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文学系统和诗学系统的裂变与交融

纵观中国古典诗歌发展的历史,始终是在音乐文学系统和诗学系统两极徘徊的,从《诗经》、《楚辞》,到汉乐府,再到唐诗、宋词,无不经历了从民间音乐文学(或源于民间音乐文学)向文人诗学的转变。诗学系统具有强大的“吸附力”,总是能“迫使”原本游离于诗学系统之外的音乐文学作品回归中正和平的诗学轨道,会由最初体裁与传播形式的裂变最终从功能上回归到诗学阐释的本位,承载起“诗言志”的重任。而当这种“回归”完成时,最初音乐文学系统之“缘情”、“歌其食”、“歌其事”的功能又将由新的体裁样式承担。中国诗歌发展史就是一部音乐文学与诗学两个系统不断地循环往复、互为促进的历史。     

清代诗学的“会归”特征考论

清代文化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集大成者,这种集历代文化之大成的文化集中反映了清代文化浓厚的朴学色彩。与清文化的“总结性”色彩相对应,清代诗歌作为中国古代诗歌史的殿军,不论在诗歌理论还是诗歌实践上,均堪称历代诗歌遗产的真正继承者和总结者。从创作实践看,清代诗人颇具总结的自觉意识;从诗歌的因变角度看,清诗表现出综合统一的倾向;从诗学的精神与研究方法看,清代诗学又明显带有“综贯”与“质实”的特点。就中国诗学理论而言,这种清诗的这些特点无疑是对诗学遗产全面总结的深化,清代诗学的独特价值也在于此。     

简论使“意象”止步于形似的羁绊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古典诗歌在英美诗坛上展示了其独特魅力,丰富而饱满的“意象”使庞德等众多诗人为之倾倒,然而“意象”的接受过程中却发生了异化现象。本文主要从“意象”的语言层、形象层、意蕴层三个方面展开论述英美意象主义诗人在接受和借鉴中国古典诗歌时所遇到的多重羁绊,这正是意象派借鉴中国古诗意象形似而神不似的原因。     

毛泽东与中国古典诗学

毛泽东与中国古典诗学张家钊中国古典诗学包括古代诗论、文论、乐论、以及小说理论和戏曲理论，它源远流长而内容丰富。从先秦时期《尚书·尧典》提出“诗言志”这一著名的诗学纲领，到二十世纪初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中国古典诗学已有二千多年的历史，形成了丰富的古代...     

中国古典诗歌目治法之研究

中国古诗学有别于西方之学,它从作品的创作立意到文本语言组织、从美的构筑方法到美之价值判断都深深根植于中华文化的土壤中,形成自己独特的体系。中国古典诗歌的独特特质和语言技巧,都是诗人以细腻的诗心在生命的感受中提炼发掘出来的。中国古典诗歌表现出内向维度的探索和追求,诗人常以不同的语言技巧展现出来,并刺探入他人内心的本真中。本文以中国古典诗歌目治法为研究对象,目治法是一种复杂的语言结构方法,它反映了一种中国古典的心灵主体论,与西方的现象学的精神遥相呼应,着力于人类内在世界规律的探索。     

中国古典诗歌不确定意义初探

兰色姆认为诗歌不确定意义是决定诗歌的本体因素.西方诗人通过改变诗歌语言逻辑来创造诗歌的不确定意义.中国古典诗歌表现出的不确定意义并非因改变语言逻辑造成的,而是由于修辞使用与阅读环境不同导致的.     

妙悟与言荃:诗禅分别论

禅学思想本是一种佛教思想，而许多文学批评家却力图在禅学中为诗学找到支撑点。从理论上讲，禅学与诗学是根本不相同的。从“悟”的角度来看，禅悟所悟的是隐藏于心中的佛性；而诗悟却是由心及外的悟，所悟的是隐藏于诗歌中的作诗之道。从语言的角度来看，禅可以不借助语言而仍能使人悟解；而诗若离开了语言，就什么也没有了。     

中国古典诗歌中未定位关系与抒情者的人称

中国古典诗歌中是否存在用不同的人称进行抒情的问题,在学界有不同的意见。有人主张中国古典诗歌中不用人称代词,也不存在人称问题。有人提出中国古典诗歌中的抒情者有第一人称、第二人称和第三人称。经考察,中国古典诗歌中的抒情者没有使用不同的人称进行抒情,但存在着三种抒情方式以及相应的表达方式：第一种抒情方式是抒情者以自身境遇作为情感抒发中心的一种方式;第二种表现为对第三者亦即他或他们的遭际、命运的感受或体验;第三种抒情方式是对抒情对象亦即你或你们的感受或由抒情对象亦即你或你们的遭际、命运所引起的感受或体验。这三种抒情方式在话语表达方面可以简化为“我对你说我”、“我对你说他”、“我对你说你”;抒情方式不同,显现出来的抒情效果亦有所不同,第一种抒情方式,情感抒发强烈,第二、三种抒情较委婉。     

中国古代诗学批评的“自然”之缘

中国古代诗学批评在诗歌创作发生论上,十分注重自然界景物的变化对诗人创作的触动和感发作用;在对诗歌文本的分析上,往往将一首诗视为一个完整的生命有机体,以人体各要素或动植物生长规律来喻说诗歌创作原理；在诗歌风格的品评上,大多以自然风物或各种自然情境来描述性地勾画诗歌风格,并由于崇尚自然的观念而形成了以自然清丽为工的批评传统.这些都显示了中国古代诗学批评与“自然”之间的不解之缘.     

张枣诗歌的古典意蕴

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先锋诗歌创作中张枣独自经营着属于自己的诗歌园地.在其作品中,大量的源自古典诗歌的意象、结构及其所营造的传统古典意蕴频频出现,构筑了属于张枣诗歌独有的文化场域和古典场景.这种古典特征与张枣的先锋气质巧妙结合,使得张枣诗歌具备了鲜明的、区别于其他先锋诗歌的独特个性.     

中国古典诗歌的空白结构及心理效应

中国古典诗歌的空白结构及心理效应赵忠山任何艺术活动都离不开它所依赖着的材料，而这些材料如语言、线条、音响、颜色等都要按照艺术的“间架结构”规律来组合。没有这个艺术骨架就不可能有艺术作品的产生。正是这种艺术骨架，才造成了艺术作品的空白与间隙。在长期的艺...     

从诗歌看汉英音韵学对比

语言是文学的载体。语言学的产生和发展对各种文学形式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诗歌是一种与语言的音、韵联系密切的文学形式。音韵学的发展对诗歌尤其是中国古典诗词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而中英两种语言的不同,又使得两种语言所表现出来的诗歌的音韵和格律各有千秋。根据汉语语音特点,自古以来汉语最小的基本结构单位"音节"是由"声母+韵母+声调"三部分组成,这就决定了汉语诗律得由音律、声律和韵律三大要素组成。     

论徐志摩诗歌的古典浪漫主义精神

徐志摩的诗歌继承并发展了中国古典诗歌浪漫主义的抒情传统,将浪漫主义的理想追求纳入古典主义的艺术形式之中,实现了“浪漫”与“古典”的完美统一。本文从意象与意境的生成,音韵、节奏与复沓手法所造成的音乐美以及诗歌体式的创新上阐述徐志摩诗歌对于古典浪漫主义的传承,探讨其诗作获得永恒艺术魅力的原因。     

论戴望舒诗歌古典性意象的渊源

戴望舒的诗作有一种古典美的精魂气质，其在诗境营构、意象选择等方面都与中国古典诗歌有着或显或隐的联系。“秋”、“青色”、“夜”的意象，以及女性、花草及“飞升”意象都与古典诗歌中的意象原型有着渊源关系，这些都充分表明了戴望舒在向“现代”寻求的过程中，对古典诗歌传统的某种倾心与复归。     

魏晋六朝诗歌创作态势分析

从文学发展的角度看,魏晋六朝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社会历史阶段,这一时期是一个文学自觉时代的到来,文学自觉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纯文学观念的形成与确立。魏晋六朝时期形成的以“诗缘情”为主导理论的纯文学观念是中国古代诗歌理论发展过程中重要的一环。这一诗歌理论观念在表现内容、创作机制以及哲学基础三个方面都与以往的诗学观念有所不同,它重新肯定诗歌的情感性本质,使得我国古典叙事诗的创作更为衰微。     

在广阔的背景下思维

黑格尔说过:“事物一旦获得理想的背景,诗就出现了。”他虽然没有读过中国的诗,但我国古典诗歌里的许多名句,恰恰合乎他抽象出来的这一规律。宋代诗人林逋咏梅的佳句:“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那夜色中的梅,横斜伸展的疏影,以     

浅谈中华古典诗歌语言的基本特征

追求文字精粹、允许语言超常、强调词语新颖、重视声音和谐等是中华古典诗歌语言的基本特征。探讨和理解古典诗歌的语言特征,对于深入欣赏古典诗歌作品、创作新的诗歌作品、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于跨文化和跨主体性的一个讨论

“主体性”概念在知识与实践领域的图景是解释一切事物并且为一切事物赋值。由于理性的行为都必然涉及他者，因此，所有的行为事实都具备主体间性。改造主体间性这一概念并将其升级为跨主体性，是理解跨文化想象的必要前提。跨主体性的可信基础来源于语言的共主体性，一种语言的重要词汇表发生某种程度的变化，就意味着一种文化发生了某种“文化再化”。“文化再化”触及了跨主体性的核心难题，只有通过增加普遍性的维度而非在不同的普遍性主张之间进行斗争，才能够共同创作一个莱布尼兹式的“足够丰富而兼容”的可能世界。在一种特定文化进行再化的过程中，最小的存活结构是语言和宗教，最小限度的坚实结构是语言、宗教和历史。中国数千年始终保持着跨文化的性质，其运行模式是基于天下方法论的“旋涡模式”。以方法而非信念为本源，中国的原生文化方能够接纳外生文化，并且“化”入其系统中。     

中国古典诗歌不确定意义初探

兰色姆认为诗歌不确定意义是决定诗歌的本体因素。西方诗人通过改变诗歌语言逻辑来创造诗歌的不确定意义。中国古典诗歌表现出的不确定意义并非因改变语言逻辑造成的,而是由于修辞使用与阅读环境不同导致的。     

穆旦与燕卜逊的诗学渊源

相对于艾略特和奥登等人对穆旦的影响而言,英国诗人、诗评家威廉.燕卜逊对于年轻诗人穆旦的诗学塑造更为直接而持久,尤其是他提出的一系列诗学观念有力地支持了穆旦诗歌文本的成长。本文将回顾威廉.燕卜逊在西南联大时期的诗学传播史,分析其诗歌主张即以含混为诗歌的特质尤其是写作＂未解决的冲突＂诗歌等,并阐明这些观念在穆旦诗歌文本中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