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对华经贸摩擦"政治化"问题研究

本文探讨了美国对华经贸摩擦"政治化"在贸易平衡、汇率、投资等方面的表现,以及背后深层的国内外政治经济原因.文章认为,美国对华经贸摩擦"政治化"的上升,是美国两党在贸易政策问题上"政治化"的结果,并非由两国国家战略的冲突引起.中美国内政治与社会利益结构的变化正成为巩固双边关系的深层基础.从国内政治经济的角度考察这一问题更有说服力.文章建议,在关键利益问题上与美国"硬碰硬",将有助于调动美国国内支持贸易自由化的利益集团采取更积极的行动,平衡、抵消保护主义势力在对华政策上的消极影响.中美经贸争端解决的"机制化"合作符合双方的共同利益.     

俄罗斯IT产业的现状、特点和发展潜力

俄罗斯IT产业虽然起步较晚,但在相关政策法律支持下和在人才资源丰富的基础上,目前已经成为俄罗斯发展速度最快的经济领域之一,其对政治、经济、军事等诸多方面的影响日益加深。俄在IT的潜力及发展前景完全符合中国拓展国际合作空间的战略。种种迹象表明,中国与俄罗斯在IT领域的合作正在进一步密切,而且将有机会成为两国经贸合作的新契机。     

大国关系及美国大选对全球局势的影响:俄罗斯智库与媒体看法

俄罗斯智库与媒体肯定当前世界秩序处于重大变革时期,特朗普外交政策以及新冠肺炎疫情都给世界带来了巨大改变,同时俄罗斯自身还面临着经济社会发展和周边国家关系等问题,需要以“新思维”来看待和解决。不过,俄罗斯官方不完全认可“新冷战”说法。俄罗斯智库与媒体看到,至少在中短期内,中美矛盾将是世界主要矛盾,俄罗斯可以利用中美竞争谋求发展。如果面临两极格局必须做出选择,对俄罗斯而言更优选择是与中国结盟。从美国民主党对俄罗斯的传统政策以及拜登对普京及俄罗斯的态度看,美国大选结果对俄罗斯不是很有利,但无论特朗普当选还是拜登当选,美国外交政策的总体方向都不会有原则性改变。对于世界格局,俄罗斯智库判断有多种发展趋向,俄力主多极世界,并将努力推动这一局面的形成。     

美国对华战略规锁下的贸易冲突博弈路径选择

特朗普执政后,美国对华战略逐步由“接触”转向“规锁”,中美经贸关系也因此发展到了摩擦频现甚至是冲突对抗的新阶段。美国对华战略规锁本质上是要遏制中国在科技进步和国家实力等方面的崛起,以维护其霸权地位。贸易冲突作为美国对华战略规锁最直接的手段之一,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其国内利益集团与党派之间的斗争。特朗普政府为了获得国内政治支持,推出了严重扭曲的对华贸易政策。文章从美国对华战略规锁的视角,运用多重博弈论方法对中美贸易冲突进行了路径选择分析并认为,囚徒困境中“以牙还牙”策略下的博弈双方均实施损人损己的策略,无论采取“以牙还牙”、冷酷触发还是无限拖延,博弈双方的最优策略都是通过贸易谈判实现继续合作;双方只有通过有效谈判,逐步取消加征的贸易壁垒,才能达成协议并获得最大收益。基于博弈结果的情景分析与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内容,文章为破解中美贸易冲突困境以及未来防范提供了战略参考和政策启示。     

新时代中美关系的发展趋势

随着中美两国都认定自己进入"新时代",两国开始重新审视对方以及双边关系,从而导致中美关系也"进入新时代"。中美关系在新时代既不同于以合作为主旋律的"昨天",更不同于冷战对抗状态的"前天"。新时代中美关系的主旋律是战略竞争,双方互为战略竞争对手。这种战略竞争对手不同于冷战对抗的敌人。中美战略竞争应当是可控的、良性的、建设性的竞争;竞争并不排斥合作。在中美关系的新时代,双方在地缘政治、意识形态、经济和人文、全球治理这四个领域的竞争将趋于强化,而合作趋于弱化,从而导致中美战略竞争总体上将十分激烈并呈持久战态势。中美战略竞争不会滑向新冷战,其原因除了中国的主观能动作用外,更重要的是世界大势的制约。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全球政治觉醒等世界大势对新时代中美关系发挥着不可忽视的塑造作用。     

中美南海战略博弈的焦点、根源及发展趋势

近年来,中美两国在南海主要围绕着岛礁建设、航行自由、争端解决方式三个方面进行着激烈的战略博弈。其内在根源,主要是两国在南海的国家利益不同、海洋政策主张存在分歧以及两国对南海地区主导权(或曰影响力)的争夺。未来一个时期,美国利用南海问题围堵打压遏制中国的政策不会发生根本性改变,中美南海战略博弈将长期存在;同时,中美两国因互有所求、相互借重不断加深,也不会因南海问题彻底摊牌,中美南海战略博弈将保持总体可控、斗而不破的总基调。但由于美国深度介入南海争端、持续加大军事力量的投放力度,两国军事力量正面交锋不断增多,不能排除擦枪走火的可能性。随着中美两国综合实力的相对长消,美强我弱、彼攻我守的态势将逐步发生逆转,我将稳步提升在南海地区的战略影响力。     

中美经贸关系的历史轨迹(1979～2016)

从1979年中美关系实现正常化,至2016年中美举行第八轮战略与经济对话和第七轮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中美经贸关系共经历了四个阶段,包括冷战后期基于相互战略需要的经贸关系十年建构期、冷战后围绕中国在美享受最惠国待遇进行谈判和交涉的十年讨价还价期、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美经贸摩擦与纠纷加剧的五年磨合期,以及两国经贸关系十年战略与经济对话期。中美经贸关系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展现出了各自战略目标的差异性,以及双边经贸关系向国际化演进的历史轨迹。     

中国海外高铁“政治化”问题研究——以印尼雅万高铁为例

在中国高铁"走出去"的过程中,中国企业与对象国发生经贸摩擦的情况并不少见,甚至存在"经贸问题政治化"的现象。文章以印尼雅万高铁项目为例,探讨"一带一路"背景下雅万高铁项目"政治化"问题的表现,包括项目的目的、性质和建设。文章认为,雅万高铁项目的 "政治化"甚至"国际化"问题,是印尼经济发展疲软背景下国内政治斗争的结果,而非中印尼两国国家利益与战略冲突所致。因此,在"国家—市场—社会"的分析框架下,中印尼两国的经济发展、社会和谐与政治稳定,将成为深化中印尼两国双边关系的基础。虽然"政治化"问题的主要根源在印尼国内,但经贸摩擦的"去政治化"和有效解决,将有利于中国高铁顺利地"走出去"。因而中方应采取措施以缓解中国海外高铁"政治化"的上升。     

普京第二任期内俄罗斯外交战略评析

普京第二任期的俄罗斯外交战略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突出了"主权民主"原则、外交战略中的能源因素得到了加强、地缘政治影响明显回归.在4年里,由于在价值观念、国内政治、地缘政治和能源等问题上存在结构性矛盾,俄罗斯和西方国家的关系明显滑坡.为树立俄罗斯大国形象,发挥俄罗斯大国作用,俄罗斯开始重建其与发展中国家的传统联系.中俄关系在普京总统第二任期内取得了重大成就,其未来的发展同时存在着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两国应该采取有效措施来积极应对以推动双方的战略伙伴关系可持续性地深入发展.     

俄罗斯在全球能源安全中的战略地位

进入新世纪,俄罗斯改变了过去依靠和强调军事力量来确保地缘政治地位的方式,转而利用其经济资源特别是能源优势来发展与邻国的经济政治关系。俄罗斯所具有的能源实力和潜力成为其与美国抗衡、与欧洲国家加强联系以及恢复在亚洲地区影响力的重要砝码和有力武器。中国和亚洲市场在俄罗斯未来全球能源战略方面具有重要的平衡作用。     

中美关系和亚太地区的“双领导体制”

21世纪初以来,中美关系和亚太地区国际关系均发生了重大变化。随着综合国力的日益增强,中国在国际经济、贸易和金融领域中开始发挥领头羊的作用。与此同时,美国作为全球范围内唯一的超级大国,在军事、安全及政治领域仍然发挥着决定性的领导作用。中美两国在亚太地区不同领域中分别发挥领导作用的现象,即本文所说的"双领导体制"。这一"双领导体制"不仅建立了中美两国在特定领域内优势互补的发展模式,也将在一定程度上确保亚太地区在未来相当长时期内的稳定与发展。     

21世纪的中国与俄罗斯:地区挑战与机遇—“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俄中分组讨论提纲

关于亚太地区当前格局问题,中俄双方学者均认为美国与欧洲先后陷入危机,未来5至8年将呈现收缩态势,在全球尤其是亚太地区的影响力全面衰落。俄方学者认为,在欧美因为经济危机陷入衰退的同时,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经济体却保持了蒸蒸日上的增长势头,国际经济中心已经向亚太地区转移,国际政治中心也将会向亚太地区转移。中方学者则认为,美国处于相对衰落的过程,而中国、俄罗斯、印度等新兴大国同时崛起,参与全球治理进程,国际权力出现扁平化,竞争的中心向亚太地区加速转移。在亚洲高速发展的现实情况下,美国主导的军事同盟体系已不适应亚洲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俄方认为,2011年,美国重返亚洲,利用中国与周边国家的领土争端,加强在本地区的军事同盟体系,大有围堵中国之势。俄罗斯融入亚太需要和平的地区形势,建议在中、俄、美之间建立三边安全机制,为本地区中小国家提供安全保障。中方认为,在新的地区形势下,应当建立与之相适应的地区政治、经济、安全秩序,欢迎并愿意协助俄罗斯在亚洲发挥积极的、建设性的作用。但是新的地区秩序应当是开放性的、包容性的,与亚洲国家多样性相适应的。在积极推动地区经济发展的基础上,逐步推进政治、安全议程。俄方学者认为,欧洲深陷金融危机,短期内不能解决,俄罗斯经济发展重心将向亚太地区转移,着力开发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区,欢迎美国、欧洲、中国等世界各国和地区参与。中方认为,远东西伯利亚地区蕴藏着丰富的资源,并且与中国经济互补性较高,在两国政府的主导下,已经进行了一些合作。随着俄罗斯"东进"战略的逐步明确,双方可以在项目开发、投资等方面进行研究,发挥双方比较优势,深入合作。在中亚地区,美国撤出后的阿富汗将成为本地区新的安全威胁,加上原有的三股势力,中亚地区的安全形势令人担忧。俄方认为,应当发挥上海合作组织安全合作的优势,密切关注阿富汗形势,加强与印度等周边国家的合作。中方学者认为,应当发挥上合组织在安全方面的积极作用,但是解决中亚问题的根本,还在于通过经济合作使中亚国家走出贫困,从而实现长治久安。因此,应当积极推动上合组织框架下的经济合作进程,与欧亚联盟等本地区其他组织加强沟通与合作。     

The Russian-U.S. Military balance in the post-cold War Asia-Pacific region and the “China Threat”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Soviet Union/Russia have undertaken major arms reduction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since the late 1980s, but they have not withdrawn from the region. The United States and Russia will maintain greater military forces than any other countries in the region. China has increased its military strength steadily due to its booming economy. However, Chinese military modernization has been modest compared with other countries in the region and its rapidly growing economy. China focuses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it is not filling the “power vacuum” because there is no such vacuum left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The East Asian financial meltdown

In view of China's economic growth and rising international status, Latin American and Caribbean countries will accord increasing priority to their relations with the Asian giant. China's permanent seat in the 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 is also a factor to reckon with. Today, Brazil, Argentina, Venezuela and Mexico have established strategic partnerships with China. While the vast distance between China and Latin America generates difficulties in transportation and mutual understanding, it also means that both parties have no serious conflicts of strategic and political interests. Their Third World orientations in diplomacy contribute to a 95% concurrence in their votes in the United Nations. While the Chinese leadership seeks to promote multipolarity to curb US unilateralism, it appreciates its limitations in Latin America. In addition, China and the Latin American and Caribbean countries value good relations with the US. In the foreseeable future, China will increase its investment in Latin America and more Sino-Latin American business joint ventures will be formed. These trends may well reduce trade frictions associated with China's economic expansion.     

制度距离、文化差异与中美贸易摩擦中的权力因素——基于1980~2018年美国对外贸易争端数据的定量研究

中美贸易摩擦是体系压力和美国国内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基于1980~2018年美国对外贸易争端数据的定量研究,文章采用面板负二项模型对中美两国间的制度距离、文化差异和相对实力差距的缩小等结构性变量,以及美国国内政治等单元层次的中介变量、贸易和投资等渠道变量,对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进行了实证考察。研究认为,中美间军事、经济和科技实力差距的缩小即相对实力分布的变化会显著强化美国作为守成大国对中国作为崛起大国发起贸易摩擦的可能性;中美两国间的政治、经济制度距离和文化差异或价值观的不同也会显著影响中美两国间发生贸易摩擦的可能性,同时,与美国政治关系良好、在制度和文化上与其接近的国家并不必然意味着与美国贸易摩擦的减少;美国国内不同政治行为体、社会行为体的利益诉求、政策偏好,与贸易的交互效应一起,会进一步增加中美两国因实力差距的缩小、制度和文化(观念)差异等体系因素或结构性变量所引发的贸易摩擦发生的概率;经济因素依然是决定中美贸易摩擦的基础性因素,中美贸易失衡、中国对美直接投资的迅速增加以及中国对美国市场渗透率的提升、美国国内经济绩效的波动、美国国内收入不平等程度的加剧,与贸易的收入分配效应一起,也会显著提升两国间发生贸易摩擦的可能性。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的成本收益分析:中国的视角

早在谈判初期,TPP就宣称将达成一个全面的、高水平的面向21世纪的自由贸易协议,但事实上,TPP将无助于加强亚太地区的经济联系,更无法解决亚太地区的"意大利面条碗效应"问题。关于TPP的成本收益分析表明,经济小国或许能够从TPP中获益,但是对大国而言,TPP基本没有经济价值。TPP只是美国应对东亚合作、获得非传统经济利益的工具。从中国角度看,长期内,克服TPP负面影响的根本途径是扩大内需;中期内则需要与日本共同推动实现东亚合作,确保中国在整个TPP博弈中获得次优结果。     

关系正常化前夕的中美资产要求问题谈判

《上海公报》发表后,美国政府着手推动中美双边贸易关系的发展,资产要求问题遂成为其优先寻求解决的议题。中美两国围绕资产要求问题的谈判经历了明显的起伏。在尼克松第二任期的后期和福特任期内,由于美国政府始终未能做出实质性努力以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它试图依靠双边经贸关系的进展来显示两国间紧密联系的做法无法获得中方的认同,所以导致中美双方关于资产要求问题的谈判未获成功。     

形成中的中亚地区格局:尚存的单极残余、不稳定多极和其他选择

作者认为中亚地区格局不能使用"大博弈"的模式予以解读,复合的权力结构模式可能更具有解释力.具有传统影响力的俄罗斯、崛起的中国、强大的美国以及区内大国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等一起构建了中亚地区复杂的地缘政治网络.中亚国家从国际政治行为客体到日益具备行为主体特征的身份转变,是形成这种地区格局的重要原因.就中国而言,以一种合作性的多边主义为原则,推动各方以中亚地区的和平、稳定、可持续发展为共同目标实行开放型的合作,营造和谐的中亚地区,是一个较好的战略选择.     

中美关系的变化和朝鲜半岛的和平

中美关系将会全面寻求合作与竞争,但是基于中国的崛起和＂美国霸权＂的衰落,＂合作中冲突＂的局面可能会逐渐形成。通过加强联合与强调多边合作,中美两国在东北亚地区采取的下注战略都向着防止任何一方统治该区域的情况发生转型。除了中美关系的冲突或合作趋势之外,朝鲜半岛也存在卷入＂他者化＂或＂国际化＂的可能性。本文建议无论是韩美联盟还是中韩合作都应遵循独立适用原则,且我们应当探索战略性的普遍原则。     

Diplomatic Objectives in Trade Politic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hina-Japan-Korea FTA

This article seeks to analyze the development of free trade agreement (FTA) policies adopted by China, Japan, and South Korea with particular interests in the trilateral FTA. It seeks to address what the determinant factors that have conditione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rilateral FTA are. While the three governments began the informal joint study of the trilateral FTA in 2003, they pursued diverse trade strategies that disturbed a shift to formal negotiations. However, China's strategy to hedge against the US influence in East Asia became a catalyst in shifting from the long-lasting study stage to the launching of negotiations. Moreover, Japan's strategy to participate in TPP negotiations as a soft balancing against China through closer political linkage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weakened China's and South Korea's willingness to engage in the trilateral FTA positively. Thus, the three countries’ commitments to the trilateral FTA were primarily confined by their specific diplomatic objectives responding to the political-economic evolutions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