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欧盟邻国政策的形成

欧盟邻国政策是克服其在2004年“爆炸式”扩大后面临的扩大疲劳症和管理外部边界两个困境后产生的。在结构上和方法上，欧盟邻国政策明显地借鉴了扩大政策。欧盟邻国政策是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地区实践，具有差异性、双边性与联营性等特点。在实现繁荣、稳定、良治的目标上，尽管欧盟邻国政策不像扩大政策那么有效，却是必要和有潜力的。     

欧盟对外发展援助政策和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关系探析

欧盟对外发展援助是欧盟作为一个区域性组织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财政、人员和技术等方面援助的总称。它是欧盟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关系的一部分,也是其对外关系,尤其是南北关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它既是一种经济政策和行为,同时又是一种外交政策和行为。《马约》把发展援助政策划归在“第一支柱”框架之内,而把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作为“第二支柱”。“第一支柱”具有很强的超国家性,而“第二支柱”属政府间合作范畴,不受共同体机制的管辖。表面上看,它们之间是割裂开来的,而在实际运作中,它们之间是相互渗透、相互补充的。     

全球气候治理与欧盟领导力的演变

由于在推动全球气候谈判、内部碳排放交易的制度建设、倡导积极的减排目标和对发展中国家气候援助等方面的贡献,欧盟长期扮演全球气候治理领导者的角色。欧盟的领导者地位客观上促进了全球气候治理规范的缘起、扩散,并推动其在多方博弈中不断完善制度建设。但是,欧盟的气候政策也存在过于激进、重减缓、轻适应、对发展中国家资金义务履行不到位等问题,致使其气候领导者地位受到挑战。在2009年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上受到孤立后,为应对挑战并重拾全球治理领导地位,欧盟加强了与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在全球气候治理方面的合作,致力于提升全球气候治理的包容性和普惠性,使低碳经济发展成果更多惠及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国家,希望借此巩固自身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领导地位,强化其作为国际政治中规范性力量的角色。     

“气候行动之年”和美国气候变化政策发展

<正>出于国内能源结构变化、全球治理进程压力和自身环境安全的需要,奥巴马在第二个总统任期的气候政策和战略继续延续其第一个任期"绿色新政"以来的核心理念,即承认全球变暖,并承诺积极应对。与第一任期相比,奥巴马当前的气候政策思路更加清晰、团队更加强大、执行更加坚决。2013年6月,奥巴马政府发布了美国历史上首份国家层面的     

扫除房地产业的三大雷区

人们甚至已经麻痹于房地产“新政”的提法,因为过去几年,房地产政策屡屡出新,格局与走向却屡屡不变,而习惯于将问题归咎于全球流动过剩,归咎于钱太多是不负责的。政策的失意,缘于新政有意无意地在绕着地雷走,2007年的中国房地产市场悬念,将取决于中央政策能否拿出将“绕”字改成“趟”字的勇气。     

欧盟气候变化政策的演变

欧盟的气候变化政策起源于欧洲环境保护运动,其形成经历了一个循序渐进、不断深化的过程。欧洲环境运动的发展为欧盟气候变化政策的形成提供了早期基础;围绕着《京都议定书》的谈判和履行议定书中欧盟提出的各项承诺,该政策正式形成。在后京都时代,欧盟又提出了气候变化扩展政策,该政策成为欧盟参与国际气候变化谈判的主要依据与基础。哥本哈根会议后,欧盟出台了“后哥本哈根国际气候政策：行动起来重振全球气候变化谈判”的政策文件,明确了欧盟后哥本哈根气候变化谈判战略。     

大变局下的欧盟对非洲新战略探析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给欧盟带来前所未有的内外压力与挑战,使其重塑自身定位。新一届欧盟委员会明确提出将追求"地缘政治影响力"。其对非洲新战略将绿色转型与数字化转型作为未来双边合作的关键,展现出欧盟内外政策一致性增强、对非政策趋向务实以及非洲在欧盟对外关系中的战略地位有所提升等特征。欧盟对非新战略看似雄心勃勃,但仍存在诸多问题与局限。具体合作与行动缺乏资金支持、欧盟对非洲的认知存在偏差以及政策目标仍坚持欧洲中心主义等问题,将折损非洲新战略的实际收效。在非洲新战略框架下,欧盟与非洲将在贸易与投资、和平与安全以及公共卫生等领域推进实质合作,移民难民问题仍将是重要议题。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欧盟对非洲新战略遭遇重大冲击,欧非双边关系不确定性陡增。     

拜登政府的气候新政及其影响

拜登宣布重返气候变化《巴黎协定》,为美国设定"35-50"长期气候治理目标,并希望发挥自身的国际领导作用.为推进实现气候治理目标,拜登强调采用"全政府"方式应对气候危机,在内政外交两个维度积极部署气候政策.同时,拜登政府的气候新政面临严峻挑战,包括更为分裂的世界、碎片化的全球治理机制、美国自身相对优势持续减弱及其国内两党极化、利益集团反对等.拜登将气候政策重点放在气候风险及融资监管上,引入竞争性国际机制,势必会加剧全球对投资的监管浪潮.展望未来,美欧在气候融资标准、气候风险监管等方面的政策可能趋同,而中美在清洁能源技术投资、贸易等方面的竞争将日趋明显.     

伊拉克战争对欧洲一体化的影响

伊拉克战争导致欧盟国家内部的严重政治分野,欧盟现成员国和候选国形成了以英国为首的追随美国的“主战派”或者“亲美国派”,以法国、德国为代表的反对美英立场的“主和派”或者“抗美派”。两派之间的深刻分歧,对于欧盟现今和未来的一体化进程、对于欧盟的对外政策正在并将继续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欧盟气候能源政治的新发展与新挑战

2018年,欧盟对内完成了2030年能源效率和可再生能源目标法律化、搭建能源联盟治理规范体系、限制汽车尾气二氧化碳排放等一系列重要立法工作;对外以落实应对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为重点,重视多边舞台并加强与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上的沟通与协调。上述行动是欧盟建设能源联盟、向低碳经济转型之路上的关键步骤,对落实《巴黎协定》具有积极意义。但是,由于欧洲能源转型受到新旧能源利益冲突的阻碍,欧盟在全球气候治理领域的领导力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特别是低碳转型引发对公平的担忧成为欧盟亟需解决的新矛盾之一,气候能源政策在社会维度的影响力需要加倍重视。     

民粹主义阴云笼罩下的欧盟--2016年欧盟形势特点

2016年欧盟经济进入温和复苏通道，第三季度同比增长1.8%，但仍面临动力不足的挑战；容克投资计划、欧版“量宽”、再工业化等经济提振措施距政策目标仍有较大差距；法国新劳动法引起大规模抗议等事件表明结构性改革深入推进阻力重重；失业率虽有所下降，但希腊、西班牙和意大利等国25岁以下青年失业率仍在40%的高位徘徊。总体看，欧洲社会贫富差距与地区差距不断扩大，中产阶级萎缩、未来前景黯淡，社会草根阶层对自身经济状况和欧盟既有政策日益不满，经济“参与感”和“获得感”缺失。     

欧盟产业政策调整及其对中欧合作的影响

自1990年以来,欧盟产业政策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分别是1990—2000年的理念奠定阶段、2000—2009年的体系完善阶段和2010年至今的绿色化和数字化转型阶段。欧盟2020年3月推出的"欧盟新产业战略"并不是又一次彻底的政策调整,而是2010年政策调整过程的延续和加速。事实上,2010年"欧洲2020战略"的出台便已揭开了欧盟产业政策调整的序幕,它在坚持竞争性的前提下,加大选择性干预的部门产业政策,并更具保护色彩,同时转向绿色化和数字化,将经济目标和社会、生态目标并重。"欧盟新产业战略"只是将加强产业保护以及绿色化和数字化转型提升到了追求欧盟战略自主的高度。欧盟产业政策的调整为中欧建立和加强绿色与数字合作伙伴关系提供了契机,但中欧之间的合作也因为欧盟加强关键产业保护以及绿色和数字领域的标准及规则的制定,包括欧美之间的协调而面临新的挑战。     

欧洲联合左翼联盟/北欧绿色左翼的政治主张及其凝聚力

欧洲左翼党在欧洲议会中的力量逐步壮大,其议会党团欧洲联合左翼联盟/北欧绿色左翼提出"另一个欧洲是可能的"政治主张,即彻底改革当前欧盟的体制,使欧洲实现真正的完全民主;中止新自由主义货币政策;发展共同发展与公平公正的合作政策。党团内的凝聚力和在《欧盟宪法》草案上的立场充分体现了欧洲联合左翼联盟/北欧绿色左翼是代表激进左翼政党质疑或反对欧盟一体化进程的新自由主义议程、力图改革和塑造欧盟一体化进程和发展方向的一种左翼政治。     

历史演进视角下的欧盟与北约关系走向——兼析拜登当选的影响

自欧盟确立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以来,欧盟独立防务与北约之间存在着“相互替代”和“相互增强”两种论调。争论焦点在于价值观念、威胁评估和战略文化、军事和民事能力、国防工业和支出。在过去几年,欧盟与北约的关系也围绕上述四个方面发生变化。具体而言,欧盟与北约之间总体上呈现以合作为主、竞争为辅、两者同步增强的发展态势。美国新任总统拜登承诺修复美国与盟友的关系,包括进一步加强北约。同时,美、欧将在价值观念上回归“旧常态”,在威胁评估和战略文化上进一步靠拢,在民事和军事手段的运用以及增加国防工业投入上也会有更多共识和共同行动。因此,欧盟与北约的关系将进一步呈现相互增强的态势,但前提是欧盟的战略自主建设不只是出于做强自身,而是更多地为了使欧、美双方公平承担相应的责任。     

欧盟参与几内亚湾安全合作:现状、特征与问题

2010年以来,几内亚湾地区安全形势持续恶化,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注。欧盟出于历史与现实的多重考量,于2014年发布《欧盟几内亚湾战略》,积极参与地区安全合作。在五年多的实践中,欧盟参与几内亚湾安全合作呈现表态明确、在已有框架下自主性不断增强、安全政策具有发展援助特色等特征。同时,欧盟参与地区安全合作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包括理念与实践脱节,"以发展促和平"政策效果不佳且缺乏军事力量支持,推动国际安全合作成效不显,当前国际合作存在固有局限等。几内亚湾地区安全治理亟需国际通力合作,欧盟则需克服自身问题,提升安全治理合作成效。     

中美清洁能源竞合新态势与中国应对

美国的清洁能源政策同气候政策一样受到两党政治的影响,呈现周期性变化并影响中美在绿色产业的竞合格局。拜登政府的气候与清洁能源政策密切联动、协同,且被嵌入美国的内政外交政策体系中。拜登政府试图通过继承奥巴马政府的外交遗产及创立俱乐部式的清洁能源联盟来重塑美国在全球清洁能源治理中的领导力。中美清洁能源合作机制呈现一定的韧性且对非国家行为体的包容性增强。中美在气候危机、绿色复苏等议题上的共识为清洁能源合作提供了重要契机,但拜登政府将中国视为其绿色产业的重要竞争者,对华实施绿色"多边规锁",大力推进跨大西洋绿色贸易及技术联盟,进行中美信息网络技术及新基建博弈等。中国应注重在中美气候合作共识下加强合作并拓展伙伴关系,通过多边协调突破绿色"规锁",提升自身实力并加强包容性竞争,使清洁能源合作成为中美推进全球气候、能源善治的关键抓手。     

小国的规范倡导:丹麦的绿色外交实践北大核心CSSCI

进入21世纪以来,丹麦在外交上积极地采取基于价值观的行动,同时也致力于在国际社会中推动绿色转型与可持续发展议程:不仅通过主办联合国哥本哈根气候峰会来积极协调全球气候多边治理,而且在欧盟框架内进行政策倡导,表达推动绿色转型的政治意愿和社会支持。此外,还通过策略性联盟与互动,建构包括全球绿色增长峰会在内的小多边合作机制。这种绿色外交实践体现了小国对规范性秩序的追求,也是其国内政府主体、市场力量与国际合作伙伴良性联动的结果。在更深层次上,丹麦在近代政治进程中发展出的协调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结构和基于协商、妥协和联盟的政治文化,为其在绿色转型领域的规范性权力聚积提供了制度和规范基础。丹麦的绿色外交实践表明,在国际秩序的不对称性及无政府状态下,小国是可以在国际和区域层面采取规范性的倡导行动。     

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南方”力量

加强国际合作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严峻挑战的必由之路。“全球南方”作为全球气候治理不可忽视的力量，为推进国际气候谈判进程作出了重要贡献。伴随“全球南方”的崛起，全球气候治理格局从南北对峙走向界限模糊和内部分化，呈现复杂多变的特征。中国作为“全球南方”的天然成员，在全球气候治理中凝聚南方力量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未来，“全球南方”国家应进一步加强团结合作，通过绿色“一带一路”建设、“三大全球倡议”等平台促进绿色低碳转型，为构建更加公平有效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作出新贡献。     

“新、老欧洲”与美欧关系

“新、老欧洲”的概念，是美国前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在伊拉克战争期间提出的，他把法、德等反对美对伊动武的欧洲国家称为“老欧洲”，把积极支持美国对伊政策的中东欧国家称为“新欧洲”，并称“北约欧洲的重心已经转移到了新欧洲”。在伊拉克战争问题上严重的政策分歧不仅使欧盟在共同外交政策上陷入了“空前的危机”，也使美国和欧洲大陆主要大国的关系滑入了二战以来最深的谷底。2004年5月欧盟正式接纳10个中东欧新成员国后，“新欧洲”成为了美国在欧洲保持影响的首要依托。     

碳中和态势下中欧清洁能源绿色竞合与中国应对

中欧在清洁能源领域的合作已持续30余年，双方气候能源外交协作诉求持续上升。中欧在清洁能源贸易中的相互依赖增强，在能源危机下绿色产业互补优势凸显。当前中欧清洁能源合作路径呈现新态势：中欧气候能源伙伴关系的制度化程度稳步提升，多元包容性创新合作平台日益增多，清洁能源合作新领域不断拓展。但同时双方的竞争面也在不断扩大，体现为“战略自主”下欧盟绿色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头，绿色与数字双重转型下欧盟的价值观原则标准化趋势上升，欧美气候能源政策趋近且对华多边遏制不断强化。随着绿色竞合的复杂化，中国迫切需要从清洁能源生产大国转为清洁能源外交强国，利用自身结构性优势推进全球气候能源治理新秩序的塑造，在中欧互动中注重推进双方的良性竞争与标准协调，在绿色亚欧联通中构建包容、务实的清洁能源伙伴关系网络，并推进双方在多边气候能源治理平台中的议题性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