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形势与台湾的参与策略

近年来，两岸经济合作与亚太区域经济合作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ECFA后台湾加速推进与国际经济体商签经济合作协议，美国重返亚太战略造成亚太区域经济合作局面更加复杂，台湾参与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问题在岛内备受关注，并成为台湾当局发展对外经济关系的重要内容。     

百年变局下的亚太区域秩序构建与中国角色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中国、美国、日本、东盟作为亚太区域最重要经济体,彼此互动频繁,亚太区域秩序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在此过程中,中国以构建区域新秩序和新关系为重点,推动"一带一路"多层次务实合作,整合"碎片化"区域架构,不断提高深层次开放水平并提供国际公共产品,为亚太区域秩序构建提供新动力。展望未来,亚太区域大国需要在弥合分歧的基础上,不断探索新的合作领域。中国作为亚太区域大国,可继续加强与东盟的务实合作,维护APEC等亚太多边合作平台,防范区域制度性分裂,推动构建包容性亚太区域新秩序。     

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的现状与发展趋向

随着经济全球一体化和区域集团化潮流的发展,推动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的呼声日渐高涨。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事关域内各国发展利益,得到各国重视。近年来,中国在区域经济合作中的地位和作用也不断强化。今年在东盟“10 3”系列峰会上,中国     

拉美国家与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合作进展与观念趋向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地区间制度框架协定的不断搭建,拉美与亚太地区间经济交往日益加深,亚太地区已成为拉美地区最具活力的经贸合作伙伴。在美国主导推进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中国和东盟着力倡导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亚太自由贸易区逐步取得进展的背景下,拉美国家对亚太地区日趋多元化的区域经济合作格局受到广泛关注,以重点参与、积极推进的态度开展地区间合作,其中墨西哥、智利、秘鲁、哥伦比亚和哥斯达黎加等太平洋东岸拉美国家表现尤其突出。拉美次区域合作机制太平洋联盟则普遍被视为成员国融入亚太的重要平台。考虑到当前中拉合作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拉美国家对待亚太经贸合作的这一立场与态度,有助于中国在推动拉美地区与亚太地区的地区间合作中发挥更为积极和主动的作用。     

RCEP:特点、问题与前景

作为世界最大的自由贸易安排,RCEP所取得的突破不仅有利于改善区域贸易与投资环境、增强区域供应链、推动经济复苏,还为区域经济一体化、全球贸易自由化、基于规则的多边贸易体制注入了前行的动力。同时,它对中国贸易和投资的可持续发展、高水平制度型开放、实施自由贸易区提升战略、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也可以发挥积极作用。RCEP以市场准入、规则、合作为支柱,具有开放包容、全面、高质量、互惠等诸多特点,并突出东盟方式与东盟中心地位。RCEP的后续生效实施与适时升级,将面临成员差异性与利益诉求复杂性、外部因素牵制、既有FTA规则的多样性与整合的难度、区域身份认同与大国协调等现实问题的挑战,仍需要以渐进灵活的方式,不断推动其深化和拓展。中国应一如既往支持东盟的主导地位,推动RCEP尽快生效。既要助力东盟提升凝聚力、加强大国协调,也要加速推进中日韩FTA谈判、加快与东盟成员的FTA构建。应不断提高规则利用率,充分发挥FTA本应具有的效应,以制度型开放营造良好营商环境,持续推动区域制度性经济一体化。     

全球数字经济发展背景下的国际治理机制构建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数字经济加速发展。为应对疫情冲击,各国加速提升经济的数字化水平,跨国公司的全球供应链调整与数字技术扩张相互推动,数字经济正发展成为新一轮全球化的重要驱动力量,加快世界经济的发展和融合。与此同时,数字经济的发展也使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世界不同区域之间发展水平的分化加速,加剧了以数字经济为基础的国际竞争,给国际经济治理带来新难题。目前,国际社会正通过WTO多边机制和区域自由贸易协定等推动构建以电子商务规则为基础的国际数字经济治理机制,但全球数字经济的深入发展要求国际社会加强多维度、多层次合作,推动国际数字经济治理机制构建,以数字经济带动各国实现包容性发展。中国作为数字经济大国,应在国际数字经济治理机制建设中发挥更加积极的引领作用,以多边、区域和双边等多种路径同时推动电子商务规则磋商,加强国家间数字经济政策协调,深化数字技术和数字基础设施的合作,与世界各国一道以发展数字经济为契机,推动世界经济快速发展。     

中日韩三国经济合作与东亚区域性公共产品的供应——以全球金融危机为背景

亚洲金融危机过后,危机诱发机制下的东亚区域一体化合作进程一度进展缓慢,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处于核心地位的东盟无论从自身能力和意愿上,都无法为东亚区域提供有效的区域性公共产品,为区域合作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下,中日韩三国合作出现重大进展,三国之间紧密的经济合作可以发挥提供区域性公共产品的作用,成为区域合作的新动力。本文试图阐述金融危机下中日韩三国经济合作的新进展,以及中日韩三国在金融、贸易、能源、环保等经济领域的合作可以为东亚提供区域性公共产品的可能性及其重要性。     

新安全观与中国和东盟的安全困境

针对世纪之交东亚地区安全与区域一体化形势的发展,中国于2002年7月向东盟地区论坛提交《中方关于新安全观的立场文件》,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中方的安全观念和政策主张。这些观念与东盟当时的地区安全观彼此相容,为本世纪头十年双方关系的全面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然而,随着近年来东亚地缘局势的变化,东盟的地区安全观出现重大转变,中国与东盟在地区安全面临的主要威胁、实现地区安全的基本条件以及维护地区安全的方法等方面均产生较为严重的分歧。在此情况下,东盟对华战略疑虑不断上升,一些国家开始大力提升军备并寻求区外大国的帮助和保护,这又与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相互契合,形成东盟与美国合作共同抗衡中国的战略态势。由此而来,中国和东盟之间出现一定程度的安全困境,对双方关系的全面发展形成严重障碍。为了巩固有利于自身和平发展的周边环境,中国须调整和补充新安全观的具体内容及表现形式,对其进行及时"升级"。具体而言,需要在坚持新安全观核心思想的基础上,重点促进地区各国对利益相系、义利相融这一原则的共识,主动消除东盟对中国的战略疑虑,不断扩大双方的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意识,从而逐步超越中国与东盟的安全困境,使双方关系重回全面包容性合作的轨道。     

中泰合作对接"一带一路"的机遇与挑战

近年来,中泰合作取得显著成效。依托泰国东部经济走廊发展规划,中泰合作对接"一带一路"迎来新的发展机遇。中泰发展战略对接有助于深化中泰双边、中日泰三边、澜湄次区域以及中国—东盟区域合作进程。然而,泰国大选后的政局调适以及美国"印太战略"的负面影响,有可能对中泰合作对接"一带一路"形成挑战。为此,有必要采取提升高层交往、加强政党外交、拓展外宣渠道等举措,努力夯实中泰合作对接"一带一路"的发展基础。     

中国—东盟深化蓝色经济伙伴关系探析

中国—东盟蓝色经济伙伴关系既是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建设海洋强国、推进“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参与全球海洋治理的重要内容。近年来，中国—东盟蓝色经济伙伴关系在合作规模不断扩大、合作领域不断拓展、合作机制不断完善的同时，也面临东盟内部发展参差不齐、地缘政治形势复杂、生态环境问题凸显、高端产业不足等诸多挑战。鉴此，中国与东盟应充分利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生效的契机，在海洋贸易、海洋产业投入、海洋开发规则制定、海洋环境保护等领域深化合作，助推中国—东盟蓝色经济伙伴关系不断走深走实。     

经济全球化迅猛推进机遇挑战接踵而来

新科技和新产业革命强力推动经济全球化向纵深发展.各国相继建立新的发展战略,加快面向新世纪的发展步伐.跨国公司大规模重组合并,生产和资本全球化进一步发展,区域经济集团更为活跃,世界经济总体形势趋好,但经济全球化的负面影响也日益暴露,机遇与挑战更为明显.     

全球经济变局与两岸经济一体化

2008年以来，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全球经济的深刻变革，两岸经济各自步入历史性转型升级期，两岸关系呈现和平发展新局，两岸经济关系的发展环境随之发生重大变化。两岸贸易投资布局与结构正在发生历史性转换，并几乎与两岸经济合作机制的建构同步展开；传统的两岸经济关系发展方式面临新瓶颈，两岸经济合作由快速推进逐步进入“深水区”，在全球经济再平衡和亚太区域经济合作进程加快形势下，两岸应加快推进经济一体化进程，积极共同参与亚太区域经济合作进程，以更好应对全球变局的冲击。     

东盟跨境数据流动治理的机制构建

跨境数据流动是全球数字经济的重要基础,也是全球治理的新兴议题。在数字经济发展和东盟区域一体化的趋势下,东盟从统筹数字经济发展与数据保护入手,着眼于提升东盟国际竞争力和话语权,制定并完善跨境数据流动治理机制。这一机制的构建始于新加坡对数据保护规制的探索,基于东盟个人数据保护框架,在东盟数字一体化总体框架下制定数字管理框架,并以“东盟示范合同条款”和“东盟跨境数据流动认证”两大关键手段促进机制落实。该机制具有灵活性、包容性和指导性的特征,有利于促进东盟地区数字经济发展,降低谈判成本与合规成本,获得更多全球竞争优势。对于中国而言,在与东盟跨境数据流动治理机制合作对接方面具备可能性和可行性,需要充分认识和评估东盟机制对世界数字治理的影响、对地区数字经济秩序的挑战,推动中国与东盟之间的数字经济合作。     

参与还是回避——TPP机制的发展与中国的区域战略应对

在美国的主导下,相比亚太地区原有的众多自由贸易协定,TPP谈判呈现"高标准、宽领域"的特点。倘若TPP机制完成全部谈判,极有可能超越"10+3"、"10+6"等既有机制,成为最具影响力的亚太区域合作机制。然而,TPP各谈判方在基本谈判模式、农业、原产地规则、知识产权、劳工及环境标准、投资等众多问题上难以形成统一立场。一方面,TPP机制"高标准、宽领域"的特点增大了完成全部谈判的难度。另一方面,任何区域合作机制若要在亚太地区占据主导地位,都难以承受中国的长久缺席。有鉴于此,无论美国推动TPP谈判是出于外交战略考量推动"亚太再平衡",还是出于经济利益动机加强与亚太地区的经济联系,中国都可以多重FTA机制为战略依托,应对TPP机制的潜在挑战。只有如此,才能既不过早陷入TPP机制的束缚,又不至边缘化于亚太区域合作的主流制度进程之外。     

亚太安全新架构建设——核心理念、现实行动与未来路径

尽管尚未形成一个广泛有效的多边安全合作框架,亚太地区自冷战结束以来一直保持相对稳定态势,为各国经济社会发展及各领域交流合作创造了有利条件。随着地区安全与经济形势变化,安全挑战正日趋严峻且超越单双边管控范畴,对构建覆盖整个地区、综合治理各类安全问题的多边合作平台的呼声不断上涨。基于中国创建亚太安全新架构的倡议,笔者试图探讨以亚洲安全观为指导原则构建地区安全新架构的必要性、可行性及未来路径。中国自2013年以来为推动亚太安全合作采取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行动,标志着中国的地区安全角色正从传统的"参与方"向"积极倡导者"转变,为未来的亚太安全新架构建设夯实了基础。随着相关理念的逐步推广,未来地区各国有望以更大的热情和动力投入亚太安全新架构建设。中国作为亚太安全新架构的倡导者,需要根据未来地区安全形势的可能发展,合理规划构建亚太安全新架构的路径并提出明确而有力的阶段性行动计划。     

全球产供链重塑下的亚太区域经济合作

亚太地区是全球范围内产供链分布最密集的地区,在全球产供链重塑背景下探索深化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有效路径,对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和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具有重要意义。在经济全球化转型、大国博弈和地缘冲突加剧等多重因素影响下,全球产供链正加快重塑,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迫切需要加强顶层设计和目标引领,深化价值链、供应链和互联互通合作,推进以人为本的数字经济多维合作,通过包容和可持续发展合作强化亚太命运共同体意识。新形势下积极参与亚太区域经济合作进程,将为中国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深化高水平制度型开放提供助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营造更加有利的外部环境。     

台湾科技创新体系建设发展特色探讨

科技创新体系建设是世界各国和地区提升区域竞争力，应对经济全球化挑战的重大战略举措。目前，台湾业已形成比较完善的、高效率的科技创新体系，这对推动台湾高科技产业的健康永续发展以及提升台湾区域竞争力发挥着重要作用。     

“一带一路”与印度“季风计划”的战略对接研究

在"一带一路"的建设过程中,中国一直努力实现自身发展战略与亚洲区域合作及他国发展战略的有效对接。但在"一带一路"辐射区域中,印度是唯一对中方邀请"态度保留"、"犹豫不决"的大国。与此同时,印度也在酝酿和发展以自身为核心的"季风计划",推进环印度洋地区合作。因此,"季风计划"往往被解读为针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反制措施。实际上,"一带一路"倡议与"季风计划"在结构和本质上并不具有天然的对抗性,相反能实现相互对接甚至融合。通过概念对接、功能对接和文化对接,中印之间能够规避冲突、凝聚共识、开拓合作。中印战略对接是以非零和的方式建构非对抗性的新型战略合作模式。这一合作模式的建立不仅有利于"一带一路"建设的顺利推进,也将推动地区经济合作程度的深化。     

论区域主义与东亚安全

1997年底,包括东盟各国以及中、日、韩在内的首届东亚非正式首脑会晤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举行,这是东亚区域化进程中一件具有深远意义的大事。冷战的结束给东亚所带来的深刻变化之一就是区域化进程的启动,毫无疑问,它将是改变东亚区域格局和区域面貌的历史性动力。推动区域化进程在东亚的进一步演进,一要靠经济合作,二要靠安全合作。目前,以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为代表的整个亚太区经济合作进程     

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战略选择

正中国在南海维护国家利益的行动要把区域战略与全局战略紧密联系起来,把握好两个大局,即和平发展环境的大局和与东盟关系的大局。要破解当前的困局,中国须成为能为南海地区国家和其他利益相关国家提供航行畅通和航行安全"公共产品"的主要国家。不仅仅是自己单方面宣布和实施,未来还应该主动和积极推动建设南海合作公共产品的发展,把它作为推动中国—东盟海上合作的重要议题和内容,逐步发展共同参与的南海合作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