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盟与东盟的规范互动及其利益拓展——“规范性力量”的视角

拓展利益是全球化时代各国的重要战略目标。欧盟作为“规范性力量”的国际行为体，扩散规范是其拓展利益的重要方式。欧盟在与东盟的规范互动中，以共同繁荣和可持续发展为动力，推进经济关系融合；以增进互信和共同安全为目标，加强政治与安全合作；以人本理念为倡导，提升欧盟文化与国际影响力；以民主与人权为内核，推广欧盟核心价值观。在与东盟的规范互动中，欧盟不仅拓展了自身的利益和影响，而且显示了区域间主义发展的新方向和新特征。随着国际秩序与国际格局的深度调整，欧盟规范性力量的基础出现松动，规范扩散的多边主义环境发生变化，东盟的规范需求与区情也在发生变化，因此，尽管欧盟的规范性力量在双边关系互动中仍具影响力，但欧盟也需在综合考量的基础上作出积极调整，不断探求契合欧盟与东盟关系发展的路径和方式。     

“规范”和“市场”之间:欧债危机背景下的欧盟力量研究

本文从西方学术界21世纪初关于欧盟力量的讨论出发,追踪了欧债危机背景下"规范性力量欧洲"在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层面出现的新变化及其与"市场性力量欧洲"之间展开的辩论。文章认为,尽管两种理论模式在"规范"和"市场"何者是欧盟力量本质特征的问题上存有分歧,但二者间最终呈现的融合与互补态势反映了欧盟通过塑造国际规则和规范实现战略利益的对外政策常态。与此同时,规范性力量研究议程呈现出更具包容性和多样性的取向,特别是将经济自由主义和市场性原则纳入欧盟核心规范体系,欧洲中心论松动等也在一定程度上是西方学术界反思欧盟力量相对下降和国际力量格局变化的新现实后做出的回应,对于我们理解欧盟在国际规范、国际秩序演变中的角色具有重要的理论和政策意义。     

上海合作组织与欧盟中亚治理的比较——构建命运共同体还是规范性改变

2021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0周年.在"上海精神"的引领下,上合组织在发挥功能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构建集体认同等方面表现出色.相比之下,欧盟在中亚推进的"规范性外交"却遭遇诸多瓶颈.因此,欧盟也在调整其中亚政策.2019年,欧盟启动全新的中亚战略,将"连通"作为核心理念,推动中亚扫清基础设施建设的连通障碍和制度障碍,"涓滴"欧洲化的治理模式.但这一新战略的推进存在较大的难度:一是缺失地区合作的双赢思维,导致有效多边主义难以实现;二是过分强调地区治理的条件性和规范性,束缚了合作的灵活性;三是集中关注民主和人权议题,引起中亚各国的普遍不安.在国际大变局下,欧盟的中亚治理需摒弃零和思维,将上海合作组织视为伙伴而非对手,才能推进中亚善治的目标.     

试论欧盟多重治理结构中的民主机制

欧盟是当今世界上一体化水平最高的地区,实行了一套以制度建设为主多重治理结构。与成员国较为单一的民主制度不同,欧盟的民主合法性充分体现在欧洲治理的各层面和各维度上,是西方各种民主机制的杂糅和混合,形成与成员国不同、与一般国际组织和其他地区不同的民主机制,这些民主机制是欧盟合法性的主要来源。本文主要分析了在欧盟的多重治理结构中民主机制、民主赤字以及未来欧盟民主发展的方向。     

欧盟数字市场治理规则“布鲁塞尔效应”的限度与我国因应

欧盟数字市场治理规则的“布鲁塞尔效应”在实践中同时出现了“事实上的限度”以及“法律上的限度”。前者是指数字企业通过业务拆分、法人人格分割、法律选择与管辖权设置、专门化隐私政策安排等方式,将非欧盟业务与欧盟业务进行剥离并适用完全不同的法律标准;后者是指他国法律传统与欧盟规则的互斥、他国数字经济实际需求与欧盟的差异,以及一国自由贸易协定(FTA)缔约需求对欧盟法影响的削弱。“布鲁塞尔效应”的限度源于他国企业与政府对于是否接受欧盟法的“成本—收益”分析。我国需防范欧盟数字市场治理规则对我国的价值输出,“扬弃”式地借鉴欧盟数字市场治理规则,以“互利共赢”为基础推行数字经济规则共建。     

“去议会化”还是“再议会化”?——欧盟的双重民主建构

欧洲共同体/欧洲联盟作为新型政治形态的出现与发展,对建立在民族国家基础上的传统政治学理论提出了诸多挑战,特别是《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生效之后,欧洲政治一体化不断深入,欧盟的权能也不断扩大,其政策领域涉及的范围越来越广,并且开始越来越多地触及与成员国主权有关的敏感问题,从而引起了对于欧盟是否具有民主合法性的愈益广泛的关注。而2008年以来的国际金融危机使得欧盟"民主赤字"问题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特别是欧盟决策机制缺乏民主监督的问题。本文认为,事实上,欧盟多年来一直致力于通过多种途径,特别是通过加强欧洲议会和成员国议会在欧盟决策程序中的作用和影响来改善和增强民主,以构建一种双重民主。到目前为止,这种"双重民主"途径对于增强欧盟的民主合法性起到了重要作用。     

论欧盟中亚援助政策的制度框架及其演变

1991年中亚五家独立伊始,欧盟就开始向中亚国家提供政府开发援助。为了规范其援助活动,欧盟逐步建立起了连贯完整的援助政策制度框架。为更有效应对内外部形势对其援助政策提出的挑战,欧盟往往适时对制度框架中的援助理念、援助重点、工作方式、决策程序等有关援助活动的重要问题进行修正或调整。2007年起欧盟通过新的工具来实施中亚援助政策,反映了欧盟援助政策制度框架的灵活性与连贯性,这又很大程度上保证了欧盟中亚援助活动的有效性。     

欧盟治理中的公共领域与市民社会

本文从政治公共领域与市民社会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入手，着重探讨这两者对于欧盟治理结果产生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两者在欧盟这样一个复杂政治体系内的现状和建构可能性。笔者的主要观点是，欧洲公共领域和市民社会是欧盟民主治理的规范性要求，但鉴于这两者在欧盟层面发展的局限性，融入式欧盟民主治理这一理想远景的实现可能性不宜估计乐观。     

欧盟对华反倾销“非市场经济”问题探析

在欧盟反倾销法中,“非市场经济”问题始终是困扰中国出口企业的最大难题之一。欧盟对华反倾销中的替代国标准、倾销幅度的认定等存在着较大的随意性,对中国出口企业构成了歧视并严重阻碍了中国对欧贸易。本文对欧盟“非市场经济”待遇的产生、变化规律及造成的后果进行了分析和探讨。文章首先介绍欧盟反倾销法的法律渊源以及“非市场经济”问题在欧盟反倾销法中的产生及演变过程;进而结合相关案例,分析欧盟“非市场经济”待遇的适用后果,包括替代国制度、非市场经济国家出口产品正常价值的计算、“一国一税”及其例外等;文章最后就欧盟对华“非市场经济”待遇进行了基本评估,并提出了我国政府与企业的应对策略。只要我国政府与企业充分利用欧盟反倾销条例中的新规定,采取有效措施积极应对欧盟反倾销指控,就可以争取有利的应诉结果。     

德国中东政策与欧盟中东政策的相互影响

德国中东政策与欧盟中东政策的相互影响是规范相互传递的过程。德国在积极引导欧盟制度建设的同时,展现其作为"欧洲的德国"的一面。德国的民事角色、经贸合作角色塑造了欧盟角色的一个方面,其规范与欧盟的发展需求相吻合,欧洲一体化的制度保障为德国规范的传递提供了有效管道,因此,欧盟中东政策表现出明显的追求和平、阿以和解、促进与中东的正常经贸交流等形式;欧盟积极促进民主人权价值观外交,并出现了向军事力量适度变形的迹象和实践,在欧盟内部长期被熏陶的德国主动接受并逐渐内化了这些规范,其中东政策表现出明确但又适度的维护民主人权价值观的倾向,以及通过在中东的军事行动突破来实现德国军事思想转型的迹象。     

欧盟对中亚发展援助述论

欧盟对中亚的发展援助,经历了应急性援助、应急性与中长期发展并重以及强化中长期发展援助三个阶段,主要通过塔西斯计划、民主与人权指导计划、食品安全计划以及人道主义灾害预防计划等实施。欧盟对中亚的高度关注根源于冷战后欧洲民族国家体系易扩散机制的形成,经济援助"政治化"运作的战略目标在于,推动中亚国家融入欧盟主导的民主政治空间与市场经济体系,即实现中亚的欧洲化。     

“地缘政治欧洲”:欧盟力量的地缘政治转向?

新一届欧盟委员会明确将自己定位为“地缘政治欧委会”,预示着欧盟对外政策出现地缘政治转向,“地缘政治欧洲”或将成为欧盟力量的新标签。“地缘政治欧洲”的定位,是对此前欧盟作为“民事力量”“规范力量”和“联系力量”的补充和修正。基于对自身地缘敏感性与脆弱性的新认知,加强欧盟在地缘政治世界中的力量已成为欧洲政治精英的共识。“地缘政治欧洲”包含内外双层地缘结构,不仅要加强军事力量,向陆权倾斜,还要巩固内部堡垒,强化欧洲地缘政治参与者的主体性与空间性,工具化欧盟经济力量,加大数字与技术、基础设施领域的竞争。中国应重视“地缘政治欧洲”的回归,主动调整对欧方略,推动中欧战略对接。     

欧盟邻国政策的韧性转向

近十年来,在美英以及世界银行、欧安组织等国际组织的倡导下,韧性概念在西方政策领域迅速扩展。2015年,欧盟邻国政策修订引入了韧性与地方所有权这一重要导向。2016年,欧盟全球战略明确提出,要增加对东部和南部的制度的韧性,主要涉及民主、经济、气候、能源、环境和移民政策的韧性。在邻国政策实践中,贸易与经济发展、连通性、法治是东部伙伴关系讨论的重要事项,难民问题是欧盟与南地中海国家合作的主要议题。韧性建设主要集中在自由改革议程上,通过外部参与者向地方提供政策模板、资金援助和专业知识来推动。总体上,欧盟邻国政策的韧性转向并未转化为自下而上的政策变革,欧盟依然是根据其战略利益的需要,以援助为手段,向邻国推行欧盟和欧洲国家的模式。这种转向体现了欧盟对外战略收缩,即以一种更加务实的方式向邻国推行欧盟的政治经济规范,通过将责任转移至地方代理人来消除阻碍自由市场的障碍,从而使外部干预合法化。因此,韧性成为新自由主义议程的一部分,外部干预先于地方所有权,旨在实现对邻国的有效治理,而非赋予当地真正的自主权。     

从儒家文明的盛衰演变看东西方“文明冲突”的根源

近年来 ,“文明冲突论”已成为美国和西方学术理论界备受关注的热门理论之一。塞缪尔·亨廷顿在他所提出的这一理论中将儒家文明和伊斯兰教文明定义为在未来的“文明冲突”中对西方基督教文明最具挑战性的文明。由此论点出发 ,他不遗余力地提醒美国和西方对即将到来的来自这两种文明的“威胁”采取对抗和遏制措施。尽管他的这一理论实质上反映的不过是他维护美国霸权地位和利益的初衷 ,而且在理论上也充满悖谬。但他的这一理论对美国和西方学术界和政界人士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本文着重从历史和现实分析的角度 ,同时也从考察西方文明与东亚儒家文明在世界近代史上的互动关系的角度 ,来揭示他提出的这一理论在主观立场上所包涵的谬误成份     

美国的新中亚战略及中亚地区战略格局走向分析

中亚地区处于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由于重要的地缘战略位置和丰富的油气资源而成为大国竞争的焦点。1997年以来,美国开始实施“新中亚战略”,逐步取得一定的优势地位,从而影响了这一地区的大国力量分布态势,导致地区格局发展出现了一些新特点。     

“欧洲蓝皮书”书讯

“欧洲蓝皮书”《2 0 0 2— 2 0 0 3年欧洲发展报告》近期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2 0 0 2年度是欧洲在各个方面、诸多领域发生重大变化的一年。欧元纸币和硬币作为欧盟 1 2个成员国的法定货币开始流通 ,并顺利融入欧洲经济生活 ,成为仅次于美元的第二大国际货币 ;欧盟“制宪”议程正式启动 ,第一份宪法草案出台 ;而本年度欧洲最为引人瞩目的大事莫过于欧盟东扩。欧盟已经确定了东扩候选国名单 ,并对东扩日程做出了具体安排。东扩将突破原来冷战时期的东西欧分界 ,给当今的欧洲地缘政治格局带来新的图景。一个新欧洲正在向我们走来。2 0 …     

全球治理视野下欧盟规范力量探析——以欧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代表权改革为例

近年来,国际组织代表权改革日益成为欧盟在全球治理中发挥规范力量面临的重要课题。欧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代表权问题的案例研究表明,欧盟身份的复杂性使之在这一问题上既表现出支持相关改革的意愿,又因自身的既得利益、法律地位和治理结构的制约而表现出一定的保守性。围绕欧盟对外向发展中国家转让代表权和对内逐步统一代表权的争论是一个国际体系、地区和成员国层面的三重博弈过程,也是欧盟在参与全球治理过程中关于自身规范力量身份的建构过程。     

上海合作组织的新发展：开创地区主义的“上合模式”

在世界变乱交织、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新时期，上合组织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开创了一种新型发展模式——“上合模式”。明确这种模式的核心特征、发掘该模式生成的内在动力，对整体把握上合组织的新发展、推动该组织行稳致远有所裨益。文章通过结合地区主义及其他相关理论构建分析框架研究发现，上合组织的新发展已成为全球地区主义实践的一个典型案例，开创了地区主义的“上合模式”。“上合模式”的核心特征有三：践行“反霸权、制度化”的“国家主义”理念；遵循“大国引领、中小国平等决定”的“开放外溢”路径；拓展“以中亚为核心区、周边为重要延伸”的“跨地区合作”定位。“上合模式”在理念践行、路径遵循和地区定位方面均表现出超越“欧盟模式”“东盟模式”“北约模式”的新特征。“理念践行”培育集体认同、“中俄引领”构筑新型伙伴关系网络、“对外开放”强化地区代表性，这些蕴含着“上合模式”生成的内在动力，同时也隐含着上合组织的发展动力。     

欧盟的“民主赤字”与民主化之路

针对欧盟"民主赤字"的讨论受困于民主概念的多义以及欧盟性质的含混而无法达成共识的情况,本文从代议、参与、社会和经验四个民主视角,对欧盟这一超国家性和政府间性兼具的特殊政体的民主建构进行了系统分析,指出欧盟民主是一种发展中的新型超国家民主形式,存在一定的"民主赤字",但应以发展的眼光看待它的民主问题。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中,欧盟的民主化取得了不小的成效,尤其是自《马约》以来的20年,欧盟的"民主赤字"已经大为减弱,欧盟已经初步构建起代议为主、其他民主形式为辅的超国家和成员国双重民主制度框架,欧盟的民主化已然取得相当大的成绩。欧盟的民主化是世界历史上首次超越国界的民主建构尝试,它具有混合性、竞争性和弱对抗性的特点,是全球化时代世界治理形式的重要探索。     

利用外部“他者”:俄罗斯总统言论中有关美国与中国表述(2000-2015)的比较分析

对于俄罗斯总统们修辞的分析表明,提及外部他者是一个常常使用的象征性来源。俄罗斯总统讲话对于美国和中国形象的表述,有很大的差异。首先,美国他者在总统言论中的提及频率几乎是中国的四倍,但是中国以一种更加积极正面的方式被表述。其次,不同总统任期内的表述模式也有很大差异。再次,尽管饱受诟病,他者美国仍然常常被认为是"值得学习的榜样",而他者中国的经验则被认为是十分特殊的模式,俄罗斯未必会效法。整体而言,在俄总统言论中,中国"他者"的建构仍然受到自我认同的历史路径的支配,而美国作为更重要的"他者"则是将俄罗斯政治进程合法化的重要参照物。因此,在可遇见的未来,俄罗斯政治领导人很难用"东方",来"取代"西方这个最关键的"重要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