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农民工的社会信任研究——以厦门市农民工调查数据分析为例

本文利用厦门市农民工调查数据研究城市农民工的社会信任。文章基于因子分析将社会信任分为亲密信任、熟人信任和一般信任三个不同的维度,通过分别建立多元回归模型的方法考察了农民工的社会交往、心理认同、公共事务关注程度以及城市适应等因素对社会信任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对其社会信任具有显著影响。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程度越高,他们的社会信任度也越高。     

农民工公众信任对其参与流入地公共服务的影响研究

本文借鉴消费者信任-行动理论,利用2013年深圳P区的农民工调查数据,从公众信任视角切入,从政府信任和人员信任两个维度对农民工公共服务参与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研究发现:农民工对于流入地政府的总体信任对其积极主动参与公共服务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同时,农民工对于流入地政府工作人员的信任水平越高,公共服务参与率越高;而农民工对流入地政府机构的不同信任水平对其参与公共服务均不存在显著影响。研究对于提升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公共服务均等化,引导农民工有序参与流入地公共服务,进而推进"以人为本"城镇化发展有积极的指导意义。     

大学生人际信任现状及教育对策

采用修订的Rotter人际信任量表,对北京市五所大学的500名学生进行了调查。研究结果表明:大学生人际信任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男生人际信任水平低于女生;关系信任存在显著的年级差异,一、二年级分别与三、四年级存在显著性差异,关系信任水平随年级升高而升高;人际信任与制度信任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提升大学生人际信任水平的教育管理建议:第一,对大学生加强人际交往的指导工作;第二,加强制度化建设,建立公平、公开、透明的制度规则。     

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认同的障碍与对策

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我国农民工群体的主力,但由于国家制度、经济、社会关系等客观因素以及自身心理承受能力和社会交往中的行为取向等主观因素的制约,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认同受到阻碍,很难融入主流社会。为了帮助新生代农民工更好地融入城市,必须强化政府的主体作用,加速城乡一体化制度创新;落实企业社会责任,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发展平台;加强学习培训,引导帮助新生代农民工提高自身素质,多管齐下地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认同。政府、企业和新生代农民工之间形成合力,是最终解决问题的关键。     

北京市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人意愿研究

根据国家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2011年和2012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项目"北京地区调查数据和北京市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2012年"北京市流动人口的生存状况与未来预期"项目数据,目前北京的新生代农民工已占农民工整体的一半以上,受教育程度有所提高,面临较大的婚育压力。在城市融入意愿方面,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积极评价北京的变化,具有强烈的融入意愿;制约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主要障碍,有户籍制度等制度性因素,市场能力等经济性因素,以及社会参与不足、人际交往狭窄、居住空间隔离等社会和心理因素。为解决以上问题,需要正确认识与处理控制北京市人口规模与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的关系;创新社区管理体制,调动新生代农民工参与社区服务、社区活动的积极性与主动性,推动新生代农民工实现社区融入;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培训,逐步实行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就业制度;营造一个有利于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和谐宽容的社会心理环境。     

新生代农民工素质提升的障碍及对策研究

当前新生代农民工素质提升面临传统观念制约、资金短缺、制度障碍、需求与供给脱节等问题。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素质应注重发挥政府引导作用、营造良好社会制度环境,激励企业重视员工培训工作以及社会组织形成合力共同致力于新生代农民工素质提升。     

加快农民工城市融入步伐不断提升我国城市化水平

农民工城市融入不仅有利于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而且有利于提升我国的社会文明程度,同时还能进一步推动我国文化事业的繁荣.但是,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尚面临诸多困境,因此,需要从加强政策研究、建立健全制度体系、加强公共服务机构建设、加强城市社区建设等方面入手,切实加快农民工城市融入步伐.     

社区信任与社区治安——从社会资本理论视角出发的一种实证研究

分析社区信任与社区治安的相关性，可以从制度信任、一般信任、普遍信任和特殊信任四个维度来研究。通过实证研究，其结果表明：社区的信任水平与社区治安的状况存在着较显著的相关性，社区的信任水平越高，社区的治安状况越好，社区成员对社区治安状况的评价越好；反之，社区的信任水平越低，社区的治安状况越差，社区成员对社区治安状况的评价也越差。     

济南市农民工工作调研报告

2013年由济南市农民工联合调查组撰写的本报告证明,济南市一百多万农民工在工资待遇、劳动管理、就业培训、社会保险、公共服务、政治权利、城市融入等九个方面都程度不同地存在工作盲区或薄弱环节,农民工的合法权益经常遭到侵犯和损害,特别是他们融入城市和现代社会的步履相当艰难。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济南市农民工工作的建议是:一是在工作思路方面,要把握"12345"总体要求,即掌握一个总体情况,掌握维护农民工切身利益的两个原则,消除三对矛盾,把握政策、对策取向的四个转变,健全五项民生工程。二是在服务管理方面,要强化十条措施。主要有在职能部门设立负责农民工工作的专门机构、建立农民工综合服务中心、建立农民工信息网络平台、建立农民工权益保障机制、推进城乡社会保障体系统筹和制度衔接等。三是在社会资源方面,要注重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四是在素质建设方面,要提升农民工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     

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策略初探——社区工作介入的空间

新生代农民工作为城市建设中的生力军,他们在城市社会融入程度将影响着整个农民工群体的城市融入和家庭稳定。从社区工作的角度介入,采用优势视角的思维模式,可以从社区管理、社区组织、社区教育、社区保障、社区工作者、新生代农民工自身六个方面出发,逐步推进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过程。     

对我国农民工融入城市问题的探讨

农民工融入城市的障碍已成为我国社会亟待解决的问题。农民工融入城市存在制度性障碍和非制度性障碍,必须通过消除制度障碍、消除偏见和歧视、提高对农民工的教育培训,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等措施来解决农民工融入城市的问题。     

企业文化与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化问题研究——以福建省福州市为例

新生代农民工为经济社会的繁荣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他们渴望融入城市社会却又往往不被社会重视,常常被冠以“打工仔”、“弱势群体”等称呼。面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困境,企业及社会应秉承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理念,坚持以人为本,加强对职工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的人文关怀,创建和谐幸福文明发展的劳资关系,通过优秀的企业文化熏陶和提升企业员工素质,激发员工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实现员工与企业及城市社会共同发展的目标。     

我国家族企业信任问题分析

随着我国家族企业规模的不断扩大,家庭企业内部出现了信任问题。在我国文化空间下,家族企业比西方更加重视私人信任和血缘关系。信任对家族企业有着非同一般的重要作用,而信任缺失将会造成极大的危害。一般来说,从企业制度、企业文化、环境、沟通与交流、员工发展几个方面着手,家族企业能够有效地在内部创造信任。     

新生代农民工消费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消费行为是衡量其市民化程度的重要标识.新生代农民工的收入水平、文化水平和生活方式以及社会保障水平都对其消费行为产生影响.实证调查显示,无论消费水平还是消费方式,新生代农民工与第一代农民工都有很大的差异性,新生代农民工的收入水平对其消费水平正相关,教育水平、医疗和养老等社会保障制度也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消费行为具有抑制作用.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收入水平和强化降低欠薪风险的机制,以及全面推动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的社会保障均等化制度建设,对于优化新生代农民工的消费结构和提升其市民化程度有重要推动作用.     

论城市居民社会信任对社团参与的影响

城市社会中出现的各种类型的社会团体在人们的生活中日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根据CGSS2005相关数据，因子分析表明城市居民的信任由一般信任因子和特殊信任因子构成，居民特殊信任水平要明显高于一般信任水平。城市居民社团参与除了受到年龄、收入、政治资本、受教育年限的影响之外，一般信任因子对于居民社团参与水平有着显著影响，而特殊信任因子对于社团参与并不具有显著影响。因此，提升城市居民社团参与的水平，积极引导人们走出仅局限于家庭和亲密关系的“关系圈”，建立起更强的对不特定人的信任关系有着积极意义。     

促进农民工和谐融入城市的思考——基于W市农民工的实证分析

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既是现实的需要也是历史的必然.农民工融入城市进程中,对城市而言可能滋生着"动乱",孕育着社会风险;对农民工来讲则伴随的往往是痛苦和无奈.无论从理想考虑,还是从现实而言,农民工都应该是"和谐地"融入城市,而不应是"机械地"融入城市.影响农民工和谐融入城市的关键障碍是制度歧视与供给不足;深层次障碍是利益分歧与冲突.实现农民工和谐融入城市目标,既要从现实问题入手,解决好、维护好农民工的权益,更要未雨绸缪,进行全方位的战略思考,促进农民工自由而全面发展.     

遮掩效应与中介效应:户籍分割与地方城市政府信任的中间作用机制

长期以来,户籍分割的经济、社会后果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但其政治影响却被普遍忽视了。本文试图在新型城镇化进程背景下,考察户籍分割对城市政府信任的影响及其内在中间作用机制。基于全国7省13市(区)问卷数据的分析,本文发现在户籍分割与城市政府信任之间存在"遮掩效应"和"中介效应"两种不同的作用机制。具体而言,职业地位、家庭年收入和主观政府绩效评价等制度绩效变量的作用机制为遮掩效应,而不是中介效应,控制这三个变量会显著扩大农民工与城市居民之间的城市政府信任度差异;而正式组织活动参与和民间团体活动参与等社会资本变量发挥部分中介效应,亦即提高农民工的正式组织和民间团体活动参与率,有助于缩小两者的城市政府信任度。针对上述发现,本文提出了相应政策建议。     

农民工城市融入的进程研究——从公共政策及制度视角分析

农民工是中国特有的社会制度的产物,与农民工相关的公共政策和制度安排是导致农民工当前处境的根源所在。改革开放以后,农民工开始了城市融入的进程,但我国二元制度的社会结构,给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带来极大的障碍,农民工要顺利融入城市社会,必须进行公共政策及制度的诸多变革。     

企业对农民工社会责任的缺失及其对策

农民工作为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特殊的社会群体,为我国经济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但有些企业对其社会责任存在缺失,具体表现在工资报酬、劳动时间、劳动合同、社会保险、职业健康与环境安全、缺乏尊重及新生代农民工无法自我实现等方面存在一系列社会责任缺失。其原因为企业外部法律制度及保险制度设计不完善、不合理,地方政府存在保护主义,企业内部职业领域内道德缺失、错误的经营理念、对农民工缺乏认同、工会作用甚小、企业家社会责任缺失及农民工自身因素。解决的对策是加快经济发展、法制建设、责任制度建设,同时加大政府的调控力度、强化媒体的监督、提升农民工自身综合素质及企业管理层的道德自律。     

社会信任的模式与结构新解

本文从制度的角度对社会信任的模式与结构作出了不同于一般的理解,认为社会信任的模式与结构是由制度形塑而成,不同的制度类型塑造了不同的社会信任的模式与结构,随着制度的变迁,社会信任的模式与结构相应地也要发生变化。我们所做的这种新理解,不仅有助于建构新的社会信任理论,而且对于建构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内在支撑的新型的社会信任也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