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官方发展援助对东南亚五国经济增长的影响

二战后,日本加入"科伦坡计划",以准赔偿的形式开启了对东南亚国家的援助历程,这促进了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增长。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贸易开放、技术创新、组织效率等五个方面探讨日本官方发展援助对受援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并利用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分析其对东南亚五国经济增长影响的实际效果。研究结果表明,日本官方发展援助在长期内有利于东南亚五国的经济增长,物质资本积累、人力资本积累及科技创新能力的提升均显著地促进了经济增长;但是,丰裕的资源禀赋反而成为受援国经济增长的阻碍因素。     

当代美国“民主援助”解析

美国的"民主援助"肇始于卡特政府的人权外交。里根政府建立全国民主基金会,对外"民主援助"在美国趋于制度化。九一一事件之后,推动世界的民主化更成为美国对外援助的首要目标。美国政府的对外"民主援助"不但包括对受援国进行直接的资金、物资和人力资源等方面的援助,同时还将对外经济援助与受援国的政治改革和民主化挂钩。"民主援助"不仅体现了美国政治家对于美国政治意识形态和文化价值观念的笃信,而且在新的国际形势下,"民主援助"也是美国政府运用其软实力实现国家利益的重要手段。     

中亚:从外围到中心

中亚国家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处于国际劳动分工和国际经济中不利的"外围"地位。国际经济危机使得外围国家有了一个很好的突破机会。中亚国家超越"外围"地位的一个重要途径是,通过在独联体欧亚一体化空间内的合作,特别是中亚国家间的次区域合作来实现。中亚国家目前面临着严重的社会与经济问题,单个国家无法有效解决。中亚地区经济一体化是一个客观、自然的进程,符合中亚各国的国家利益。中亚经济一体化的优先领域是:水和能源、贸易与经济、交通等。中亚各国的政治意愿以及财政资源能力,是中亚能否从外围到中心、能否在中亚地区一体化上取得成就的关键。     

印度的粮食危机

从1956年4月到1961年3月的印度第二个五年经济计划,按其执行情况来说,前景是十分不妙的。根据印度政府计划委员会在7月4日发表的一项官方报告中宣布,铜、煤、粮食、棉花以及就业等重要项目的原定指标将不能完成,而其中,粮食问题是一个严重的问题。由于印度政府执行:对内则牺牲人民利益,一味屈从大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对外则依靠帝国主义“援助”的政策,因此,计划执行的结果,除了一些可使资本家获得巨额利润的工业企业得到发展外,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仍远远落后于人民生活的最低需要。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执行期间,印度人民所得到的只是严重缺粮,批发价格上升了20%以上、生活更加困难、失业队伍不断扩大。农业问题是印度发展经济的根本问题。对于发展农业生产,印度政府不是依靠人民的力量,不敢从彻底的土地改革着手,而是醉心于争取“外援”。依靠“外援”,特别是投靠美国帝国主义能够解决印度的困难吗?本期选载的印度“新世纪”周报发表的“美印粮食贷欵协定只对美国有利”一文,揭露了“美援”的实质,另外也选载了“印度的粮食危机”和“第三个五年计划面对的实际问题”两篇文章,这主要是反映印度官方人物及其美国谋士对印度当前最重要的经济问题的献策。从这两篇文章里面,读者可以知道当前印度所面对的经济问题的梗概。     

冷战初期缅甸中立外交与美国对缅援助

艾森豪威尔政府对缅甸的援助活动主要围绕其对缅中立外交的认知展开。入主白宫后，艾森豪威尔对东南亚区域一度奉行整体遏制战略，漠视缅甸独特的中立外交政策和援助请求。随着1955年万隆会议召开以及中苏两国与第三世界国家经济联系的加强，美国逐渐放弃区域整体战略，不仅接受了缅甸的中立外交立场，还向其提供大规模的经济援助。在此过程中，美国不断做出“妥协”与“退让”,在援助谈判中便出现了施援国处于被动地位而受援国占据主动地位的吊诡现象。总的来看，美国寄希望于利用援助影响缅甸的内政外交，而缅甸期望通过“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的外援促进国家经济建设。双方在援助目标上的分歧构成了美国对缅援助的结构性矛盾，也凸显了冷战时期美国对外援助面临的一个重要困境，即美国对外援助并不完全是影响受援国的有力工具，反而会成为受援国试图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的重要杠杆。     

美欧对世界贸易组织改革的设想与中国方案比较

当前,世界经济格局发生深刻变化,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经济全球化遭遇波折,多边贸易体制的权威性和有效性受到严重挑战。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陷入危机。在此背景下,美国和欧盟提出了对WTO改革的设想。相较之下,欧盟虽然在WTO上诉机构危机及其处理上对美不满,但其核心主张与美国的核心主张具有相似性和兼容性,即反对"非市场导向的经济体"在多边贸易体制内"搭便车"和推行"不公平贸易"行为,并获得对欧美贸易的巨大优势等。中国的改革方案不仅关注WTO争端解决机构的生存,还一如既往地维护发展中国家在WTO框架内的权利,而且着力反对针对特定国家的歧视规则的引入。中国与欧盟在WTO争端解决机构危机处理方面存在共识;但中国的改革方案与欧盟、美国的设想存在诸多差别。鉴于WTO协商一致的决策原则以及美欧中改革方案的差异,要真正启动WTO的改革,困难重重。     

韩国ODA援助中的教育援助:以KOICA为例

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韩国ODA援助的总额较小,占GNI比重也较低。尽管如此,近年来韩国积极增加ODA援助金额,并结合国家利益和国家战略,将其ODA援助的重点放在教育方面。作为韩国实施ODA援助的主要机构,KOICA(韩国国际合作局)通过实施教育合作计划、人员培训、派遣WFK(World Friends Korea,韩国海外志愿团)志愿者等方式,提高受援国教育水平,同时提升了韩国的国际形象。     

G20:美国领导全球经济治理的新途径——兼论中国的应对策略

二战结束以来,美国一直致力于运用霸权实力在国际上打造最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自由、开放、稳定的贸易体系、金融体系和能源体系。但近年来,随着新兴经济体的崛起,美国霸权的影响力正在下降。为此,美国重新调整了其经济外交战略以适应新形势,并最大限度地维护其霸权利益。文章通过分析美国在全球经济治理及G20框架中的收益—成本认为,G20的价值与美国的利益诉求相兼容,它是美国领导全球经济治理的新途径,对此,中国需要积极、有效地应对。     

2020年代动荡局势下俄罗斯与中国经济合作的现状与展望

本文旨在描述发展问题，着重阐述俄罗斯联邦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全球动荡不安、充满极端不确定性因素和多重危机日益加剧的背景下开展经济合作的前景。文章指出，在去全球化趋势日益加强以及与美国、欧盟等西方国家的制裁背景下，俄罗斯和中国在国际经济领域的合作性质目前正在发生变化。文章认为，不友好的外部环境为俄罗斯和中国在贸易、外汇、技术和能源等众多领域的互利合作带来了新的机遇。     

美国为何介入盟国国际危机——基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的解释

国家利益被认为是一国介入国际危机的重要考量,而其究竟是美国介入盟国国际危机的充分条件还是必要条件却从未被验证。文章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的方法分析该问题。文章首先审视了五个条件组态,发现国家利益重合程度这一变量近似于美国介入盟国国际危机的必要条件,并且在与其他条件组合时成为必要条件。充分条件组合分析得出了四条有效的解释路径,其中,危机防御国同美国国家利益重合度高、美国领导人支持来源不变更、挑战国相比防御国军事实力强分别出现在这些解释路径中,并未出现如其他条件变量的取值变化,表明这三个因素是影响美国介入盟国国际危机的重要原因。     

东南亚国家对美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1945-1970)

1945-1970年间,美国利用其霸权地位所缔造的国际贸易和支付体系、冷战地缘政治因素以及美国实施的战略储备计划,都对东南亚国家的对美贸易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冷战动力的作用下,东南亚国家的对美贸易被纳入了东西方竞争的轨道,美国成为这一时期东南亚原材料和初级产品最重要的进口国,东南亚国家也通过对美商品出口增加了财政收入和资本积累,一定程度上为其经济增长提供了动力.     

规范导向与市场需求:欧盟贸易政策的张力及其表现

"规范"和"市场"的讨论是贯穿欧洲一体化发展历史的热点议题。规范导向与市场需求之间的矛盾是欧盟贸易政策中长期存在的内部张力。这种张力在特定阶段被欧盟与成员国、欧盟与多边体系的权力博弈等新出现的主要矛盾所掩盖。在后危机时代和《里斯本条约》框架下,欧盟的贸易决策能力大大提高,通过自由贸易区(FTAs)谈判实现对WTO的制度性替代,其贸易领域的主要矛盾逐步得到解决,原本被边缘化的"规范-市场"张力再次凸显出来。2015年欧盟贸易新战略强调"价值观导向",标志着欧盟贸易政策的"规范"属性迈入新的发展阶段。在欧洲经济危机逐渐平息、政治社会危机越来越深的背景下,欧盟虽仍强调其贸易政策要基于全球价值链和全球市场的新变化,但具体政策却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市场需求,显示出更大的"规范-市场"张力。当前,欧盟对"规范-市场"张力持乐观态度。未来,其张力将持续存在并进一步强化,使欧盟对外贸易战略不仅着眼于经济利益的增长,同时致力于规范性权力的扩展。鉴于规范性议题将成为欧盟与其他国家自贸区谈判中的重点和难点,中国应同时聚焦中欧贸易谈判中的规范性议题和经济性议题,管控贸易摩擦,加快投资协定谈判,推进中欧国际贸易合作。     

苏联对亚太地区的新政策

长期以来,苏联领导人奉行政治和安全利益高于经济利益的政策,使苏联东部地区长期处于封闭状态,与周围邻国关系,除个别国家外,长期处于紧张状态。苏联在亚太地区的贸易一直是微不足道的。1986年,苏联与该地区的贸易仅占苏联整个贸易的6％,而且其中有     

美国对韩国的粮食战略及韩国的应对

美韩之间在粮食方面的博弈由来已久。美国出于自身利益在朝鲜战争结束后开展了对韩国的粮食援助,大量的美国粮食进入韩国,一方面为韩国的经济发展和工业化建设做出了贡献,但另一方面也侵蚀了韩国的粮食主权,大大降低了韩国的粮食自给率,使得韩国的粮食消费大量依赖进口。为维护自身的粮食安全,韩国也进行了努力,与美国进行了博弈,特别是在主食大米方面。韩国的努力卓有成效,但在总体的粮食安全方面,韩国仍需要未雨绸缪,解决一系列问题。     

欧债危机的战略影响

欧债危机是从一些欧元区国家主权债务危机中折射的欧盟一体化危机,由于发生在欧洲衰落的时代背景下,其溢出效应被放大.从本质上说,欧债危机的爆发是欧洲一些国家产业空心化和国际比较优势下降造成的,是其生产方式无法维继民众生活方式表现出来的政治危机,反映出欧洲地区发展不平衡的恶果,而欧元区及欧盟机制又妨碍了问题的解决.从现实表现看,欧债危机不仅对欧元区经济、欧洲一体化进程、世界格局走向均产生不同程度的冲击,而且加大了德国和欧元区其他成员的矛盾、欧元区与非欧元区国家的矛盾、美国和欧盟的矛盾、欧元区与世界经济的矛盾,使欧盟未来数年内不得不忙于内部事务而非热衷于全球治理,倾向于走务实的地缘经济而非价值观路线,严重削弱了欧盟的硬、软实力.然而,欧盟正借助危机加速推进一体化,其成效将舒缓、但并不能化解欧盟的战略颓势,由此增添了世界多极化进程的复杂性和曲折性.     

世界粮食危机中泰国粮食政策研究

粮食是重要的农产品,事关人民基本生活和国家经济社会的稳定与发展.今年发生的世界粮食危机让许多国家陷入饥荒与混乱.泰国是世界上重要的粮食生产国和出口国,面对这场"无声的海啸",机遇与挑战并存,泰国政府从容不迫,从维护本国政府和人民的利益出发,着眼于粮食的可持续生产及农业的长远发展,制定出行之有效的粮食政策.这些政策主要涉及保护农民的种粮积极性、敦促利益分享机制的执行、整合农业发展、粮食生产的资金投入和增强国际协商与合作等方面.目前泰国的粮食政策运行良好,可资其他粮食生产国和出口国借鉴.     

美国次贷危机:背景、原因与发展

本文首先从美国金融市场的结构、次贷与证券化的关系两个方面介绍了次贷危机发生的背景,并解释了RMBS、CDO与CDS等在危机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的衍生金融产品;在此基础上,本文详细剖析了次贷危机的爆发与传递过程,认为次贷危机迄今为止经历了流动性短缺、信贷紧缩与实体经济萎缩三个阶段;最后,本文总结了次贷危机给全球金融市场、投资者以及中国政府提供的经验教训。本文截稿时,两房危机刚刚浮出水面。发稿时,随着美国保险集团(AIG)频临破产和美国政府7000亿美元救市计划的提出,美国金融危机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美国经济已陷入1929年以来最严重的危机。     

苏联新经济政策时期城市住房管理体制转型初探

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受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直接过渡思想的影响,苏维埃政府颁布了集中化的住房管理政策,试图迅速改善劳动群众的居住条件,一举解决住房危机。然而在实践中,因为国家无法独自挑起解决住房危机的重担,以及住房管理的责权关系不明确等原因,集中化住房管理体制既无法有效管理住房,也不能整治战争对住房事业造成的创伤和解决住房危机。到了新经济政策时期,为了继续解决住房短缺问题,苏维埃政府调整了住房管理政策,住房管理体制由国家集中管理向国家、集体和个人分散管理转型。分散化住房管理方式取得了积极成效,城市居民的居住条件得到了初步改善。     

美国学界政界对乌克兰危机的反应与思考

乌克兰危机爆发后,美国学界和政界对此进行了全面深入的讨论。该危机促使美国对其对俄政策,尤其是2008年俄格战争以来的对俄政策进行反思。许多美国人质疑俄罗斯在乌克兰行为的合法性,危机也加深了美国民众对普京的负面印象。美国专家学者提出的应对措施主要涉及政治和军事领域,但在经济方面,并没有提出对乌克兰复兴来说极为重要的大规模的有效的经济援助计划,这反映了美国外交政策的困境。此次危机凸显了东欧的重要性。未来,美国更有可能采取一种太平洋和大西洋的平衡战略。     

美国对华经贸摩擦"政治化"问题研究

本文探讨了美国对华经贸摩擦"政治化"在贸易平衡、汇率、投资等方面的表现,以及背后深层的国内外政治经济原因.文章认为,美国对华经贸摩擦"政治化"的上升,是美国两党在贸易政策问题上"政治化"的结果,并非由两国国家战略的冲突引起.中美国内政治与社会利益结构的变化正成为巩固双边关系的深层基础.从国内政治经济的角度考察这一问题更有说服力.文章建议,在关键利益问题上与美国"硬碰硬",将有助于调动美国国内支持贸易自由化的利益集团采取更积极的行动,平衡、抵消保护主义势力在对华政策上的消极影响.中美经贸争端解决的"机制化"合作符合双方的共同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