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历史十字路口的全球化——意大利前总理达莱马等谈全球化的挑战与出路

正2017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万寿论坛"系列活动之"全球化与全球经济治理"主题对话会在北京万寿宾馆举行。意大利前总理达莱马、中联部前副部长于洪君、法国展望与创新基金会特别顾问西蒙等中外数十名专家围绕当前全球化所面临的困境、挑战及出路等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探讨。随着全球经济贸易增速持续放缓,世界地缘政治格局复杂演变,以及保守主义、民粹主义等各种非传统社会思潮和运动不断涌现,全球     

百年变局下的经济全球化转型与中国角色

百年变局下全球化遭遇逆流,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尊重全球化发展规律,摈弃逆全球化思维,创新全球化发展新理念新思路,既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根本举措,也是推动中国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百年变局下数字经济正成为发展新形态,人工智能等技术革命正在孕育,世界经济处于深度变革期,经济全球化转型的压力与动力正在积聚。中国通过四十多年改革开放融入全球化,既受益于全球化带来的巨大增长动能,也推动全球化快速深入发展,经济全球化转型有赖于中国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中国积极推动全球化合作方式、治理机制及发展动力转型,为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注入新动力。     

全球化的深化与民粹主义的复兴

全球化的演进在推动全球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也造成了全球发展失衡加剧、贫富差距和分配不公增大、国内社会矛盾和治理危机上升、风险全球化加重等问题。特别是随着新科技革命的发展和经济一体化的加速,全球化的基本内涵、发展动力、聚焦点及治理体系都在发生新的变化,全球化正处于新的深化调整进程中。全球化发展的失衡及其负面效应不仅助推了民粹主义的全球性复兴和转向,而且给世界政治秩序带来许多新的不确定性因素。为此,中国应当通过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构建新型全球化、推动全球治理变革等战略安排,积极增扩全球化深化之利,避免民粹主义极端化之害。     

冷眼向洋看世界——国际形势与中国外交

当下，几乎所有国家的政治家、国际政治专家都在关注世界格局和国际体系的深刻变化。在全球发展的时空坐标中，“金砖四国”、“展望五国”以及“新钻十一国”相继崛起，全球三分之二的人口与全球市场紧密相连，其余三分之一的人口也朝着这个方向努力。经济全球化悄然突破冷战时期狭隘的基础与空间，这个过程实际标志着20世纪90年代初冷战结束以来世界秩序的新变化。     

迎接亚洲经济的新世纪

<正>亚洲经济正在崛起,这必将深刻影响和改变世界经济体系。未来10—20年,随着亚洲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世界产业结构、世界市场体系、全球分工体系、国际贸易结构、国际金融体系以及国际资本流动和投资发展格局等,都会由此发生深刻变化。亚洲经济和"亚洲世纪"也必将对全球经济治理和国际体系产生深刻影响。首先,亚洲经济正在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欧洲、美国和亚洲经济三足鼎立的格局已经形成。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亚洲生产总值、外国直接投资和贸易在全球所占     

当前世界格局变动与中国和平发展的外交战略取向

当前世界格局正处在大转换的关键时期。世界多极化不可逆转,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深远,世界格局发生新变化,国际力量对比呈现新态势。应对世界格局变化、把握自身战略机遇,成为中国和平发展面临的重大战略议题。从外交层面来看,中国和平发展的战略取向主要包括五个层面:坚持和平发展、实现互利共赢、推动建设和谐世界、积极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切实维护国家核心利益。     

全球产供链重塑下的亚太区域经济合作

亚太地区是全球范围内产供链分布最密集的地区,在全球产供链重塑背景下探索深化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有效路径,对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和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具有重要意义。在经济全球化转型、大国博弈和地缘冲突加剧等多重因素影响下,全球产供链正加快重塑,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迫切需要加强顶层设计和目标引领,深化价值链、供应链和互联互通合作,推进以人为本的数字经济多维合作,通过包容和可持续发展合作强化亚太命运共同体意识。新形势下积极参与亚太区域经济合作进程,将为中国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深化高水平制度型开放提供助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营造更加有利的外部环境。     

全球化并未发生逆转——专访中央编译局研究员杨雪冬

正尽管世界经济秩序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革,但是还没有形成新的稳定格局,多极化趋势还在发展,美国"独大"地位依然明显。因此,动荡、变革、偶尔的矛盾冲突成为当前世界经济秩序的阶段性特征。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关于世界是否已经进入后全球化时代的讨论就日嚣尘上,此后的乌克兰危机、叙利亚危机和欧洲难民危机进一步增加了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变数。全球化进程是否将终结现存的体系,又将如何影响国家的政策走向以及社会财富的分配,本刊专访了中央编译局"全球治理与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杨雪冬。     

经济全球化主体结构变革与全球治理创新

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主体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革。"反全球化"运动反对西方国家主导全球化的实质,在客观上成为推动全球治理体制变革进入新阶段的积极因素。西方国家自身社会结构变革及国际格局调整导致了"逆全球化"现象,这一现象促进了全球治理主体关系的平衡与协调。科技进步、国际分工变革、普惠性发展要求等因素共同作用催生了"后全球化"力量兴起,并开始塑造全球治理秩序新版图与人类文明新愿景。中国以自己独特的文化基因和知行智慧成为适应和引领"新全球化"进程中全球治理变革的新力量,并逐渐汇聚起推动这一进程和变革的有机合力。     

国际格局多极化的新发展趋势

当前世界正处在大变革和大调整的时期：这个时期的主要特点是．世界经济全球化、国际格局多极化和发展模式多元化都在深入发展：这“三化”,即全球化、多极化和多元化,既相互区别又密切联系,是一种相互影响和相互渗透的互动关系：从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的视角出发,需要共同探讨国际格局多极化近10年来的变化以及在发生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的发展趋势。     

2006年国际形势的五大特点

2006年,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趋势继续深入发展,一超多强的国际格局虽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国际形势仍然总体稳定,但在世界格局、大国关系、国际安全、世界经济和政党政治等领域也出现一些新的突出变化,呈现出五大特点.     

美国《华盛顿季刊》新战略三角美欧对中国崛起的反应

在这个变化的全球地缘政治秩序中,美国、中国和欧盟之间的互动将会确定今后多年国际体系的特点。这三个力量在全球所拥有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以及规范和政治影响日益增大。与美国的军事优势和无与伦比的力量、欧盟日益增长的凝聚力和经济实力以及技术和经济全球化的加速一道,中国在世界事务中的崛起是定义新的全球秩序的四大趋势之一。在这个新秩序中,中国正在成为全球舞台上的一个日益负责的角色,并且参与解决国际议事日程上越来越多的问题。     

把握全球趋势,促进共赢发展

未来十年,是全球经济、政治、安全格局经历调整与变革的关键时期,也是中国实现和平发展的重要时期。在全球化迅猛发展的今天,要制订本国的国内发展战略和对外政策,各国需要对中长期的全球发展趋势做出综合判断,也就是说要善谋大势、着眼长远。今年的对话会,我们以＂未来十年全球发展趋势与中国＂为主题,希望大家能够就影响未来世界格局的重大趋势性问题以及中国的未来全球角色展开深入研讨和真诚对话。当今世界正在发生深刻复杂的变化,     

国际安全问题与中国的新安全观

在已经逝去的20世纪,人类社会发生了沧桑巨变,既创造了亘古未有的精神和物质文明,又蒙受了两次热战和长期冷战的浩劫与磨难,给国际社会带来的创伤和教训是惨痛而深刻的.冷战后,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两极对抗的格局不复存在,世界向多极化发展的趋势更加明显,经济全球化将世界各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现代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为全球经济和社会发展开辟了新的广阔前景.人们渴望享有世界的持久和平,过上稳定安宁的幸福生活.     

经济全球化迅猛推进机遇挑战接踵而来

新科技和新产业革命强力推动经济全球化向纵深发展.各国相继建立新的发展战略,加快面向新世纪的发展步伐.跨国公司大规模重组合并,生产和资本全球化进一步发展,区域经济集团更为活跃,世界经济总体形势趋好,但经济全球化的负面影响也日益暴露,机遇与挑战更为明显.     

全球经济失衡与中美的调整责任

全球经济失衡的起因 一、经济全球化与全球经济失衡 全球经济失衡的起因主要源于经济全球化的内生矛盾和困境。一方面,全球经济市场化和开放推进了“地球村”的形成和发展,运输和通讯科技革命加速了各国之间的相互联系和融合,大大增进了世界经济福利和效率。另一方面,由于缺少具有强制约束力的国际贸易、金融、货币、     

2023—2024年世界经济形势分析与展望

2023年,世界经济延续了2022年的下行趋势。尽管全球就业形势有所改善,通胀压力有所缓解,但全球债务风险高位累积,贸易投资增长乏力。世界经济增长分化加剧、颠覆性技术带来深刻复杂影响、歧视性区域主义加速兴起与扩散、“去风险化”政策加剧全球经济“脱钩”风险以及共建“一带一路”开启金色十年新征程成为世界经济值得关注的主要特征。世界经济“再全球化”、全球生产与交换数字化、全球经济发展低碳化、国际经贸关系政治化、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等成为影响深远的趋势性变化。导致全球经济下行的短期和中长期因素依然很多,其中关键变量之一是世界主要经济体能否携手应对各种全球经济挑战。从目前的国际经济政治环境和世界经济形势来看,2024年世界经济仍将行进在中低速增长轨道上。     

上海合作组织扩员后的地区定位与合作格局

作为新地区主义的一种实践形式,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后不断发展。上海合作组织坚持以“不干涉内政”原则为核心的主权规范,遵循“国家主义”发展路径。扩员之前,在应对安集延事件、吉尔吉斯斯坦政局动荡等地区安全与政治挑战的过程中,上海合作组织确立了以中亚为地缘安全中心的地区定位。在开展各领域合作的进程中,上海合作组织秉持协商一致的原则,其内部形成了“大国引领、中小国家平等参与”的合作格局。扩员之后,上海合作组织继续遵循“国家主义”发展路径,但其地区定位与内部合作格局出现了新变化。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加入,使中亚的地缘安全中心地位相对下降,以中亚为重心、南亚为重要延伸成为上海合作组织新的地区定位。印度和巴基斯坦两国的加入,还增加了上海合作组织内部合作格局的复杂性,使“大国引领”的合作格局面临深刻转型,“中小国家平等参与”的合作格局也在发生演变。目前,上海合作组织处于发展转型的十字路口,其发展面临的不确定性需要给予更多关注。     

“新地区主义”研究不同视角的评析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关系发生了历史性的巨变,经济全球化趋势先声夺人,全球化的种种力量推动人类社会加速走向一体化。学者们开始把“全球主义”作为一种实践中的理论形态加以探讨,再也不象当年“罗马俱乐部”提出“全球性总问题”时把它视为杞人忧天的呓语了。不论是鼓与呼还是嘲与恶,“全球化”和“全球主义”都无可改变地进入了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的各大门类,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各个流派、各个层面也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与此同时,人们又看到,伴随全球化趋势的发展还发生着另外一些似乎是截然相反的历史趋势,那就是“分裂化”或“分散化”的趋势。具体体现为两大方面,一是民族主义的复兴,包括受经济全球化影响而强劲发展的“经济民族主义”,冷战格局解体所释放出来的政治上的“民族分离主     

全球产供链重构的背景、特点及发展趋势

百年变局与地缘政治推动全球产供链重构向从未有过的维度转变。在一些国家“脱钩断链”“去风险化”政策的刺激下,全球产供链安全需求急剧上升。美欧产业政策和产供链战略调整对全球经济格局影响明显,全球地缘经济秩序构建中经济与安全的平衡发生历史性变化。相关政府部门出台产业政策,直接参与全球产供链重构。跨国公司调整全球产供链布局,将安全置于首位并将数字化和绿色低碳作为贸易投资决策重要考量。未来全球产供链重构仍将受制于国际政治经济的不确定性和持续的政府干预,这一演进过程是长期的、复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