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重刑化弊端及其限制路径——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为观照

审视我国刑法的发展趋势不难发现我国的刑罚呈现趋重的特点,表现在法定刑设置的不协调;无期徒刑与死刑、有期徒刑衔接的不适当;罚金刑适用的不合理等方面,这些问题共同导致了我国的重刑化倾向。实践证明,推行刑罚万能的重刑化理念之弊远远要大于其所具有的短期遏制犯罪之利。重刑化不仅导致刑法系统自身规律性的紊乱,造成法益保护位阶错乱和罪刑失衡现象,而且还会导致人们疏于相关制度的建设和改革,必须予以摒弃。《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草案》表明,通过刑事立法完善我国刑罚体系是改变我国的重刑化倾向并最终使我国走向刑罚轻缓的理性抉择。     

刑法修正案的理念转变：从重刑主义到宽严相济

当今,中国社会已进入了现代化发展的高速轨道,相应地作为治理社会的刑法也必须进行现代化的变革,刑法修正案（八）的出台可以说是我国刑法现代化进程中的又一个重要里程碑。尤其引人关注的是,刑法修正案（八）所带来的刑法理念的巨大转变。 转变之一：从重刑主义到宽严相济 长期以来，传统的重刑主义刑事政策，对我国现代化法治的建设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97年修订刑法的时候，我国刑法中的死刑罪名达到68个之多，     

对“刑事判决趋重、存在重刑化倾向”观点之反驳当前刑事判决严厉程度实证研究

在刑法学界，认为当前我国刑事判决量刑趋重、存在重刑化倾向和重刑主义的观点较为普遍，但是这些观点均未经实证检验。而以《全国司法统计公报》和《中国法律年鉴》公布的有关数据为依据进行的重刑适用率、缓刑适用率、免于刑事处罚适用率、经济犯罪重刑适用率、上诉率实证分析表明上述观点并不成立。上述观点被证伪，将促使我们重新思考诸如“严打”等刑法理论与实践中的一些问题。     

“陈会兰捡童案”折射的国民重刑主义思维——兼论刑法谦抑实现的必要性

"陈会兰捡童"案折射出的国民重刑主义思维无疑是当下社会大众对刑罚制裁机能无比依赖和迷信的有力证明。帮助国民树立正确的刑法价值观是改变这一现状的首要途径。刑法谦抑的实现有助于转变国民的刑法观念和刑罚观念,对消除国民重刑主义思维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拟从国民重刑主义思维的成因和法律价值的平衡为出发点,探讨刑法谦抑的实现之于消除国民重刑主义思维的重要意义。     

浅析我国重刑化的表现

本文指出重刑主义与刑法轻缓化的历史潮流相背离。我国刑法的重刑主义倾向比较明显,具体表现在:刑法的人道性未被人们正确认识、刑罚体系滞后、刑罚适用强度偏高和罪犯权利难以得到充分保障等方面。     

论轻刑化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

本文从分析我国刑法趋于重刑化的现状入手,分析法学界因刑法趋于重刑化现状而开出重刑化和轻刑化两剂截然相反的药方,并分析其在实践中存在的问题,进而提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在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进程中的重要作用,特别是对最终促进轻刑化理想所起的作用。     

对我国重刑主义的反思

重刑主义思想在我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由来已久。几千年来,“治乱世用重典,治平世用轻典”被奉为中华民族安邦定国的要旨。高度的封建专制统治,形成了以国家主义为前提,以刑法工具论为基础,以重刑主义为主体的刑法思想。重刑主义就象一个无法摆脱的幽灵,一直在国人的心中游荡。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与和谐社会的今天,我们必须认真反思并彻底地根除重刑主义这一幽灵。     

论死刑的具体适用

对刑事法律中死刑的修订，是刑法修订的重要内容和敏感性问题。它不仅关系着我国刑罚是重刑还是轻刑的价值取向，直接影响刑法修订的质量，而且引起国内外的普遍关注，标志着我国的形象。那么，刑法修订后死刑适用的罪名、情节、方式有哪些变化？它与原刑法的具体适用存在...     

重刑考

重刑,作为一种制度和理念,在中国刑法史上长期存在。历史上有许多伟大的思想家、法学家发表过不少的宏篇伟论,对重刑高唱赞歌,力证重刑对治国安邦之不可或缺;肉刑的存废之争,更延续了上千年。重刑的价值取向在全社会有相当普遍的共识,不仅统治者对其情有独钟,一般善良百姓也津津乐道,直至现在,重刑思想在中国仍有深厚的社会、文化基础。     

论金融犯罪的刑罚配置

随着金融犯罪的猖獗，严惩金融犯罪的呼声高涨，体现在刑事立法上便是对金融犯罪大量配置重刑。但重刑配置没能达到我们预期的预防效果，反而使得刑法对金融犯罪的调控显得更加力不从心，故我们不得不转而对现行刑罚体系进行反思和改进，增设与充实资格刑。     

《刑法修正案（八）》的深度解读

全国人大常委会于2011年2月25日通过了条文总数为50条的《刑法修正案（八）》。这次刑法修改,不仅涉及面广,特色鲜明,而且充分展示了立法智慧,改变了中国刑事立法的惯性思维，改变了严刑峻法的重刑主义思想，刑法立法对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坚持也得以实现。     

论重刑化的弊端及我国的刑罚选择

一、我国刑罚的轻重之争刑法学界对我国刑罚的走向曾经提出过许多不同的看法，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有三种，即轻刑化说、重刑化说、适度化说。轻刑化论者认为：第一，轻刑化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采用重刑主义的刑法，不仅同刑法发展的趋势相悖，而且与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和任务相违背。从另一方面讲，随着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不断发展，犯罪将逐渐趋于减少，随之而来的也应当是刑法的缓和化、轻刑化。第二，轻刑化是商品经济的反映。商品经济的生命在于竞争，而要有竞争，就必然有一个较自由的环境，刑法不宜过多地加以干预，否则就…     

论犯罪化及其限制

<正> 一、严而不厉——刑法结构的理想模式 如果说犯罪化(criminalization)与非犯罪化(decriminalization)、刑罚化(penalization)与非刑罚化(depenalization)是二十世纪世界各国刑法改革的主题,那么,犯罪化还是非犯罪化、重刑化还是轻刑化则是中国当代刑法改革在制度层面所面临的两大现实选择。为了回答这一问题,储槐植先生在《严而不厉:为刑法修改设计政策思想》一文中创造性地提出了我国刑法结构改革的方向应当是刑法结构“严而不厉”的思想,得到了学术界同人的广泛认同。按照储槐植先生的见解,严而不厉的刑法结构要求刑法典严密刑事法网、严格刑事责任,同时刑罚不能过于苛厉,罪刑应当均衡。     

论我国土地刑法的完善

我国土地刑法的诸多方面还存在不完善之处，对土地刑法的完善应坚持以下理念：土地刑法的基本法益应当是生态利益而非财产利益；土地刑法应当犯罪化而不是非犯罪化；土地刑法应当坚持轻刑化而非重刑化：土地刑法应当采取集中与分散相结合而非集中立法划一的立法模式。     

金融创新语境下的刑法应对

回顾我国金融刑法的发展趋势不难发现，立法者采取了一种迅速扩大金融犯罪圈并加重对金融犯罪处罚力度的重刑化立法政策。针对目前刑法规定的情况，有学者指出，我国金融犯罪在发展中存在明显的攀比现象，立法者不仅不断地扩大了金融犯罪的范围，     

略论新刑法中的轻刑化问题

笔者在分析轻刑化与刑法相关的基本理论问题的关系的基础上 ,结合新刑法总则、分则的具体修改 ,对新刑法重刑化看法提出质疑 ,并大胆提出了新刑法存在轻刑化倾向的观点     

犯罪控制的惩罚主义及其效果

1979年以来我国刑事立法和司法忽视或遗忘了刑法的特征与内在价值,高估了刑法影响人的行为的可能性,刑法一直保持着在功能化方向上的惯性,刑罚结构和刑罚适用面临着重刑主义的突出问题。我国的犯罪控制存在着惩罚主义的结构特征,然而惩罚主义的意愿和努力,并没能有效遏制犯罪规模和犯罪的总体严重程度迅猛发展的势头。在刑事政策和刑罚体系的主导思想没有做出重大调整前,刑罚轻缓化的改革仍然任重道远。     

轻罪时代刑事立法泛刑化与重刑化之理性反思——以《刑法修正案(十二)》为视角

当下我国犯罪治理已进入轻罪时代,然而,十二部刑法修正案表明,轻罪时代我国刑事立法一直存在泛刑化与重刑化的趋势。以《刑法修正案(十二)》为例,泛刑化立法体现为扩大犯罪圈,重刑化立法体现为加重刑罚来惩治贿赂犯罪。从轻罪时代犯罪治理现代化要求以观,刑法应谨慎介入民营企业经营活动,相关法律已对民营企业内部背信行为设置较为完善的保护及救济措施,对之入罪会对民营企业正常经营造成较大影响,并违背现代公司治理的公司自治基本原则。加大刑罚力度难以实现贿赂犯罪预期治理效果,“行贿受贿一起查”不等于“行贿受贿同等罚”,重刑化反而会导致贿赂双方订立攻守同盟,增加查处难度。加强对民营企业的保护与治理单位贿赂犯罪应从企业内部推动其依法合规经营,企业合规改革应该成为轻罪治理的首选方案。轻罪时代的犯罪治理不能延续传统泛刑化与重刑化的方式,刑事立法应谨慎进行犯罪化,刑罚配置应尽量轻缓化。     

法家重刑思想再认识

一重刑思想作为法家学说的重要内容之一虽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重刑思想包括哪些内容,学者的认识不尽相同。有学者认为重刑,专指中国奴隶制刑法和封建制刑法中的严刑峻法的制度和思想。它至少包括以下几个内容:1·刑种苛繁;2·罚不当罪;3·肉刑发达;4·死刑残刻①。也有学者认     

二十世纪的中国刑法学

刑法学是一门研究刑法及其所规定的犯罪、刑事责任和刑罚的法律科学。中华法系素有重刑轻民、刑法泛化和重刑主义的法律文化传统。发达的刑律制度和律学研究孵化了丰富的刑法思想。但刑法学作为一门法律科学在中国出现却是二十世纪初期以后的事情。回首二十世纪中国刑法学的发展脉络,我们大体上将其界定为清末的开端时期、民国的初创时期、50年代的转型时期和80年代以后的发展时期。本世纪初期,在列强的压迫下,清政府开始了全面的改制和修律运动。在这场运动中,以翻译日本刑法为开端,引进、移植了西方刑法制度和刑法思想,传统的刑律学研究开始向近现代刑法学转变,现代刑法学的进程由此开端;民国时期,进一步介绍、引进大陆法系国家的刑法制度和刑法学说,以大陆法系刑法学说为蓝本的中国现代刑法学获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