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安行政组织改革的困境与出路——以郑州市警务机制改革为例

行政组织的改革应以行政组织法律制度的体系建设为重点,经过改革确立的新的行政组织模式也应被法律制度所确认。郑州市在警务机制改革中撤销公安分局合并成大派出所的做法减少了行政层级,促进了管理模式的扁平化,减少了机关行政人员,增加了基层警力,但很快又恢复到原先的公安分局模式。针对这一反复的改革历程,通过梳理我国的公安行政组织相关法律规定,重新认识公安行政组织法建设对于公安行政体制建议的重要意义。     

村民自治的空壳化根源分析和思路探讨

村民自治自试行至今已经近20年,与国家的法律制度不断推进相伴随的却是“三农问题”的日益突出,我们看到,这一制度预期的目标确实面临一系列严峻挑战,不仅可能遇到无法实现的矛盾,而且其自身的成长空间也愈来愈小。村民自治有自治形式而无自治内容,沦为空壳化的趋向须得到高度关注。而村委会组织的准行政化角色、现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立法缺陷、村委会职能与村民自治功能的有限性、农民流动等因素导致的乡村社会发展的空心化这一宏观社会背景是造成空壳化的四条主要原因。但在当前的中国只能实现这一制度,因此必须实现思路的转变,由政治维权转向组织农民,相应以能否促进农民生产生活的改善和新农村的建设作为村民自治形式的标准,创新村民自治的形式。     

去行政化:加强和改进工会建设的必由之路

由于历史及体制的原因,中国工会更多地被当作政治功能体而不是社会功能体存在,带有准政府组织的行政色彩,欠缺社会组织应有的独立性和社会基础,工会组织的转型也相对滞后于经济社会结构变迁,亟待推进以"去行政化"为核心的改革。工会去行政化改革须处理好党与工会、工会与政府(行政)、工会与职工、工会与其他社会组织这四个基本关系,加强群众化、民主化、职业化、社会化、法治化建设,凸显工会作为群众组织、职业团体、社会组织的多面向。     

行政复议和诉讼中的行政机关

行政机 关是 国家机构的主要组成部分，担负着大部分社会管理工作，其职能覆盖全社会的政治、经济、科学、文化和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组织人民群众进行各项生产、生活等活动，所以与社会成员接触最为广泛。行政机关的各项活动、措施或职能，都与公民、法人和社会组织的切身利益有直接关系，因此国家制定了各项法律制度：组织法、处罚法、复议法、诉讼法、赔偿法及其他法律法规，依法规范行政机关的活动，也便于人民群众的监督。但是在法律实施的实践中，到目前为止，对“行政机关”法律内涵、地位问题的认识，并不完全一致，形成了适用法律…     

论社会管理创新中的法律程序问题

加强社会管理创新中法律程序问题的研究,对我国学术界和实务界深入对社会管理的理解和认识具有重大意义。之所以强调法律程序的重要性,一方面在于当前社会管理中受"唯目的思维"影响的"维稳"任务的破产,另一方面在于法律程序是保障社会管理创新过程化、制度化的基石。因此,为保障法律程序在社会管理中发挥应有的功能,当前社会管理创新的关键就在于完善立法程序,推进程序性立法和现代社会管理法律体系建设;健全行政程序,保障行政权力行使的正当性;完善司法程序,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司法;完善程序性制裁制度,树立法律程序在社会管理中的权威。     

中国特色授权行政逻辑体系之阐释

行政授权机制在实践中呈现三类授权行政样态:立法授权、行政授权以及"社会授权".立法授权实质是行政于立法边界之重塑,以调整立法机关与行政机关的权限,行政机关获得行政自主权,可从实体和程序方面对自主权进行控制;行政授权实质是按照功能主义重新配置行政职权,实现权力在行政层级机关之间的有效转移,针对被授权行政机关权限的扩大,可从事中层级和事后权限两方面进行监督;"社会授权"其实是授权"社会",以实现内部权力"外化",其结果是行政权转化,社会组织获得更大的"自治权利",可从任务判断标准、合规制策略、司法审查多元性方面进行控制.建构中国特色授权行政理论体系是发挥授权机制组织法保障功能的有效途径.     

从“大部门制”改革看我国行政组织法的完善

“大部门制”改革需要我国行政组织法确立行政机关和行政职权的法制化、重新审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强化行政部门间的协调。行政组织法的改革和完善是推动和保障“大部门制”改革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条件。然而，目前我国行政组织法在立法和规范上均存在许多不足，这需要我们在行政组织法中确立行政法治原则，完善行政组织立法体系，并着力增强其可操作性。     

驱动力与陷阱:电子政务对行政人格发展的影响

电子政务建设的推进,对行政组织中人的人格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既有消解传统行政人格依存的现实基础、促进行政人格转型的积极效应,也有引发新型行政人格异化的可能。     

规范行政罚款的基本思路

行政罚款在行政执法实践中运用极为广泛,如何规范行政罚款,已成为全社会面临的一道难题.规范行政罚款,可在设立、执行、使用环节三管齐下,即在立法层面,将行政罚款设定权提升至法律高度以限制其适用范围;在实施层面,构建强制说明理由制度来压缩裁量空间;在用途层面,透过阻却执法经费化现象背后的利益驱动防止行政罚款目的异化.     

论人本化行政

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要推进国家行政现代化。而要推进行政现代化,就必须贯彻落实群众路线,充分调动人民群众参与、监督行政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实现行政人本化。为此,在理念维度必须摒弃各种反人本观念;在法律维度必须推行以依法、分权、公开、救济、高效为主要内容的"控权性"行政;在伦理维度必须推行以互动、商谈、意志自由、人格平等为主要内容的"回应型"行政。     

社区组织结构优化：城市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应然选择--以杭州“上城模式”为例

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目标是要建立政府行政管理与社会自我管理和社会自治管理的有效对接、互动互补、多元协商的复合社会治理结构，为此需要理顺社区组织间关系，实现组织结构—功能的内在整合与机制优化。杭州市上城区通过搭建“333+X社区大服务体系”架构，尝试推动社区复合型管理体制创新的实践为我们提供了重要借鉴。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城市社会管理创新需要围绕顶层设计科学化、社会组织“紧密化”、参与主体多元化、社会管理智能化、运行机制长效化等几个方面来推进。     

驰名商标异化新见解

通过以实证分析的方式阐述驰名商标异化的积极效果,使人们能够从整体上、更深层次上解读驰名商标的异化,还其全貌。驰名商标的异化除了显著的社会危害外,还具有产生经济价值、创造新的商标功能及促进品牌建设的功能。对于我国驰名商标的异化,我们应该加以全方位的认识,以加快推进我国驰名商标立法保护的进程。     

中国人口净流出地区的农村基层组织现状——以河南省Y县为例

农村基层组织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明晰农村基层组织的现状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基于"结构—功能主义"与中国农村基层组织特点构建研究框架,利用河南省Y县实际调查数据,从岗位设置、人员配备、基础功能、社会信任和支持、政治基础等方面,综合分析评估人口净流出地区农村基层组织的现状发现:"制度异化""行政失序"问题较为明显,公共服务供给绩效下滑,突发事件处理与矛盾冲突化解水平不足,社会公共信任衰减、动员能力弱化。据此,从制度供给、队伍优化、监督治理等三个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思考

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基本方略。当前,统筹我国城乡经济社会的发展,需要观念、政策和体制的诸多变革,需要综合运用行政的、法律的、经济的、市场的诸多手段,多方并举,配套组织,科学规划,扎实推进。文章从九个方面,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具体阐述了统筹我国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对策建议。     

我国行政奖励制度存在的问题及解决路径构想

针对我国网球运动员李娜夺得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冠军后湖北省对其实施奖励的事件,社会各界发出不同的声音,以该事件为研究蓝本,阐释行政奖励的性质,分析行政奖励所面临的问题,提出制定相关法律规范建议,以期构建以法律原则为指导、严格程序为保障的行政奖励新格局,充分发挥行政奖励对社会管理秩序的引导与促进功能。     

有效引导社会组织有序参与社会管理的四大思路

社会组织与社会管理有很强的共生关系:社会管理实践为社会组织成长提供了社会空间,社会组织的成长推动了社会管理的有效开展。有效引导社会组织有序参与社会管理,必须以辩证看待社会组织的社会功能为认识论基础,以维护社会组织法律合法性为法律保障,以强化社会组织党建为政治支撑,以加强社会组织自身建设为根本基石。     

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国的核心

依法治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是社会进步和社会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志，在我国实现依法治国是一个必然的社会发展趋势，这需要全社会的努力。其中，各级行政机关能否依法行政，则成为依法治国能否全面实现的关键。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国的核心。 依法行政的中心含义是要求各级行政机关行使行政权力，管理国家事务，必须有法律授权，并依据法律的规定。法律之所以成为行政机关据以活动和人们对该活动进行评价的标准，主要是源于法律的特性、功能以及行政管理的性质。 从法律的特性和功能看，第一，法律具有形式上的合理性、客观性和普遍性，它能比较…     

我国县级行政组织立法问题的思考

本文认为,目前我国有关县级行政组织的分散式的立法形式不适应我国依法治国的需要,建议制定一部统一的县级行政组织法.为此,对我国县级行政组织进行立法,不仅要处理好行政组织自身问题,还要处理好行政组织与其他组织的关系.     

“超行政治理”:党建引领的基层治理逻辑与工作路径

当前,行政化治理导致基层社会陷入“行政有效,治理无效”的治理危机,表现为治理碎片化、治理封闭化和治理等级化。需要打破行政科层组织的结构性壁垒,破解行政化治理造成的基层治理困境。执政党通过发挥政党的组织和政治优势,依托政党的政治整合功能和社会整合功能,促进治理与服务的有效融合,在基层治理场域形成了一种强调政党引领的“超行政治理”模式。与政府主导的行政化治理相比较,政党引领下的“超行政治理”以基础性权力为基础,依托政党权威,实现治理效能提升。具体而言,“超行政治理”通过三种治理机制展开运作。第一,运用党建的空间塑造功能推动组织整合,建构基层共治平台;第二,依靠政治引领功能促进价值整合,实现话语转换;第三,通过社会动员功能助推社会建构,再造社区团结。“超行政治理”以其政治整合和社会建构的工作逻辑,在基层治理场域推动了治理主体的跨组织协同、治理价值的共识维护以及治理权威的社会化建构。     

“痕迹主义”的产生机理与防治对策——以行政责任为视角

"痕迹主义"是基层痕迹管理演变形成的一种消极异化的行政现象,是形式主义的新表现,追求工作留"痕"、唯"痕",成为新时代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和党风廉政建设的顽瘴痼疾。以行政责任为视角,系统深入探究"痕迹主义"的产生机理,即在强责任传导的行政环境影响、基层行政责任观念异化与注重"痕"绩的政绩观驱使条件下,痕迹管理异化为"痕迹主义"。并从化解痕迹管理的积弊挑战、重塑基层行政责任观念、崇尚以实绩为导向的政绩观、优化基层治理责任控制机制入手,为防治"痕迹主义"提供学理分析,以期为新时代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一定的理论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