具体到西南民族地区而言,其农村生态治理有效地在二者之间实现价值共契。随着生态文明建设和精准扶贫的推进,西南民族农村地区在生态和经济上都有所改观,但与"建设美丽中国"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仍存在一定差距。为此,我们应该深刻分析西南民族农村地区生态治理存在问题及其原因,努力实现本地区生态治理的善治,一是构建政府、农户、社会三位一体的生态治理系统;二是基于可持续生计视角创新西南民族地区生态治理制度;三是以生态文明建设和扶贫开发工作双推进为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