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全球化主体结构变革与全球治理创新

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主体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革。"反全球化"运动反对西方国家主导全球化的实质,在客观上成为推动全球治理体制变革进入新阶段的积极因素。西方国家自身社会结构变革及国际格局调整导致了"逆全球化"现象,这一现象促进了全球治理主体关系的平衡与协调。科技进步、国际分工变革、普惠性发展要求等因素共同作用催生了"后全球化"力量兴起,并开始塑造全球治理秩序新版图与人类文明新愿景。中国以自己独特的文化基因和知行智慧成为适应和引领"新全球化"进程中全球治理变革的新力量,并逐渐汇聚起推动这一进程和变革的有机合力。     

新书讯

正全球学与全球治理蔡拓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1月出版定价:70.00元本书是一部论文集,收录了作者2007-2017年的代表性研究成果,共21篇文章。全书的主要内容包括:全球学的构建与基本理论,全球性探究、全球化观念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全球治理的反思与展望,统筹全球治理与国家治理,国际公共物品,中国在当代国际关系中的定位与战略选择等。这些研究成果反映了在新时代背景下,作者对创建中国的全球学学科的思考,对理性审视全球化与全球治理的坚守,对国家主义回归和民粹主义膨胀的忧虑与警惕,以及对全球主义新理念一如既往的倡导。     

全球化挑战与中国构建和谐世界的对外战略选择

20世纪90年代以来,人类迎来了全球化进程的新高潮,不过当今全球化发展因一系列负面因素的影响而出现了严重的偏差,处于加速失衡的危险境况。治理全球化是当今世界和国际社会面临的重要任务。和谐世界理念的提出,是中国式的全球治理观,它既反映了全球化的本质要求,更代表了全球化的正确方向和发展趋势,对于全球化偏差与失衡的矫正具有重要意义。在中国参与全球化不断深入的情况下,要推动世界和平发展,从而把和谐世界的理念变为现实,探究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对外战略方针便成为一个重大而迫切的课题。     

逆全球化思潮与全球抗疫合作

应对新冠肺炎疫情需要加强国际合作。自新冠肺炎疫情在多国蔓延以来,相较于区域层次的国际合作,全球层次的国际合作成果仍然较少,特别是二十国集团和世界卫生组织框架下所取得的成果不及预期。全球抗疫合作中的主要困境在于大国协调存在困难和主要发达国家对多边机制的态度趋于负面。在逆全球化思潮下,发达国家内部的民粹主义者利用疫情作为反全球化的新论据,削弱了疫情应对中的专业性权威,推动疫情政治化,从而使应对疫情的全球合作成效不彰。为此,主要国家应发挥领导作用,进一步在多边框架下加强政策协调,警惕民粹主义者利用此次疫情推动经济脱钩和意识形态对抗。     

粮食安全的全球治理与中国参与北大核心CSSCI

在新冠肺炎疫情、气候变化、蝗虫灾害等极端事件的多重影响下,全球粮食安全问题再度凸显。当前,全球粮食安全问题涉及一系列相互冲突、竞争、合作或协同的影响要素,对治理体系提出更高要求。从现状来看,全球粮食安全治理机制需求端与供给端存在应然与实然的错位,呈现出多种冲突:粮食安全从贸易嬗变并扩散到生态、技术、知识等安全维度的综合关联治理需求与粮食问题领域治理平台各自为政的矛盾;全球化推动下粮食安全治理多边主义需求与区域主义分散治理的矛盾;公平公正与包容的全球粮食安全规则的制度需求与粮食安全治理规则非中性矛盾;粮食安全治理机制运行与发展的有效领导力需求与现实供给"伪领导力"间矛盾。全球粮食安全治理机制供需失衡的同时也伴随机遇,中国参与全球粮食安全治理具有现实需求与可行性基础。在发展巩固自身粮食安全的同时,中国应以共赢理念进行斡旋和积极引领,打破全球粮食安全治理僵局。     

逆全球化浪潮下的中国国际战略选择

<正>对于中国而言,推动全球化不仅是大国责任,更是历史机遇。道理很简单:当西方出现治理危机而失去围堵中国的能力时,当全球化出现问题而需要中国来提供公共产品时,中国就有机会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顺势加快和平崛起。当前,逆全球化浪潮席卷世界,西方极右民粹主义政治势力迅速抬头,全球地缘政治竞争愈演愈烈,这些都对全球化进程造成了重大负面     

全球化进程与中国的国家治理现代化

不断深化的全球化,既是国家治理变革的基本时代背景,也是其内在因素。全球化凸显了国家在治理变革中的重要性,也对其提出了新的挑战和要求。中国全面参与全球化,为国家治理现代化增添了全球向度,因此要从协调国家与国内社会、国际社会双重关系的角度出发,来思考国家治理现代化面临的问题、发展的方向以及着力的重点。     

全球化进程与中国构建和谐世界的外交战略选择

当今全球化发展因一系列负面因素的影响而出现了严重的偏差,处于加速失衡的危险境况。治理全球化是当今世界和国际社会面临的重要任务。和谐世界的理念是中国式的全球治理观,反映了全球化的本质要求,代表了全球化的正确方向和发展趋势,对于全球化偏差与失衡的矫正具有重要意义。     

全球化下的经贸秩序和治理规则

本文讨论主要涉及经济全球化的历史必然和发展趋势,全球化时代的经济摩擦与治理规则,全球经贸规则的重构,并对当前中美经贸摩擦进行解读与研判。二战以后形成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主导并推动了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国际规则的形成,这营造了稳定和可预见的发展环境,为世界经济持续发展打造了制度基础。全球化在曲折中发展和深化的大趋势不会逆转。同时,全球经贸规则也不断面临新挑战,需要更好地平衡各种新的经贸利益诉求。但是,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在推动全球贸易自由化进程中的主渠道地位未根本改变。全球经济规则重构涉及金融、贸易统计、服务贸易、政府采购、投资、竞争中立与国有企业、知识产权等诸多方面。当前,美国服务业占到GDP的八成以上,已经难以使传统制造业重回美国,将自身遇到的问题怪罪并迁怒于对外经贸关系是徒劳的。中美经贸摩擦将持续多长时间,更多取决于美国国内政治的需要。虽然从短期看或许中国受损会更大一些。但是从中长期看,中国将有望完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经济发展由高速度向高质量的华丽转身。     

站在历史十字路口的全球化——意大利前总理达莱马等谈全球化的挑战与出路

正2017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万寿论坛"系列活动之"全球化与全球经济治理"主题对话会在北京万寿宾馆举行。意大利前总理达莱马、中联部前副部长于洪君、法国展望与创新基金会特别顾问西蒙等中外数十名专家围绕当前全球化所面临的困境、挑战及出路等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探讨。随着全球经济贸易增速持续放缓,世界地缘政治格局复杂演变,以及保守主义、民粹主义等各种非传统社会思潮和运动不断涌现,全球     

全球数字经济发展背景下的国际治理机制构建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数字经济加速发展。为应对疫情冲击,各国加速提升经济的数字化水平,跨国公司的全球供应链调整与数字技术扩张相互推动,数字经济正发展成为新一轮全球化的重要驱动力量,加快世界经济的发展和融合。与此同时,数字经济的发展也使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世界不同区域之间发展水平的分化加速,加剧了以数字经济为基础的国际竞争,给国际经济治理带来新难题。目前,国际社会正通过WTO多边机制和区域自由贸易协定等推动构建以电子商务规则为基础的国际数字经济治理机制,但全球数字经济的深入发展要求国际社会加强多维度、多层次合作,推动国际数字经济治理机制构建,以数字经济带动各国实现包容性发展。中国作为数字经济大国,应在国际数字经济治理机制建设中发挥更加积极的引领作用,以多边、区域和双边等多种路径同时推动电子商务规则磋商,加强国家间数字经济政策协调,深化数字技术和数字基础设施的合作,与世界各国一道以发展数字经济为契机,推动世界经济快速发展。     

新冠肺炎疫情下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的改革路径与中国角色

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被认为是21世纪迄今为止全球公共卫生遭遇的最大威胁,全球公共卫生危机应对机制在疫情冲击下受到重创,凸显出全球化时代没有一个国家能够从人类共同挑战中独善其身。无论是作为个体的国家还是作为整体的国际社会,都应摒弃意识形态偏见与零和思维,深化合作,共克时艰。世界各国携手抗疫为全球公共卫生治理变革提供了可能性,也为中国助力国际社会走出公共卫生治理困境、推动全球公共卫生治理转型提供了机遇。     

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未来”到来与全球治理新议程

人工智能的发展给全球化和世界政治经济进程带来了科学、技术、数据、网络、信息等多重影响。同时,人工智能也可能导致新的全球问题出现,因而主要行为体尤其是主权国家不得不参与人工智能时代的全球治理,并寻求有效路径,以期更好地利用人工智能服务于经济和社会发展,并探索全球问题的解决之道。人工智能时代的全球问题,表现为人工智能可能引发新的全球焦虑、对国际安全和全球治理构成双重挑战,而人工智能本身还可能存在数据隐忧。有鉴于此,人工智能时代的全球治理新议程,无疑首先指向人工智能本身,即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的一般路径,表现为人工智能治理集中化、合法化与专业化,通过政府政策对人工智能的直接或间接治理,并就人工智能治理寻求国际合作。中国参与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在利用人工智能优化经济治理和企业战略布局、提升国家治理智能化水平、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治理、践行"一带一路"倡议等方面,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     

中国外交全球战略环境的新特点与新趋势

在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两大背景下,中国外交的全球战略环境自2015年以来呈现某些新特点和新趋势。具体来说,经济全球化在受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重创后,又遭遇"逆全球化"现象蔓延、地区一体化受挫,治理与发展两大赤字尚未根本改善;全球政治生态因西方发达国家政治稳定性下降、一些发展中国家政治衰败、民粹主义影响急剧上升而趋于恶化;主要大国围绕国际领导权、全球关键地区以及新疆域等问题的战略博弈异常激烈,全球战略平衡和稳定遭到严重破坏;全球安全形势因军费总额持续增加、军控体系遭遇重大挑战、国内冲突频发以及恐怖主义进一步蔓延等问题而更为严峻,和平赤字有所扩大;全球思想文化领域则日益呈现出既互学互鉴又相互激荡的复杂局面。面对全球战略环境的新特点与新趋势,新时代的中国外交必须勇于面对复杂局面,辩证看待现实状况,始终保持信心,并在此基础不断开拓创新,在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发展、为人类谋大同上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中国应积极倡导“新型全球化”

正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全球化对西方发达国家经济、政治、社会带来的负面冲击日益显现,孤立主义、保护主义、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相互交织,"逆全球化"意识在西方精英和民众层面蔓延。英国"脱欧"使全球化进程再度受挫,美西方的孤立、封闭倾向可能会进一步增强。但同时也要看到,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全球化作为科技革命推动下生产力不断发展的必然结果,已是大势所趋,不     

后疫情时代的国际秩序与东亚区域合作

在逆全球化和民粹主义思潮抬头的背景下,新冠肺炎疫情严重扰乱了全球资源配置,加剧了全球经济陷入严重衰退和东亚产业链发生断裂的风险。在来势汹汹的新冠肺炎疫情面前,中日韩与东盟等东亚经济体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命运共同体"。后疫情时代,东亚经济体需加强政治互信和互动,降低外部因素对东亚合作的干扰;基于各自经济社会利益的内生性需求,加快自由贸易区谈判进程,实现互利共赢;深化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提高互动的常态化和制度化水平;推进人文交流与合作,为扩大东亚区域合作的广度和深度奠定坚实民意基础。     

中国—拉美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合作机制探析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日益深入,中国与拉美国家利用多种双多边机制就全球治理议题进行了富有成效的磋商,推动了双方在应对气候变化、全球金融治理、世界贸易治理等领域的合作。但是,中拉全球治理合作机制建设仍面临诸多挑战,这主要体现在整体协商机制不够完善、对次地区多边机制的利用尚不充分等方面。中拉经贸关系的快速、深入发展为双方加强合作机制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中国—拉共体论坛的成立为整体协商提供了制度空间。在当前国际形势下,拉美国家承受着巨大的内外压力,急需改善内外环境,这将为推进中拉全球治理合作机制建设提供新的机遇。     

“杭州共识”落地,需要企业家精神

正中国政府大力提倡和保护企业家精神。为了推动“杭州共识”的落地,中国政府也会一如既往的提倡和保护企业家精神。作为中国今年最重要的主场外交,G20杭州峰会最终形成了“杭州共识”。在全球经济复苏乏力、经济全球化出现波折,孤立主义、排外、民粹主义等情绪上升的背景下,能够形成这样一个注重结构改革、注重协调行动、注重扩展经济新边界和包容性增长的共识,是非     

全球卫生治理的变化和挑战及对中国的启示

全球卫生治理具有高度的无国界性。全球化的深化使人的联系愈加紧密,也使全球卫生治理体系不断变化。全球卫生治理理念更为包容、参与主体多元、私人部门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治理领域不断拓宽、合作方式多样。但是,全球卫生治理因理念的差异、治理领域的复杂性和政治性、资金来源的不确定性等因素而面临挑战。中国作为新兴经济体,将通过"南南合作"以及"一带一路"倡议参与全球卫生治理。在此过程中,中国应明确提出全球卫生治理理念,实现从执行参与者向规则制定者的角色转变,扩大与全球卫生治理多方主体的合作和政策协调,重视卫生发展援助过程中的本土性知识作用的发挥,并注重培育和发展国内私人部门参与全球卫生治理。     

全球价值链治理理论:回顾与展望

全球价值链治理理论是全球价值链理论的基石,本文旨在梳理全球价值链治理理论的发展脉络,深入理解全球化发展的驱动力量及其背后的运行机制。全球商品链的驱动分析开启了全球价值链研究的先河,最早区分了生产驱动型和购买驱动型主导企业,并肯定了两者在微观层面对生产全球化的推动作用。随后,以企业间协调机制为研究对象的治理理论根据交易的复杂程度、解码交易信息的难度以及供应商的能力提出了五种治理模式,揭示了主导企业与供应商之间不平等的权力结构。与此同时,借鉴"质量惯例"的治理理论把全球化中新出现的社会经济因素纳入分析,通过区分六种惯例原则扩展了理论的适用范围。最新的研究以"模块化"方式构建微观—中观—宏观治理框架,整合已有的理论并引入新的宏观变量,体现了全球价值链治理的系统化和动态化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