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多元纠纷解决机制中法院的作用

法院在多元纠纷解决机制中作用的理性定位是该机制建构及顺畅运行的基础性问题。鉴于法院专司法律的职责、法院的司法权威及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法治化发达程度,法院在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建构及运行过程中应该发挥协调作用、准则输出作用、指导作用和监督作用。     

系统论视野下一站式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完善

社会转型期间纠纷的多样性与纠纷解决机制的系统性决定了以系统思维分析、完善一站式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必要性与可行性.近年来,我国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理论研究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也涌现出一批优秀的具有代表性的司法实践,但对于一站式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完善仍需要继续推进.借鉴系统论的整体性、最优化和模型化方法,一站式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完善应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第一,完善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系统内部的各要素,即各种纠纷解决方式.第二,协调诉讼解纷机制与非诉解纷机制,以及非诉解纷机制内部各具体解纷方式.第三,完善一站式在线纠纷解决机制.     

论法治社会中司法的限度及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合理架构

建设现代法治国家的进程中,社会治理对司法作用的依赖空前增强。然而确立司法权威,发挥司法功能,并不意味着司法成为现代社会纠纷解决的垄断者。在纠纷解决的实践中,司法存在一定的限度。因此,在建设现代法治国家进程中,在最大限度地发挥司法效能的同时,理性认识司法的限度,通过构建与完善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矫正司法的限度,是有效解决当代社会纠纷,建设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能动司法背景下家事调解机制必要性研究

在一个利益多元、价值多元的时代,家事纠纷的解决机制也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在这些机制中,家事调解既符合世界发展的趋势,又有深厚的本土基础。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提出了＂能动司法＂的概念,这为中国特色家事调解机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家事调解契合家事纠纷内在特质,有利于实现和谐司法;家事调解尊重当事人的主体性,有利于增强司法民主;家事调解能快速解决家事纠纷,有利于合理分配国家司法资源、提高司法效率。     

浅议我国ADR的重构

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和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共同构成和谐社会下的纠纷解决机制,二者均是法制建设的主要内容,然而我国目前的现状是诉讼解决机制一枝独秀,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逐渐萎缩,要改变这种情况必须重构我国的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     

农民对纠纷解决机制的选择偏好及成因

对不同类型的纠纷,农民对纠纷解决机制的选择表现出不同的偏好。总体而言,农民对自我解决与民间调解的偏好要大于司法解决,只有在自我解决与民间调解＂失灵＂时或在部分＂涉外纠纷＂中司法解决才能获得农民的青睐。农民这一＂司法置后＂的选择偏好是由中国农村的社会状况、纠纷的特点以及不同纠纷解决机制的优缺点共同决定的。研究这一选择偏好及成因对中国农村法治建设有重要的启示。     

试论群体性纠纷解决机制

文章根据中国当前社会转型期群体性纠纷的基本特点,借鉴民事诉讼中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模型,比较分析了各种解决机制的特点和对应的纠纷类型．提出了建立以政府应急机制下的行政处置、协商谈判、居间调解方式,与司法救济方式共同组成的多元化群体性纠纷解决网络。     

论转型时期民间纠纷的特点及解决机制

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民间纠纷会呈现出一些转型特点.如何来解决转型过程中产生的各类民间纠纷,是当前从事法学理论和法律实务工作者必须面对的课题.当前,民间纠纷呈现出的特点有土地和房屋纠纷数量比例大、纠纷所涉及的关系较为复杂以及民族性矛盾不够明显等.适用于这些纠纷解决的机制则包括和解、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和诉讼等.其中,调解在民间纠纷解决中具有重要的意义.为改进和完善民间纠纷解决机制,可采取这样几项措施,即形成一种多元平衡的纠纷解决机制结构、赋予法官更大的司法能动权,以及合理配置基层司法资源并鼓励各类社会团体或民间组织承担更多的民间纠纷解决功能等.     

能动司法背景下家事调解机制必要性研究

在一个利益多元、价值多元的时代,家事纠纷的解决机制也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在这些机制中,家事调解既符合世界发展的趋势,又有深厚的本土基础。能动司法揭示了社会主义司法理念的本质特征,这也为中国特色家事调解机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甘肃民族地区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及成因探析

甘肃多民族地区纠纷类型及解决机制存在较大差异,以甘南藏族自治州、临夏回族自治州、肃南裕固族自治州的具有民族特色纠纷解决机制最为典型。民族、宗教、人文、地理、经济等因素是形成现有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直接原因。大小传统的博弈、制度供给、大众需求等是形成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文化因素和社会因素。本文通过对甘肃省传统纠纷解决机制及民族地区自生自发解纷机制现状及成因的探析,力求洞察不同纠纷解决机制在实践中所引发的问题,为构建出科学、合理的多元纠纷解决机制提供一种路径。     

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若干问题评析简

随着近年来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发展,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制度越来越成为关注的热点.司法确认制度从产生到发展,倡导节约司法资源,发挥调解的功能与价值并力求与非诉讼争端解决机制产生的土壤相契合,逐步显现出其优势及合理性,但它在申请主体、审查标准和制度完善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也不容忽视.如何使得人民调解制度能够在适宜的范围内发挥作用,实现诉讼与非诉讼争端解决机制的有效衔接,成为司法确认制度发展过程中必须思考的问题.     

人民法院委托行业协会调解的实践及其规制——以金融纠纷调解为视角

人民法院委托行业协会调解制度是努力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背景下出现的一种新型委托调解方式。必须通过厘定可委托调解案件范围的界限、适用辨清事实和司法审查相结合的辅助制度、加强培训及增加激励等举措完善该项制度。     

论环境纠纷行政处理机制的完善

环境行政机关介入环境纠纷处理的意义,就在于将行政和司法两个领域加以结合而形成"行政准司法"制度,弥补传统司法救济的缺陷,有效地改善因环境问题的复杂性和专业性造成的纠纷处理效率低下、对受害人保护不利的现象.无论从我国环境行政机关的现有资源,还是从其他领域的法律法规和现有实践来看,完善我国环境纠纷行政处理机制都具有现实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应该在重视发挥行政调解作用的前提下,丰富我国纠纷的行政处理方式,尤其要加强行政裁决的作用,形成行政斡旋、行政调解、行政裁决多种方式相结合的纠纷处理体系,并建立公正、高效的纠纷处理程序.     

论人民调解与诉讼之互补关系

诉讼所面临的困境促使人们重新探求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而不再试图以司法尽可能地取代其他纠纷解决方式。人民调解通过自身的特点和优势,对诉讼审判制度补偏救弊、分担压力和补充替代,减少纠纷解决的成本和代价,但同时它自身也还存在许多内在的固有弊端。笔者对人民调解和诉讼作综合性、比较性的功能分析,从纠纷解决过程阐明诉讼与人民调解的互动和互补关系。     

防范和规制虚假司法确认

司法确认制度,是随着诉调衔接机制改革的不断深入而发展起来。在多元化纠纷解决的背景下,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然而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申请人的不诚信以及法院对司法确认案件进行形式审查等因素诱发该制度运营的偏差,出现虚假司法确认。在新民事诉讼法修改完善的背景下,通过分析虚假司法确认的发生原因,并从申请人、法院、社会多维度提出对虚假司法确认的防范机制,进而于制度关联间寻求最佳救济方案,最后在重新审视司法确认功能的基础上,将其予以系统定位。     

中国城市基层社会自治发展的路径——以改革开放以来城市人民调解制度的发展为例

近年来,随着国家治理体系的逐步完善,基层群众性自治获得了新的发展机遇。以改革开放以来人民调解制度的发展为例,在国家推动下,城市人民调解制度经历了重要变革:一方面,人民调解被当做司法助手、社会综合治理体系的组成部分、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重要构成而逐渐被国家吸纳;另一方面,人民调解不仅在组织和功能上得到了扩张,而且在行为方式上表现为科层化发展,从而突破了地域性、群众性和自治性。通过治理吸纳自治,城市人民调解制度被纳入地方性国家科层制的框架,成为国家治理体系的组成部分。从城市人民调解制度的发展中可以看到,中国基层社会自治的发展道路既不同于随着市场经济和个人权利发展而形成的西方城市社会自治发展的市场化路径,也有别于依赖伦理道德而形成的中国传统基层自治发展的社会化路径,而是一种国家化路径。     

民事诉讼法的修订与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构建

在任何社会,解决民事纠纷的机制都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元的.解决民事纠纷机制的多元化包括民事程序的多元化、法院附设ADR和诉讼外的解决民事纠纷多元化的制度.应借民事诉讼法修订的契机,大力完善简易程序、构建独立的小额诉讼程序、建立庭前和解制度、重新审视调审结合模式,确立民事诉讼法的民事程序基本法的地位和建立独立的<审判外纠纷解决法>,从整体上对民事纠纷解决机制进行重构.     

西方纠纷解决形式主义司法传统的形成及启示

西方形式主义司法有其独特的文化成因，根源于实证主义法学，判例法、法典化及司法的困难促进了司法的形式主义。中外形式主义司法在解决纠纷中有着不同的作用机理，西方的形式主义对我国司法的改造有重大启示。     

美国流域治理与公益诉讼司法实践及其启示

为应对水体污染,促进河流、湖泊和湿地健康,美国自上个世纪70以来逐步发展出一套由行政机关、检察官和公民社会主导的多元治理机制,在流域保护立法与司法实践中所积累的成功经验与失败教训能为我国提供借鉴。我国在面对"两化叠加"治理难题时,应确立融合平衡理念,进一步创新环境治理手段,拓展司法保护机制,同时完善协商和解途径,充分发挥社会各方面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