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监督故意

监督犯包括监督故意犯罪和监督过失犯罪。监督故意犯罪既不是间接正犯,也区别于不作为犯。监督故意不能是直接故意,而是一种特殊的间接故意;在监督故意的罪过心理中,冷漠以待的情感态度居于罪过心理的主导方面,因而它属于冷漠型情感罪过。监督故意犯罪的成立,以监督义务的存在为前提。对监督故意的分类需要通过对监督故意犯罪的分类来实现。     

罪过理论历史沿革初探

划分罪过理论历史形态要符合一定的要求。罪过理论的发展历程可以划分为自由意志罪过理论、认识主义罪过理论、相对意志自由罪过理论和期待可能性罪过理论等四个历史阶段。情感因素的阙如情况是探索传统罪过理论历史沿革规律的一条重要线索,也是进一步了解罪过理论历史沿革原因的起点。     

对情感因素在认识主义罪过理论中缺失成因的多学科分析——罪过理论历史沿革初探(续二)

着眼于理论形成之际的具体历史条件和思想文化渊源,综合运用经济学、政治学、心理学等多学科理论进行分析,可以看出认识主义罪过理论是在当时的社会经济条件下,为适应时代的政治需求,受当时的哲学、生物学、心理学、精神病学和犯罪学思想的影响而形成的,情感因素在该罪过理论中的缺失有其必然的缘由。     

对情感因素在自由意志罪过理论中缺失成因的多学科分析——罪过理论历史沿革初探(续一)

着眼于形成之际的具体历史条件和思想文化渊源,以情感因素在其中的缺失成因分析为主线,综合运用经济学、心理学、伦理学等多学科的理论,对自由意志罪过理论在形成过程中理论得失的历史成因进行系统、全面的分析,能为正确认识自由意志罪过理论开启新窗口,并为进一步探究其它罪过理论形态的历史成因开辟新道路。     

情感因素在自由意志罪过理论中缺失成因的多学科分析

在近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出于资产阶级反封建反专制制度的政治需要,在由特定的社会存在所决定的社会意识的熏陶和浸润下,以认肯理性为特征的自由意志罪过理论脱胎而出,而就历史发展的总体而言,情感因素却一直未能在罪过理论之中获得一席之地。     

论持有型犯罪的罪过形式

本文把持有型犯罪分为“拒不说明”型和单纯持有型两种 ,并指出单纯持有型犯罪的罪过设置在我国刑事立法上的缺陷 :由于罪过设置不明朗 ,容易使人把单纯持有型犯罪作为无罪过形式的犯罪来对待 ,以致有悖于主、客观要件相统一的定罪原则使司法运作陷入尴尬境地。因此作者建议 :立法上对于单纯持有型犯罪的罪过设计可参照拒不说明型犯罪的规定完善之。     

浅析双重罪过

双重罪过是俄罗斯联邦刑法典中规定的一个颇具特色的制度。我国刑法中并没有明确规定双重罪过的定义及犯罪种类,但是我国现存刑法中有几类故意和过失两种罪过并存即双重罪过的犯罪。实际上,我国刑法分则条文中隐含了双重罪过如何定罪量刑的规定,为了避免条文的不必要重复,不需要再对双重罪过作出规定。     

试论严格责任及其任我国刑法中的体现

严格责任作为无罪过责任的一种，是对传统刑法罪过责任的必要补充，但其适用范围仅限于严重危害公共福祉安全但主观罪过又不易查明的犯罪。主客观相统一是我国刑法追究刑事责任的基本原则，但对持有型犯罪，对未成年人的性犯罪以及法律上的认识错误，立法规定和司法实践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     

论交通肇事之罪过形式

行为人的罪过形式是该行为所涉及罪名构成的必要条件，不同的罪过形式将直接对应不同的罪名。交通肇事造成的后果的同样，罪过的不同，其所触犯的罪名就应不同。交通肇事罪的罪过形式只能是过失。不存在故意。“因逃逸致人死亡”的罪过因不同的情形可以表现为故意与过失。     

防卫过当罪过判断的理念与方法

防卫过当的罪过判断在司法实践中存在唯结果论的倾向.防卫过当罪过形式认定的前提是应当肯定防卫人具有防卫意识,且罪过形式优先认定为过失具有妥当性.将故意的防卫过当谨慎地认定为蓄意型与泄恨型两种类型具有合理性.防卫过当的罪责判断与共同犯罪、累犯等问题密切关联,相关认定在实现个案正义、促进公众认同、符合刑事政策等方面具有价值引领的积极意义.     

复合罪过形式的点滴思考

文章认为根据模糊认识论对主观罪过方面进行分析 ,有必要提出复合罪过形式的概念 ;并结合心理学的知识着重分析了其心理存在机制。     

论我国刑法中的并存罪过现象

并存罪过是一种特殊的立法现象,它不是一种独立于故意、过失的第三种罪过形式,因而不同于复合罪过,它立足于现有的犯罪论体系,因而也不同于客观的超过要素和罪体—罪责—罪量理论,它在理论上表现为可故意可过失的并存形态,但在司法终局意义上仍是单一罪过。并存罪过并不违背罪刑相适应原则,通过想象竞合理论能够实现罪刑均衡。     

加重构成犯罪过结构问题研究——以刑法第144条为例证

典型的加重构成犯主观罪过结构是＂故意＋过失＂型,但立法不断突破＂故意＋过失＂型的罪过结构。将间接故意与过于自信的过失合并,提出加重构成犯的概念和重大过失的理论,认肯＂过失＋故意＂型和＂过失＋过失＂型加重罪过结构的存在,对于解决与责任主义协调的问题大有裨益,且能有效限制加重构成犯的适用范围。引入重大过失理论,对加重构成犯主观罪过结构进行改进。     

防卫过当罪过形式探析

罪过是行为人负刑事责任的主观基础 ,在犯罪构成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是区别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界限。由于刑法对防卫过当的罪过形式未作明确规定 ,造成理论界对防卫过当的罪过形式存在诸多争议 ,多数人认为防卫过当的罪过形式是间接故意和过失 ,但笔者认为防卫过当的罪过形式只能为过失。     

试论严格责任及其在我国刑法中的体现

严格责任作为无罪过责任的一种,是对传统刑法罪过责任的必要补充,但其适用范围仅限于严重危害公共福祉安全但主观罪过又不易查明的犯罪。主客观相统一是我国刑法追究刑事责任的基本原则,但对持有型犯罪,对未成年人的性犯罪以及法律上的认识错误,立法规定和司法实践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     

防卫过当罪过形式新论

关于防卫过当的罪过形式一直是观点众多,莫衷一是,缘由是以防卫人对过当结果的心理态度作为认定防卫过当罪过形式的前提。从我国刑法关于罪过的规定和犯罪构成理论以及从正当防卫的性质及其与防卫过当的关系的角度去解析,防卫过当的罪过形式只能是故意,包括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     

论假想防卫的罪过形式

假想防卫的罪过形式，无论在实践中还是理论上历来存在争议。对其进行研究无论是对司法认定还是刑法理论都有重要意义。认定假想防卫罪过形式应从分析故意和过失各自的实质含义着手。有罪过的假想防卫不可能是故意犯罪行为，而应当是过失犯罪，其罪过形式不仅包括疏忽大意的过失，还应包括过于自信的过失。     

论滥用职权罪的罪过形式--从立法与实践的角度分别探讨

新刑法典颁行以来 ,若干新增罪名的罪过问题一度成为刑法理论界和实务界关注的焦点。现在 ,聚讼于此者虽已不多 ,但问题并未解决。关于这些罪名罪过形式的认定直接关系到传统罪过理论和罪过立法的合理性、存续性问题。本文虽只论及滥用职权罪 ,但文中所提出的观点却对解决前述问题具有普遍适用性。在文中 ,笔者提出对滥用职权罪罪过形式实行严格认定 ,即当行为人对所实施的行为持故意 ,但对结果是放任还是轻信过失难以认定时 ,将其主观方面直接认定为故意 ,这种做法既能有效维护我国罪过立法的协调一致 ,又符合刑事立法的价值取向     

论期待可能性理论及其与我国犯罪构成的关系

期待可能性是大陆法系递进式犯罪构成体系中有责性的构成条件,其具有深刻的人文、哲学和法学价值,对于发挥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具有显著的意义。我国的犯罪构成体系建立在“社会危害性”基础上,而社会危害的有无及大小又要依赖于罪过,罪过与期待可能性之间具有紧密的联系,从现行刑法规范与司法实践看,存在有罪过而无期待可能性的情形。为使犯罪构成体系成为闭合的犯罪成立体系,有必要引进期待可能性理论并将其作为对罪过的补充,从而更好地发挥刑法社会防卫和保障人权的功能。     

常识、常理、常情与罪过认定——兼论酒后驾车连续撞人案的罪过定性

在以往的刑法理论对罪过问题仍然停留于抽象的概念界定之下,司法实践中到底如何认定罪过将带来罪过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借助实际案例,文章分析了常识、常理、常情在界分有无罪过和何种罪过中的重要作用.以前述分析为基础,文章论证了运用常识、常理、常情进行罪过认定的合理根据,并对之作了提升,即运用常识、常理、常情进行罪过认定是倡导“常识、常理、常情标准”,而此标准又是“一般人标准”的具体和贯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