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视域下的现代政府建设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政府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现代政府建设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基础工程与核心工作。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对现代政府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国家治理功能现代化要求推进政府职能现代化,国家治理主体现代化要求推进公共组织与政府结构现代化,国家治理制度现代化要求完善现代政府制度体系,国家治理机制现代化要求完善现代政府运行机制,国家治理方式现代化要求完善现代政府管理方式。     

现代国家治理中三个重要部分的价值与目标论要

实现现代国家治理是一项系统工程,包含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政党的治理现代化,而执政党治理现代化、政府治理现代化和社会治理现代化是其中的三个重要部分。科学分析执政党治理现代化、政府治理现代化和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价值与目标,可以得出以下结论:执政党治理现代化主要解决党和国家、党和人民的关系问题,目的是建设现代治理型政党;政府治理现代化主要解决政府和市场、政府和人民的关系问题,目的是建立现代服务型政府;社会治理现代化主要解决社会组织和政府、社会组织和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关系问题,目的是构建现代治理型社会。     

中国财政治理的理念嬗变、价值意蕴与行动路径——一个国家治理现代化视角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作为治理理念在财政领域的延伸，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目标促使着财政治理的现代化转型。回溯我国财政治理理念的嬗变过程并归结其内在逻辑，可以发现，现代财政治理的价值意蕴主要涉及导向性与服务性、多元性与民主性、法治性与规范性、科学性与公平性以及联动性与开放性等五个维度。由此，推进财政治理现代化的行动路径包括：与时俱进地推进财政治理现代化；发展财政治理的全过程人民民主；稳步推进财政治理的法治化建设；构建科学公平的政府间财政关系；“协调联动”“开放包容”，努力展现“大国财政”的治理现代化。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多重解读

国家治理是当代中国的重要战略,其核心是治理.治理的基础品性是主体多元且平等;国家可以是“大国家”即拥有语言、文化、种族、历史、领土并代表全体人民进行制度性权力运作的共同体,也可以是“小国家”即作为民众所在场景中与市场和社会并列的系统;现代化就是向“现代”的发展演化.国家治理,顾名思义,就是将治理融入国家系统,从而有“大国家”的国家治理和“小国家”的国家治理并涉及相应层面.在国家层面,治理与现代化有相通之处.国家治理现代化不是简单的西方化而应该注重本土导向,即将国家发展的国际经验进行中国化,同时,对国家建设的中国实践进行规范化.在此过程中,社会组织角色特殊,政府、社会组织、企业和民众均需内化治理理念.各方只有更好地自助和自我增能,才可以互动共进,共致目标.     

以国家治理法治化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这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应有之义，是我们党治国理政思想的一个重大创新。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习近平同志在讲话中反复强调：“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化建设”，“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法治中国”等。习近平同志的指示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指明了根本路径和努力方向，需要我们深入学习、认真研究。     

从“国家管理”到“国家治理”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指出：“全而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足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次全会的最大亮点，是第一次用“治理”取代“管理”，成为党在全面深化改革时期的执政理念。     

论人类公共治理变革史中的国家治理现代化

人类的社会化生活方式必然导致公共事务的产生,并由此产生对公共治理的需要。公共事务就是跟所有人都有利害关系的事情,而公共治理则是管理公共事务的集体行动,以使结成社会共同体而生活的人们能够互惠互利、共同受益和最终幸福,这种集体行动被组织起来就形成公共治理体系。从目的和体系特征来看,人类的公共治理经历了由前国家时代的无政府治理和半政府治理,到国家时代的政府治理和泛政府治理等几次重大变革。其中国家时代的公共治理就是国家治理,亦即政府治理,至少包括权贵时代和平民时代两个阶段,分别采取权贵统治和共和治理的形式,今天的泛政府治理则可视为共和治理的扩展形式。历史上从权贵统治到共和治理的变革发生于现代化洪流之中,这就是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变革。而权贵统治是对公共治理的扭曲和变异,共和治理则是对权贵统治的扭转和公共治理本质的回归,这就指明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质内容。在现代化洪流中,正是广大平民获得解放和壮大且大量平等地参与国家治理的体系和过程,才使得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变革成为可能,这就揭示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在人类的公共治理变革史中考察国家治理现代化,明确其历史定位、实质内容和必要条件,有助于彰显国家治理现代化命题普遍而深远的意义,把握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正确方向,找到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有效路径。     

以精细化为核心推动机关事务管理向高质量治理转换

机关事务工作作为我国党政机关服务保障性事务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加强政府管理,进而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事关政府治理效能和中国之治。新发展格局对机关事务工作提出了高质量要求,即实现机关事务工作由管理向治理的转换。精细化既是切入点,也是实现机关事务工作高质量转型升级的立足点。     

政府经济治理视角下营商环境优化的历程、特点及走向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政府经济职能从管理走向治理,营商环境的参与主体、作用对象、实施机制以及考核动力不断发生变化,以适应不同阶段的改革要求,更好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政府治理现代化。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必须按照提升政府经济治理能力的要求,从深化“放管服”改革、加强制度机制建设、对标国际一流水平三方面持续优化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不断提升我国营商环境的竞争力和吸引力。     

数字政府:政策、特征与概念

近四十年来中国政府运用现代计算技术的发展过程可以根据重要政策节点划分为三个政策阶段:“政府信息化”阶段、“电子政务”阶段和“数字政府”阶段。与电子政务相比,中国数字政府建设在核心目标上立足于推进治理现代化,在顶层设计上依循数据范式,在政策上将“对数据的治理”也纳入议题范围,在业务架构上日益趋向于平台化模式,在技术基础上正在向智能化升级。基于此,数字政府的概念可以被重新界定为:在技术层面即政府基于数字技术以更有效率的方式分配信息,在组织层面即政府基于数字基础设施的赋能、协同与重构。正在发展中的数字政府表现出与过去所不同的重要特征,并由此带来政府作为一种组织的持续创新与转型,从而推进国家治理的现代化革命。     

应用强度:技术治理效率悖论的一种新解释——基于B市“12345”热线的实践分析北大核心CSSCI

在基层治理实践中信息技术的应用不一定能带来治理效能的有效提升。既有的技术限度、技术缺陷、制度供给和应用边界的视角未能充分解释这一效率悖论问题,通过对B市“12345”热线的实践分析,提出应用强度的新解释视角。基层治理可以分为基层政府自主进行的“一阶治理”和上级政府转办基层政府进行的“二阶治理”两个层次,“12345”热线是“二阶治理”的一种实现形式。在常规应用强度下,“12345”热线主要回应“一阶治理”的溢出事务,在基层治理中发挥补充功能;而在高强度应用下,“12345”热线大幅提升了“二阶治理”的回应性,使其吸纳了大量的群众诉求,产生了对“一阶治理”的替代效应,进而导致基层治理的效率损耗,具体表现为高治理成本与事务细碎性的矛盾以及治理压力加大与治理重心上移的悖论。从技术治理应用强度的视角可以发现,通过技术治理增强自上而下的行政管理进而强化基层政府回应性的治理路径具有一定的局限性,需要在行政管理与基层政府治理自主性之间建立平衡。     

以政府信息公开 促治理能力提升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政府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推进政府信息公开,既是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要求,也是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的重要手段。     

破除“唯GDP主义”政府绩效观推进我国地方政府绩效治理创新

传统的“唯GDP主义”导向的政府绩效管理与评估模式走到了尽头.在新时期推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发展的过程中,亟待加强地方政府绩效治理和考评制度创新,建立一套适合我国社会现实发展要求的新型地方政府绩效治理体系和考评模式.为此,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树立正确的政府绩效观,为地方政府绩效治理创新提供基础;建立科学的考核指标,发展和完善成果考核评价体系;加强制度机制设计,确保政府绩效治理的有效性和可持续性;强化公众参与,构建和完善公众参与机制.     

社区治理现代化中服务型政府的理念选择

社区治理现代化是新型社会情境所内含的历史使命和时代任务。服务型政府是政府现代化的目标模式。基于社区治理现代化的视域理解政府现代化的理念选择,可以描绘出一幅服务型政府建构的新图式。可以通过再造传统的管理、自治和情谊等理念,理解服务型政府的职业属性、政治属性和伦理属性的初步建构。更需要从合作理念出发理解社区治理现代化中的服务型政府建构。     

城镇化与政府治理创新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加快转变政府职能”部分，更明确提出：“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     

县级政府治理现代化与结构转型

县级政府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以压力型动员体制下的行政发包和统合治理机制为主要特征的治理结构存在严重的结构失衡,主要表现在官僚制(科层制)断裂和分税制条件下治权残缺以及职能异化问题,这些问题影响着县级政府的治理能力,阻碍着县级政府治理现代化的进程。要按照现代治理结构的基本要求,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合理配置政府间的财权与事权的平衡,特别是中央与县级政府间财权与事权的平衡,建立县级整体性政府,弥合断裂和残缺的治理结构,以此提高县级政府的协同治理能力。同时,中央政府要向地方政府特别是县级政府实行行政性分权,从而增强县级政府治理的自主性和活力,推进县级政府治理结构转型和治理体系现代化。     

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路径

北京市在以预算绩效管理为核心的政府治理改革中,处于全国前列。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是首都治理方式的深刻变革,是提升首都公共服务质量,增强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推动首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北京市应围绕首都城市战略定位建设要求,建立预算绩效管理长效机制,提升预算绩效管理质量,为首都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宁夏社会治理创新途径探析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即“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把以往“社会管理”的表述提升为“社会治理”,体现了我们党对国家和社会治理规律认识的深化,将对我国未来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多元主体协同治理:国家治理现代化之逻辑理路

中国能否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需要首先厘清理国家现代化的逻辑理路。从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视角来看,提倡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逻辑必然是为了回应传统公共管理范式与时代的不适、促使国家职能回归的必然要求、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应有之义与集中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多元主体协同治理要始终坚持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核心要义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元主体协同治理,必须将多元主体协同治理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重要内容,充分认识到当代中国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现代化面临的困境是治理主体共识的缺失、既得利益集团的危害、精英的共谋,应对困境的基本路径是要重构政府、社会、公民的关系。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修课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这是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重要创新，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应有之义，标志着我们党对国家洽理规律的认识提升到一个新境界。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蕴含了国家治理主体多元化、治理过程民主化法洽化、治理方式柔性化和精细化、治理手段多样化等诸多新的趋势和要求。古人云：“善为治者，贵在求民之稳，达民之情。”通过网络问政“求民稳、达民情”，让互联网这个“最大变量”转化为国家洽理的“最大增量”，对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