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施财产征收征用制度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财产的征收、征用制度历来被视为重大宪法问题。我国现行宪法的第四个修正案进一步完善了我国的财产征收、征用制度。实施征收、征用制度必须注意解决好几个问题 :厘清征收和征用的区别 ;如何界定征收、征用目的的公益性 ;进一步明确征收、征用的范围以及如何贯彻、落实好依法补偿的规定。     

宪法之财产征用、征收制度比较研究--兼论我国宪法修正案第20条、第22条

财产权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基于对财产权性质认识的转变和宪政理念中对国家职能认识的转变 ,各国宪法均规定了对财产的征收、征用制度。各国财产征收、征用的宪法规范在征收、征用制度的目的、程序、补偿三个方面均有差别 ,我国宪法修正案第 2 0条、第 2 2条符合法治国家的基本宪政要求 ,但“公共利益”的界定、补偿标准的公正把握还有耐于具体部门法规范的细化和司法实践正确操作     

行政征用制度探析

本文针对2004年宪法修正案对征用补偿的增加,从行政征用的界定、特征两方面概述行政征用制度,在此基础上比较分析法、美、日、德、香港及台湾等立法较完备的国家和地区有关行政征用的规定,剖析了我国现行行政征用制度存在的缺陷与不足并借鉴西方国家的立法经验提出了完善该制度的建议。     

军事财产征用法律制度的解释与设计

军事财产征用权的特殊性使军事财产征用过程中个人与政府、财产权利与行政权力的关系必须保持平衡,以防止政府滥用权力侵犯公民个人利益或公民过度行使权利损害国家利益。我国军事财产征用法律制度在实体性法律和程序性的法律缺失,可能伤及国家、军队、个人的利益,乃至形成诉讼,因此,应从最基本的法律层面上对军事财产征用权的保障和限制以及军事财产征用法律制度的实施过程进行了解释和考量,系统、综合地提出一系列理性构建我国军事财产征用法律制度的理念和政策建议。     

论行政补偿的宪法基础

近代以来,人们的财产权利观念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财产权利绝对的神圣不可侵犯性受到挑战。现代各国都在宪法中明确规定,政府基于社会公益之需,可以对公民财产进行征用或限制,但是须以公平补偿为前提。行政补偿制度的价值在于,它既充分体现了其对公民权利的保障功能,也充分体现了其对公共利益与个体利益的协调功能。我国现行宪法只有征用条款,却缺少补偿条款,应予完善。     

关于我国非国有财产征收立法问题的若干建议

制定《非国有财产征收法》,是落实宪法和物权法关于征收征用的立法宗旨,切实保护非国有财产尤其是私有财产的必要措施。立法的旨意在于严格限制国家对非国有财产征收的权力,其要点包括明确国家在征收和补偿中的主体地位,防止国家将补偿义务转嫁给他人;公共利益具体化;限制公益征收条款的适用;建立合理的补偿制度;健全财产征收的程序;设立索还权制度,发生征而不用或征而他用时,被征收人有索回被征收财产的权利。     

论我国警察征用

2004年宪法修正案的征收、征用补偿条款,规定了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要给予补偿,这将对保护公民的财产权产生重要影响。虽然现行法律中没有明确的警察征收、征用制度,但我国警察征用一直是个客观存在的社会实践,因此,在完善宪法对私有财产权保护的法律体系时,研究警察行政法中的警察征用法律制度有着独立的重要意义。     

保护与限制:我国公民财产权宪法地位的平衡

公民财产权,是指公民个人通过劳动或者其他合法方式取得财产和享有占有、使用、处分财产的权利。宪法上规定的财产权通常是指公法和私法上有财产价值的所有权利,宪法规定的财产权不同于民法意义的财产权,二者分别属于不同范畴的权利体系。私有制产生后,财富与个人之间有了固定的归属关系,并变为法律上的财产权。自从产生宪法以后,资产阶级宪法确立了公民财产权神圣不可侵犯的宪法地位,以后又发展为同时规定了国家对公民财产权的一定限制。我国在计划经济时代,奉行的是公益无限与国家全能的观念,对私有财产保护不足而限制有加。随着市场经济的确立、完善和宪政制度的发展,我国公民财产权的宪法地位得以逐步提高。在保护与限制之间寻求合理的平衡,是公民财产权宪法地位的最终发展趋势。     

论平等保护财产权利

计划经济财产权利制度的一个极大的弊病 ,是把所有权按照权利主体的状况划分为不同的级别 ,给予他们不平等的地位和保护。 1999年的宪法修正案对我国财产的平等保护作了很大的努力 ,但是离公民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还是有一定的距离 ,在实施中也遇到了不少的困难和问题。文章通过分析我国财产的变化发展 ,在对宪法的这一修改给予肯定的同时 ,对其在实施中遇到的问题提出了一些解决的建议     

行政征收与行政征用制度比较研究

我国行政征收与行政征用制度在2004年宪法修正文本中得以确立,本文从比较法的角度,厘清了我国行政征收、征用的内涵以及二者的共性与差异、构成要件、基本原则,分析当前我国行政征收、征用存在的问题,进而提供完善的补偿和救济途径,从而达到对公权力的控制和对私权利保障的双重效果。     

质疑“补办结婚登记”——对婚姻法《解释（一）》第4、5条的异议

婚姻法<解释(一)>第4、5条有不完备之处1.离婚诉讼当事人不符合结婚条件;2含有逻辑矛盾;3补办登记不易实现;4.司法人员可能借此规定徇私裁判.所以新婚姻法第8条不合理.应在限制对象、限制条件上再行具体规定.     

行政刑法立法原则重构

我国刑法体系中的行政刑法规范数量众多,为了解决目前刑法典中的行政刑法、单行行政刑法以及附属行政刑法法规之间的诸多竞合和矛盾之处,单独设置行政刑法已经成为完善我国刑法的迫切需要。确立以行政刑法为核心的专门立法,应当采取行为本位主义的立法模式,坚持间接调整原则,采用直接设置独立罪名、法定刑和设置照应性刑法规范相结合的结构,设置特有的刑罚原则,实现行政刑法理念和行政犯罪司法体系的更新与创造。     

公证法律责任及救济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规定，根据违法行为的性质，公证机构、执业公证员和公证当事人、公证事项利害关系人及其他个人或者组织应承担相应的公证法律责任。公证效力法定，公证作用越强、法律地位越高，随之引发的公证争议越多。《公证法》首次确立了公证机构的民事主体地位，各地公证机构被频频推上被告席，并由此牵出一系列问题。必须采取公证责任诉讼救济，保证合法权益的实现。     

行政权力和公民权利：以行政许可法制度为视角的探讨

在宪政框架下,现代行政法律制度的核心是希望在行政权力和公民权利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的支点。在考量行政权力和公民权利的关系时,既要基于公民权利至上的逻辑起点,也要正视现代行政权力扩张的基本事实。新近通过的《行政许可法》对权力(利)框架进行重构,在行政权力和公民权利这一对应层面对权力(利)关系进行诠释,取得瞩目的突破。在宪法保护人权和保护私产的思想指引下,只有在“公民私域权利自由”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公民公域权利自主”的积极功能,才能真正实现公民权利至上和人身彻底解放的终SE目标。     

《刑法》第406条中的有关问题探讨

对《刑法》第406条的罪名如何表述,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罪名的司法解释存在分歧意见,相比较而言,最高人民检察院的观点具有科学性和合理性。另外,对该罪的理解,还必须认真分析其犯罪构成,以免与他罪相混淆。     

解读围家《公务员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的出台,标志着我国吏治建设实现了从人治向法治的根本转变。《公务员法》在界定公务员范围、职务与级别、惩戒、义务与权利、工资、离职从业限制等方面与《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有明显改进,但也存在立法技术缺陷等不足。     

试析交通事故责任中适用过失相抵的主体范围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确立了过失相抵规则，但规定过于原则，对于司法实践中过失相抵的运用缺乏具体明确的指导。为更好地维护交通事故中当事人的权利，交通法应明确过错责任下交通事故中适用过失相抵的主体范围和严格责任下交通事故中适用过失相抵的主体范围。     

运用灰色预测理论对广州旅行社发展预测

运用灰色预测理论,建立旅行社接待人数和营业收入的灰色模型,对广州旅行社的发展趋势进行预测。根据预测结果,广州市旅行社应主动改革,以适应动态的市场变化与行业的发展要求。     

从宪法修正看刑事诉讼法之再修改

宪法修正案的通过 ,迫切要求刑事诉讼中进一步加强人权保障。刑事诉讼法之再修改 ,应当完善被追诉人的财产权保护 ,确保公民的合法私有财产不受侵犯 ;并以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为参照 ,完善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措施     

刑法第407条的立法完善

刑法第407条规定的违法发放林木采伐许可证罪存在主体范围狭窄、行为方式单一和行为对象遗漏的缺陷。从完善立法的需要出发,应将本罪的主体修改为“林业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和其他有关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将本罪的客观方面修改为“违法批准采伐林木或者滥发木材运输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