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叉询问制度的辩护价值及其在我国的借鉴分析—以“辛普森谋杀案”为角度

交叉询问制度是源于英关法系的一项重要诉讼制度，是对抗式庭审的重要特征。交叉询问制度在微观和宏观两个方面有着积极的辩护价值。使交叉询问的作用能够得到有效的发挥的前提是必须有相应的规则配置并严格依照法定程序进行，由于我国的交叉询问制度还不完善，所以不仅要确立适当的交叉询问规则，还要加强对司法人员这方面能力的培训。     

刑事诉讼模式的转变与交叉询问制度的确立

随着我国 1996年《刑事诉讼法》的修改 ,我国的刑事诉讼模式已由超职权主义的模式 ,转变为以职权主义为主 ,兼采当事人主义的“混合式”诉讼模式。诉讼模式的转变对在我国的刑事诉讼中确立交叉询问制度提出了必然要求。我国现行刑事诉讼中的询问证人的方式与我国已经确立的“混合式”的刑事诉讼模式是不协调的。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律为询问证人方式奠定了基础 ,但该询问方式仍存在缺陷 ,在我国刑事诉讼中确立交叉询问制度是必要的 ,从交叉询问的顺序、范围及应遵循的规则三个方面来建构适合我国国情的交叉询问制度。     

交叉询问制度的中国问题

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询问证人的条款并不足以构成真正的交叉询问制度，该制度在我国的建立还面临着一些配套制度的阻力，如证人出庭制度、证据开示制度、律师辩护制度以及独立裁判制度等等。我们应当从关注交叉询问规则本身，转移到交叉询问制度的中国问题上来，从理论和实践的断裂处出发进行研究。     

中国语境下的诱导性询问——以刑事诉讼为视角

诱导性询问在我国立法上有所体现,但我国对诱导性询问存在误读.究其原因,一是我国当前的诉讼模式与诱导性询问的生成所要求的诉讼模式存在差异;二是我国刑事诉讼中证人出庭率低,立法上没有确立交叉询问规则,导致诱导性询问在我国的确立缺乏根基.文中提出了一些建立和完善诱导性询问制度的看法,以期能对我国构建诱导性询问有所裨益.     

关于交叉询问制能否在我国适用的思考

交叉询问是英美法系国家普遍采用的追求证言的真实性和完整性的规则,因其突出的作用开始为我国诉讼法学界所关注。但我国并不具备交叉询问所赖以生存的基本制度环境,所以目前难以移植该制度。     

交叉询问——辩护职能的基石

交叉询问是落实保护刑事被告质证权的重要装置,是当事人主义模式中具有特色的诉讼制度。我国1996年修正的刑事诉讼法加强了控辩职能,庭审方式在一定程度上由职权主义向当事人主义转化,如何在刑事庭审中对证人进行交叉询问,已经成为我国法学界和实务界面临的一个共同课题。文章分析了交叉询问对辩护职能的价值,对我国刑事诉讼交叉询问的现状、问题进行了探讨,并提出了改革完善我国刑事诉讼交叉询问的建设性意见和建议。     

交叉询问制度之辩护价值及其于我国之可借鉴性分析

交叉询问制度是英美当事人主义国家最具特色、最受推崇的司法制度之一,也是其审判制度和证据规则的重要组成部分。交叉询问制度有利于更好地发挥辩护职能,有利于实现控辩双方的平等对抗,但亦会对诉讼效率、诉讼公正产生一定消极影响。分析交叉询问制度于我国之可借鉴性时,必须对其优劣所在、适用基础以及相关配套机制等加以综合考量,唯此方能做出理性、科学的决定。     

我国刑事见证制度的价值及完善

刑事见证制度是保证国家公诉的透明度和公信力之关键,具有独立的程序价值.我国刑事诉讼法律规范在见证制度方面存在诸多不足之处,这对司法机关依法规范侦查行为、统一证据标准造成混乱,也对我国的人权保障形成制度障碍.对此,我国刑事诉讼法应当从见证人的选取、见证人的权利和义务、见证制度的违反后果等方面统一见证制度的程序和实体标准,为证据的可信度提供制度保障.     

法治视野下的询问证人制度研究——以侦查为视角

询问证人是刑侦工作中普遍采用的一种侦查措施,在侦查破案中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正确把握证人的内涵和外延,以及证人的权利义务有助于指导公安实践工作。由于我国的询问证人制度存在诸多缺陷,因此探究询问证人制度之规范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我国政党制度法制化的历史考察

我国的政党制度建立后在曲折中发展前进,总结我国政党制度发展的历史经验教训,最为重要的是要用法律和制度把政党制度确定下来,用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来保障各政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实现政党制度法制化.健全我国政党制度法律制度,进一步规范政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活动,对于发挥政党功能,保障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