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有秩序的自由——法的秩序与自由价值之均衡

以法律维护社会秩序,还是以法律维护公民权利和自由,历来是立法和执法的价值选择上的两难问题.秩序和自由所能达到的统一只能是一种动态的和谐统一.正是自由与秩序之间既对立又统一的矛盾运动才使得法律不断发展、演变,也才使得社会不断进步,并使社会从相对和谐到不和谐再到新的和谐.因此,中国法治建设的宗旨是生成自由与秩序动态平衡的法治,在这样的法治社会中,人们不仅能在稳定的社会秩序中享受到生活的安宁,又能在自由的环境中享受到创造的快乐.     

简析萨特自由观中蕴含的“不自由”

萨特自由观虽然推行“绝对自由”,但其“自由”并不是人们想象的那般宽广和美妙,要受到处境的各种限制,一开始就蕴含着“不自由”。为了帮助人们正确理解其自由观,本文试图从马克思主义自由观的角度对萨特自由观中蕴含的“不自由”作些简要分析。     

自由公正论驳议

罗尔斯、海耶克和诺齐克的自由公正论,将自由与公正以及自由的原则与正义的原则等同起来。罗尔斯从自由的原则与正义的原则相等同的前提出发,得出基本权利完全平等与非基本权利比例平等的社会正义原则。海耶克同样从等同正义的原则与自由的原则出发,却得出了另一种结论:社会正义是一种实际上并不存在的主观幻象,亦即所谓“社会正义的幻象”。诺齐克从等同正义与自由出发,也同样错误地得出结论说:除了自由交换,一切社会正义原则都因其模式化而违反自由原则。     

论原因自由行为的可罚性

我国《刑法》第十八条规定：“醉酒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此规定被认为是类似于大陆法系中原因自由行为的立法例。所谓原因自由行为是指行为人故意或过失的使自己陷入无责任能力或限制责任能力状态而实施犯罪的行为,因其行为人的主观恶性和所具有的社会危害性理应对此行为进行处罚。但我国《刑法》第十八条的规定并不严谨,故此有必要在我国刑法中引入原因自由行为的概念。     

我国司法自由裁量权分析及其改进

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新旧法律制度、法律思想的不断交锋、交迭、变更,造成了我国司法自由裁量权运作中大量的不尽如人意的情况。为此,应采取以下措施予以完善:完善立法,加强立法解释;培训法官,提高法官素质;改进司法裁判文书,加强判例指导;开展对司法自由裁量问题的理论研究,从法理学上为司法自由裁量提供依据。     

冯契对马克思主义自由理论的推进

冯契在继承中国近代马克思主义注重理想的传统基础上,将自由与理想、价值相联系,提出“自由是理想的实现”,“价值体系就是理想体系”等主张。并对自由王国作为理想社会、自由人格作为理想人格进行了深入、系统的考察。     

契约自由与实质正义

契约自由原则是私法上当事人意思自治的核心内容,也是近代私法走向进步的标志.离开了契约自由就无法解读意思自治,契约自由对后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但是20世纪以来,随着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变化,契约自由原则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各国立法普遍对契约自由给予一定的限制,以保障社会的整体利益.本文通过分析契约自由原则的形成基础,针对契约自由原则所面临的困惑,指出追求实质正义与契约自由原则在终极价值取向上是一致的.     

我国宪法应当恢复迁徙自由

迁徙自由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在对其的性质、历史、意义的分析基础之上,结合外国的关于迁徙自由的立法经验,提出我国宪法恢复迁徙自由的立法对策。     

上海控烟立法路径初探

世界各国控烟成功经验显示，立法是实现室内环境无烟化的关键措施。当前上海被列入法定禁烟场所的范围较许多国家和地区为少。近几年人大代表控烟立法呼声强烈，市民健康意识不断提高，市政府工作报告中也连续两年提出“全社会提倡控制吸烟”。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已在我国正式生效，2010年上海世博会即将召开，本市开展控烟立法时机已经成熟。     

网络空间表达自由的价值、限制与制度完善

胡斌、沈琼在《理论与改革》2012年第6期撰文认为，基于网络空间的基本特点，作为基本权利的表达自由在网络空间中对我国社会民主政治发展相较于个人人格发展而言显得更有价值。同时，网络空间极易形成“群体极化”，导致群体性偏执，有必要对表达自由进行限制。一方面应遵循法律保留和比例原则，另一方面要综合运用法律、规范、市场和代码等方式。目前，我国网络空间表达自由领域的立法还不完善，建议选择合理的管制模式，明确相关法律概念，使用合理的技术手段，并创建非政府的公共网络平台。     

我国学术自由的宪法规范分析

虽然我国宪法没有明文规定“学术自由”，但是，从宪法对公民创造、表达自由和受教育权利保障的内在精神看，学术自由也是我国宪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明确、彰显和贯彻以大学自治为主要载体的宪法学术自由，不仅是我国高等教育科学发展的需要，也是学术的社会功能得以充分发挥的制度条件。     

迁徙自由、平等权与社会保障

户籍制度改革目标的实现有赖于对迁徙自由的深入研究.从外国历史看,英国<济贫法>和美国宪法中的平等保护条款与迁徙自由的实现之间有内在联系,不平等的社会保障制度会极大地限制公民的迁徙自由.而我国不但存在不平等的社会保障制度,还存在着一系列根据户籍制度建立起来的有差别的社会制度体系,那么,只有先在这些领域进行改革,才能实现公民的迁徙自由.     

统一裁判语境下的法官刑事自由裁量权及其规制

刑事自由裁量权的存在有其必然性,并且在实现个别正义、保证刑法的灵活性、适应中国国情等方面彰显出独特的价值.法官刑事自由裁量权的行使与立法的详密程度、刑事政策、法官的素质等因素密切相关.司法实践中由于法官不当行使该权力出现了量刑失衡、司法腐败等负面效应.因此,进一步完善刑事立法、加强刑事司法解释、建立案例指导制度、制定量刑指南、改革裁判文书以及提高法官的素质,应当成为我国规制法官刑事自由裁量权的有效路径.     

论我国刑事证明模式的选择

通过对法定证明与自由证明两种模式的阐述,结合当前我国证据立法方面的实际情况,对比法定证明与自由证明的各自优势,从我国依法治国方略、证据法律规定及法官整体水平看,我国的证据立法应当走法定证明与自由证明相结合的道路。     

“契约自由”能否成为我国合同立法原则之我见

“契约自由”,是指双方当事人自由签订任何内容的合同。文章阐述了“契约自由”法律原则从产生、强化到削弱演变的根本动因,是资本主义经济自由与国家干预不同客观条件变化的必然结果。文章还分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及合同关系的性质和特征,认为“契约自由”不宜作为我国合同立法的原则,但应借鉴其有益的成份,服务我国的合同立法。文章指出的我国合同立法的基本原则是:合同合法原则;宏观调控下的自愿原则;平等互利和协商一致原则。     

走进人的存在与自由

人作为个体存在和“类”存在的有机整合体,是一种实践性存在物,现实生活世界体现出人的本体性存在。马克思探究人的存在,最终是要实现人的自由,这里的自由不单纯是“个体”自由,更表现为一种“类”的自由。在与萨特思想进行比较的同时,更进一步揭示出自由是马克思理论体系的终极目标。     

马克思《莱茵报》时期自由观的三重考察

《莱茵报》时期是研究马克思主义形成过程的“起点”，具有重要的思想史价值。“自由”无疑是这一时期马克思关注的主要问题。然而，当前学界对马克思《莱茵报》时期的自由观的部分认识有待澄清：误认为马克思是一位自由主义者，误认为马克思此时仅仅追求新闻出版自由，误认为马克思此时仅仅希望通过理想立法来实现自由。这些有待澄清的认识往往忽视了“自由”与“自由主义”的区别，忽视了马克思在这一时期一以贯之的物质关切与建构思考。马克思这一时期对自由问题的理解已经表现出对自由主义的不满与超越，他批判消极自由的狭隘性，初步显露出阶级分析的方法，并提出“真正的自由主义”以彰显自己自由观与自由主义的区分；同时马克思已经开始涉及对物质利益的考察，初步构建了全新的权利-能力型自由，强调自由的实现能力与物质基础；最后他还呼吁善法的构建与法律承担者的责任，并开启了对社会改造的自由实现路径初步认知，开始向共产主义迈进。     

控烟立法：在两难抉择中前行

8月17日，《上海市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草案）进入市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一审程序。曾颇有争议控烟立法在历经“曲折”后终于“加速”立法进程。     

科学发展观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以人为本”就是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的根本利益,把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就是要推动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生活“全面发展”,丰富和发展生活内涵,提高生活质量,提升社会文明;就是要克服社会关系的“狭隘性”,革除社会关系的“对抗性”,促进人与人、人与自然等社会关系的“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科学发展观是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思想。     

对"迁徙自由入宪"的反思

迁徙自由是现代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已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同.长期以来,除了在个别历史阶段,我国法律对迁徙自由基本上采取限制的态度,这与我国的经济体制及市民社会的缺失有关,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及市民社会的发育,要求迁徙自由入宪的呼声日益高涨.但是在宪法上承认迁徙自由与现实中完全实现迁徙自由是有区别的,从应有权利到法定权利的转变不是一时就能实现,迁徙自由的实现有赖于相关制度的完善及市场经济的成熟.基于目前的情况,我国现行宪法中没有规定迁徙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