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守所的客观义务

刑事诉讼视野中看守所的权力和义务可以归结为法治中国视野下平衡各方诉讼参与者利益的客观义务。看守所客观义务的法理基础是其行政管理的准中立属性和司法机构之间相互制约的基本原则。兼具追求公正价值和人权保障价值的看守所客观义务由积极义务和消极义务构成。看守所客观义务的实现方式是:在非法证据排除的诉讼、辩护人及代理人伪证罪的诉讼中客观中立提交证据并为诉讼主体依法取证创造条件,督促诉讼主体在看守所中依法履行职责,适度公开看守所的行政管理活动。推动看守所履行客观义务的措施是建构看守所履行客观义务的文化模式、设置看守所工作人员职务犯罪异地管辖的诉讼制度、确定看守所不履行客观义务的法律责任。     

看守所终止提讯/会见论

基于看守所准中立性的要求、各种主体之于诉讼行为适法性的要求和实现刑事诉讼目的的需要,有必要确定终止提讯/会见制度。看守所终止提讯的行为包括侦控机关在看守所中刑讯逼供或者变相刑讯逼供的行为、侦控机关手续不全和时间记载晚于提押出所时间的提押出所行为;看守所终止会见的行为包括辩护律师等增加看守所管理风险的行为、会见时从事非法活动的行为、携带家属/与案件办理无关的人会见的行为。对终止提讯/会见的行为,看守所应当进行证据保全以备查询和取证。看守所终止提讯/会见制度应当由最高立法机关通过立法的方式确定,以便于通过普适性规范调整终止提讯/会见行为。     

律师会见权难以实现的原因及对策

新<律师法>对会见制度作出了改革,但是新<律师法>的实施并没有有效地解决会见难这一问题,其主要原因在于律师诉讼地位低下,会见权受到侵犯时无法获得救济,我国看守所隶属于公安机关的设计存在缺陷.因此,为了把会见制度贯彻到司法实践中,必须从立法上明确律师的诉讼地位,建立相应的律师会见权救济制度,以及把看守所从公安机关独立出来,这样才能真正落实律师的会见权.     

刑事诉讼角色论

刑事诉讼角色是决定于诉讼法律关系主体诉讼地位的诉讼行为的基本性质和趋向。诉讼角色定位应当符合诉讼地位确定性与独立性、角色赋予与诉讼地位相适性的要求。理想诉讼角色的现实转化有自身的机理 ,角色的示范效应不应低估。     

看守所制度的规则系统检视与建构

看守所制度的规则系统具有形式上零散、内容上发展不平衡、演变滞后、规则内容和形式均相对封闭、演变方向明确的特征。产生前述状态的原因是看守所的地位不明确、基于犯罪是"邪恶的"的传统文化而产生的被羁押人员是"邪恶的"的认识、看守所制度规则的零散化和相对秘密化。看守所制度规则系统应当附属于刑事诉讼法的母系统,包括调整看守所和被羁押人员的关系、看守所与司法机关之间的关系、看守所和辩护人及诉讼代理人的关系以及保障看守所秩序的规范。这些规范在形式上表现为全国立法机构制定的法律、为保障法律实施的各种解释、看守所的内部管理规则和外部秩序保障规范的三级规范。     

新《刑事诉讼法》视野下看守所的职能

新《刑事诉讼法》的颁布实施,使看守所的职能发生了一些变化。看守所应当严格履行法律赋予的职责,积极探索新的工作方式、方法,完善监管制度,从而保障刑事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     

结构系统与文化背景:看守所功能研究述评

看守所的功能研究可以归结为实然功能的揭示与应然功能的赋予,它分别反映了法律规范阐释者和立法者的研究立场。看守所功能研究者均有参酌国际标准和国际准则改良中国看守所制度的初衷,因论者研究前见的差异,看守所制度被归属的结构系统不一,对看守所制度是否应对既往刑事司法的消极后果担责判断不同,论者的研究结论大相径庭或名同实异。看守所功能研究的结构系统应当分别确定为宪法系统、刑事法系统、看守所制度系统,且该研究应当受到中国的犯罪文化、刑事法文化制约;该基点的确立或许有利于推动看守所制度研究的进一步深化。     

盲点审视:看守所接受委托审查被羁押者通信制度论

看守所接受办案机关委托审查被羁押者通信制度是刑事诉讼中司法机关之间的互助制度。该制度具有厘清看守所审查被羁押者通信的角色和地位、综合反映看守所功能、改善看守所与被羁押者的关系、推动看守所接受委托审查被羁押者通信制度规范化的价值;但也存在控制通信优位于保障通信、制度设计面临实施困难的弊端。应当明确委托审查的范围、委托审查的手续、委托的授权范围、委托后对通信的审查等内容,建构看守所接受委托后审查被羁押者通信制度审查报告义务制度、审查的责任承担制度、修改审查内容的通知制度。     

我国代表人诉讼中当事人适格问题探讨

代表人诉讼制度是为解决多数人纠纷而设计的一种当事人诉讼制度。各国群体诉讼在解决当事人适格问题采取了不同的做法。我国代表人诉讼出现了民事诉讼主体与民事主体发生分离,诉讼代表人代为进行诉讼的当事人制度与传统的民诉诉权理论和当事人适格理论产生了尖锐的冲突。美国的集团诉讼采取默认的方法赋予代表人诉权,日本通过明确授权赋予代表人适格主体,德国直接以法律规定赋予团体诉权,结合国外群体诉讼制度,通过对我国现行代表人诉讼制度分析、比较提出若干完善意见。     

论新《刑事诉讼法》中的看守所

2012年3月14日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对人们关注的看守所问题予以回应,条文中十次出现"看守所"。从新《刑事诉讼法》规定来看,看守所应当视为刑事诉讼法律关系主体,依法享有独立的诉讼地位。其所展示的看守所的诉讼职能可以归结为两个方面,一是未决羁押的执行职能,二是部分刑罚的执行职能。现行看守所事实上隶属于同级公安机关,应当重置看守所管理体制,保证看守所中立。     

看守所制度改良的社会学分析

刑事诉讼法将看守所从刑事诉讼中的相对不公开机构、边缘性机构、辅助机构改良为相对公开机构、中心机构、兼具监督配合职能的机构,是基于对看守所整顿效果、看守所既有制度建设、检察权监督下的看守所制度运行的经验总结。同时,看守所制度的改良,既是看守所制度回复本质属性并与国际社会接轨的反映,又是公众更为理性看待"犯罪"和刑事诉讼活动、中国人权状况改善、刑事诉讼从对抗性司法演变为兼具对抗与合作性质的现实反映。而且,之于未来的演变而言,看守所制度的改良为后期的演变昭示了方向。     

关于公益诉讼制度的几点思考

人们认为,公益诉讼是保护社会公共利益的一种有效的方式。为使公益诉讼与私益诉讼清楚区别开来,并在此基础上设计体现公益诉讼特点的程序制度,我们应当从严界定公益诉讼的概念。为更好地实现维护公共利益的目的,应当赋予公民和有关社会团体为维护公益提起诉讼的权利,并对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权力进行合理安排。但是,公益诉讼只能维护体现在法律规则中的公共利益,我们不应当期待公益诉讼发挥政策形成的作用。     

构建我国环境公民诉讼制度的基本思路

环境公民诉讼制度起源于美国,与传统的民事、行政诉讼制度相比有着明显的特点,在环境保护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借鉴国外立法经验,建议我国遵循以下思路构建环境公民诉讼制度：一是赋予公民和NGO提起环境公民诉讼的原告资格;二是设立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两种诉讼类型;三是环境公民诉讼与环境权益诉讼进行二元分离;四是构建配套的激励机制。     

检察机关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问题探析

检察机关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既是保护环境与资源,弥补环境行政执法不足的需要,也是维护弱势群体合法权益,完善诉讼制度的客观要求。构建检察机关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除在立法中赋予检察机关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诉权,还需解决检察机关的诉讼权利和义务问题。     

看守所开放与羁押巡视制度——以当前看守所开放为视角的展开

看守所作为未决羁押场所,在运行实践中出现了很多问题,在押人员权利难以得到有效保障。随着社会的广泛关注,有关部门积极推动看守所的规范化改革。其中一项重要举措就是开放看守所,允许社会公众参观。看守所开放对于打破其神秘状态,规范权力运作,保障在押人员权利具有积极意义,应当予以肯定。同时也应当看到,与国外的羁押巡视制度相比,当前的看守所开放缺乏有力的制度与规范保障,还有很大的改革空间。对此,可以参照羁押巡视制度的运作模式,由"看守所开放"走向"羁押巡视",并完善相关的制度构建。     

环境诉讼与当事人适格

在环境污染日益严重、环境纠纷不断增多的今天,应当允许公共力量适当地介入私法领域,建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在此情势下,对于当事人适格之要件予以扩张并赋予其法定效力显得尤为必要与迫切.将诉的利益作为当事人适格的衡量标准,并以此为基础构建诉讼信托制度,对于完善当事人理论,促进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合理化与合法化具有重要作用.     

论参与社会治理的诉讼调解

诉讼调解制度在社会治理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从审判实务看,诉讼调解当前存在法官非审判负担加重、损害一方当事人权益等问题。在社会转型期,充分认识诉讼调解对社会治理的价值,进一步完善诉讼调解制度,对和谐社会建设有着重要的意义。     

突破传统诉讼理论,打开公益救济之门

为了有效地维护社会公共利益,民事公益诉讼之门应该向更广泛的主体开启。本文提出构建多元化的民事公益诉讼原告资格制度,赋予得到授权的国家机关、公益性社会团体和公民多元主体以民事公益诉讼原告资格,并对民事公益诉讼原告资格之保障和滥用之防范提出制度性建议。     

行政程序、行政正义与律师代理制度

程序权利是一种与实体权利和诉讼权利相并列的新型权利。在行政程序中,行政相对人、利害关系人具有诸多法定权利,这些权利可以也应该被赋予代理律师。律师在行政正义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随着中国律师的法律职能和公共职能的拓展,行政程序中的律师代理制度也将变成中国最有发展潜力的一项法律制度。     

我国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不足与完善——以新环境保护法第58条为视角

我国环境公益诉讼在实践中遇到了很多问题。虽然2014年4月修订通过的环境保护法最终确立了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并将诉权赋予符合条件的社会组织,但对诉权的内容未作任何规定,未能从根本上解决环境公益诉讼中存在的问题。建议在司法实践推进的基础上,出台相关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完善环境公益诉讼规则,确立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并对相关概念作出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