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纠纷的非诉讼解决机制研究

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它的存在有其深厚的文化和社会基础.我国传统的非诉讼解决机制主要是调解和仲裁,当今世界很多国家民事纠纷的解决都倾向于非诉讼解决机制.非诉讼解决机制拥有诉讼所不具备的一些优势,但非诉讼解决机制还需要不断地完善,这需要在立法、思想方面给予其保障,通过人员培训、法律完善、加强监督来不断改善非诉讼解决机制,加强其与诉讼之间的结合,化解纠纷,促进社会的和谐和稳定.     

试论我国民事纠纷的行政处理制度

现代社会的纠纷解决机制分为诉讼与非诉讼两大类，我国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中的一项重要制度就是行政处理。本文试从理论分析和现实立法层面论述我国民事纠纷的行政处理制度的运行，分析其作用发挥的优势与不足，为我国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构建提供理论支持。     

群体性纠纷解决机制的多元化构想

我国群体性纠纷的解决应当树立多元化的理念。多元化既包括诉讼机制与非诉讼机制的多元,也包括诉讼机制本身的多元,从而形成一个能够应对不同类型群体性纠纷的纠纷解决机制网络。     

论农村社会冲突的多元化解决机制

我国农村社会冲突解决机制经历了“德政一体化”、“法制模式”的发展历程。在完备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体制下 ,“多元化模式”应运而生。作为法治社会纠纷解决体系的重要范式 ,“多元化模式”倡导的解决纠纷的精神在于 :作为法律救济的诉讼和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并重 ;在不断最大化追求诉讼的公正、秩序、效率价值的同时 ,充分尊重并健全以当事人合意为基础的非诉讼纠纷解决的方式 ;在诉讼与非诉讼的纠纷解决方式的价值冲突中 ,寻求统一、平衡的价值体系。     

完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法律思考

在我国现阶段,完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必须坚持依法治国的正确方向,在宪法与相关法律法规的指导下来进行相关的制度建设,并不断推进相关立法工作。同时,要注意整合纠纷解决的本土资源和域外经验,处理好诉讼机制与非诉讼机制的关系;加强相关社会组织的建设,以提高非诉讼纠纷解决的公信力;培养社会自治能力,发扬自主、协商精神,形成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社会基础。     

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构建的法理基础

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是由诉讼的与非诉讼的、官方的与民间的等多种纠纷解决方式内在关联所组成的有机系统。社会存在本身的有机性和社会现象的复杂性,是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本体论基础;我国现实社会矛盾的多元化性质,是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现实基础;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是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方法论基础;而我国历史上解决社会矛盾纠纷的多样化方法则是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历史基础。     

基于法经济学视角的民间非诉讼机制研究

现代社会的纠纷是多元化的,随着建立农村和谐社会目标的提出,作为纠纷解决机制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民间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开始更多地为世人所关注。基于对民间非诉讼机制与诉讼机制的成本——收益比较分析,对民间非诉讼机制进行合理定位,并从制度安排上作出策略选择,来促进社会矛盾的化解,最终推动社会的稳定,经济、文化与社会事业的和谐发展。     

我国群体性纠纷解决机制现状分析

我国并不存在经过设计或者立法明确规定的系统化的群体性纠纷解决机制,现实中所采取的是以地方政府的政治行政性解决方式为主导、以司法机关的司法解决方式为配合、以社会调处解决为补充,结合诉讼与非诉讼方式并以非诉讼方式为主体的群体性纠纷解决机制。其对已经发生的群体性纠纷虽然起到了一定的化解作用,保证了社会的基本稳定,但在整体和局部层面皆面临着无法全面解决群体性纠纷的困境,机制本身存在诸多缺陷。     

论诉讼调解与非诉调解解决机制的实践探索——以四川省法院实践为例

随着经济体制的深刻变革、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动以及利益格局的深刻调整,各类社会矛盾纠纷的发生率和激化率急剧上升,矛盾纠纷呈现出多样化、群体化、复杂化的特点。复杂社会矛盾纠纷的特点决定了纠纷解决不能仅仅依靠诉讼机制,而应当充分发挥各种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的优势、特点。因此,构建科学、系统的诉讼和非诉讼相衔接的多元化矛盾纠纷调处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     

借鉴国外ADR机制 完善我国司法调解制度

ADR即诉讼外纠纷解决方式,传统上是由第三人在法庭审理之外以调解或仲裁解决当事人之间纠纷的一种方法,首先出现在70年代中期的美国,随即在欧洲大陆各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国广为流行,已逐渐成为国际民商事争议解决的主流.中国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ADR)以调解为传统象征.20世纪90年代,随着法制的发展和诉讼高潮的到来,调解及其他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开始走向衰落.然而,实践表明,正式的法律和诉讼难以满足社会纠纷解决的需求.本文主要探讨我国借鉴国外ADR的先进经验的可行性以及如何发展司法ADR完善我国法院调解制度.     

构建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多元化行政纠纷解决机制

我国现有的行政纠纷解决机制在实践中存在着路径缺失、体系失调和机制分裂等缺陷,学界对引入"合意型"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也有着各种质疑.然而,现代行政纠纷的多样化,决定了只有多元化的行政纠纷解决机制才能满足社会主体对行政纠纷解决方式的多样性需求.为此,应当在完善现有行政纠纷解决途径的基础上,引入和解与调解等合意型纠纷解决方式,并充分重视行政纠纷在行政程序阶段中的预防和解决,由此构建一个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多元化行政纠纷解决机制.同时应该从微观上完善各个具体的制度设计,尤其是对行政诉讼和解与调解制度的立法设计.     

权利救济与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简议

权利救济方式是多元化的。权利救济与纠纷解决既有区别又密切联系,在法律发展过程中,它们构成同一过程或活动,共享同一套机制。理性建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重要目标是实现诉讼与非诉讼制度的协调互动以及各种纠纷解决程序的多元化与合理化。     

清代水事纠纷解决途径及其启示

作为封建农业大国,清代水事纠纷发生频繁,解决这些纠纷的诉讼途径和非诉讼途径相配合,其中诉讼解纷途径注重实地勘验获取第一手材料,并且注重国家法令与地方风土人情和水事习惯规则相变通和协调;非诉讼解决机制中的调解注重利用乡绅、＂水老＂等民间力量。尤其是诉讼和调解都注重发挥熟人社会的自我监督和教育功能,并促进水事习惯规则生成和传承,值得研究扬弃。     

强化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 有效化解社会矛盾——基于人民调解制度的实证分析

伴随着人们诉讼意识的觉醒,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作用日益被淡化,其中表现较为明显的就是素有＂司法工作的第一道防线＂之称的人民调解制度。笔者试图通过对人民调解制度的实证分析,研究其存在问题及形成原因,并提出完善的对策和建议,努力为强化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维护社会稳定做出应有的贡献。     

论国防知识产权之纠纷处理机制

国防知识产权纠纷处理机制的概念是研究国防知识产权纠纷处理机制问题的逻辑起点。国防知识产权纠纷处理机制分为诉讼机制下的民事诉讼机制和行政诉讼机制,非诉讼机制下的调解机制、仲裁机制、行政处理机制。     

自贸区纠纷解决机制中的律师调解制度

基于自贸区纠纷区别于其他纠纷的特点,现有的诉讼与仲裁机制不足以应对其纠纷解决需求,以商事调解为主导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探索成为必然。律师参与自贸区纠纷的调解,不但有关联的制度基础,也有其他非法律专业调解主体所不具备的法律优势。经各地先行实践探索,自贸区纠纷中的律师调解制度已经具备了可行性;其进一步的制度设计为:诉讼与非诉讼的衔接机制、律师调解队伍的建设和任职制度以及配套的多项保障制度等。     

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探析——兼论我国ADR之构建

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是对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民事诉讼制度以外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的忌称。其兴起与发展除了来自诉讼的压力及其固有弊端外,一个重要原因是现代社会和当事人在利益、价值观、偏好和各种实际需要方面的多元化,本质上需要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方式,需要有更多的选择权。我国拥有建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深厚的文化传统和大量可利用的资源,但由于市场经济尚未充分发展、法治尚不健全,许多现代型的ADR仍不成熟．因此,我国在借鉴外因ADR经验的同时,更要立足本国国情,构建一个包括协商、调解、仲裁、和解等多种方式组成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使社会通过纠纷的解决回归和谐。     

代表人诉讼制度的实践困境与对策

代表人诉讼是我国解决群体性纠纷的诉讼手段,但该制度在司法运行中往往处于被搁置状态。当事人适格放宽和判决效力主观范围扩张是该制度得以建立的学理依据。由于制度运行的外部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司法实践中出现了与理论层面的分离。在完善代表人诉讼制度上,应当抛弃司法万能论,诉诸包括非诉讼手段在内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手段。     

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若干问题评析

随着近年来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发展,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制度越来越成为关注的热点。司法确认制度从产生到发展,倡导节约司法资源,发挥调解的功能与价值并力求与非诉讼争端解决机制产生的土壤相契合,逐步显现出其优势及合理性,但它在申请主体、审查标准和制度完善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也不容忽视。如何使得人民调解制度能够在适宜的范围内发挥作用,实现诉讼与非诉讼争端解决机制的有效衔接,成为司法确认制度发展过程中必须思考的问题。     

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若干问题评析简

随着近年来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发展,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制度越来越成为关注的热点.司法确认制度从产生到发展,倡导节约司法资源,发挥调解的功能与价值并力求与非诉讼争端解决机制产生的土壤相契合,逐步显现出其优势及合理性,但它在申请主体、审查标准和制度完善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也不容忽视.如何使得人民调解制度能够在适宜的范围内发挥作用,实现诉讼与非诉讼争端解决机制的有效衔接,成为司法确认制度发展过程中必须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