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来西亚海洋经济发展:国家策略与制度建构

海洋产业是马来西亚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发展海洋经济是马来西亚"2020国家愿景"、第十二个五年计划(2021—2025)和"2030国家议程"的重要内容。为促进海洋经济的良性发展,马来西亚在海洋油气资源开发进程中推行务实外交,努力构建周边和平环境,对中国实施南海"安静外交",引入国际力量参与油气资源开发,塑造利益共同体。在海洋航运方面上,完善国家海洋航运服务体系,积极对接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拓展地区和国际航运经济合作。在海洋旅游方面上,则是做好国家战略规划,加强国家海洋旅游资源的国际推介,建构旅游资源保护机制,稳固海洋旅游经济发展基础。这些策略的选择和制度的建构,改善了马来西亚海洋经济发展的内部与外部环境,弥补了其发展海洋经济的能力不足,有效维护与拓展了其国家利益。     

全球环境治理“领导者”的蜕变:加拿大的案例

加拿大长期以来曾是西方发达国家中积极领导全球环境治理的典范,一度也是全球气候治理的积极参与者,但是近年来却俨然蜕变为气候谈判中的"拖后腿者"。发生这种转变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本文通过国际和国内、政治与经济多个层面的分析发现,除了美国因素以外,加拿大国内的经济形势变化和政治体制是导致其战略变化的主要原因。20世纪90年代以来,油砂大规模开发和原油出口(特别是对美国的市场依赖),导致加拿大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处于比较劣势;而相关利益集团的游说,正好与加拿大松散的联邦制等制度因素相结合,导致了加拿大气候政策的转向。从这个层面上看,经济利益的变化和政治决策制度特征共同成为决定国家气候或环境战略的主要因素。在某种程度上,这一案例也反驳了发达民主国家因其制度因素必然成为全球环境保护积极支持者的命题。     

美国与战后国际民用航空制度的建立

国际民用航空秩序的构建是美国关于战后世界秩序构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战略意图和目标就是:凭借强大的航空权力和综合实力优势,主导战后国际民用航空秩序及其制度体系的建立,拓展美国的全球航空利益。为此,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就开始了对国际民用航空秩序的政策筹划与制度设计,先后提出了"罗斯福备忘录"、"3·24备忘录"等政策计划。此后,美国以其政策计划为基础,积极敦促有关国家参与国际民用航空谈判,最终推动了战后国际民用航空制度的建立,确立了美国在国际民用航空领域的主导地位。     

国际海底资源分配制度演变与美国海底政策的转向

对市场自由竞争理念的偏好决定了美国支持以技术和资本为主导的海底资源分配制度。在国际海底制度构建过程中,发展中国家凭借其表决优势在海底资源分配问题上对美国支持的海底制度构成了挑战。第三次海洋法会议将海底资源的勘探与开发完全置于海底管理局的直接控制之下,这违背了美国自由竞争的市场理念。美国不仅以国内立法的形式规避国际海底制度对其国内开发实体的活动限制,而且在国际海底制度之外与其他发达国家签订一系列"互惠国协议",公开与国际海底资源分配制度相抗衡。美国海底政策的转变,反映的是国际制度变革对美国对外行为的深刻影响。     

“同舟共济”与适应性变革:经济增长、权力转移及中美关系

由于经济增长的差异,新兴市场日益崛起,亚太地区日益崛起,其中中国崛起尤为瞩目。纵观权力转移历史、理论与现实,中国积极寻求融入当前美国主导的国际制度安排,在战略上是正确的,中国成为这一制度的得利较多者,也是满意者和维护者。因此综合长期战略和当前金融危机冲击下的策略,除了积极推动美国对当前制度进行适应性变革外,对于美国目前的困境,中国应该量力积极帮助,共同促进全球经济早日复苏和全球善治,与美国"同舟共济"符合中国战略利益,中国需要战略规划;同时,需要面向未来,准备好美国经济复苏后的策略变化。美国凭其发达的金融业在全球财富再分配中占领制高点,金融业的发展意味着可以在财富的再分配中获得竞争优势,因此中国需要大力发展现代金融业。     

特朗普政府的国际制度重塑战略

国际制度的构建对美国维护霸权是一个关键因素。特朗普政府接连退出《巴黎协定》《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等多边协议,其"退出外交"在全球范围内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从表面上看,美国的这种退出国际制度的做法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它的全球领导权,其成本也极高,但深入分析便可发现,对于现存国际秩序的主导国——美国而言,这其实是一种制度制衡手段,即国际制度的重塑战略。特朗普政府的一系列"退出外交"的行为是以国际制度的重塑来低成本地维护美国霸权。特朗普政府选择退出或威胁退出国际制度并非单纯考虑经济因素,而是旨在通过"退出外交"扩充美国的权势和影响力。在动态权衡成本与收益的关系之后,特朗普政府对国际制度进行了适当的收缩,达到了既减少自身的开支又维护了美国的霸权的目的。     

管理投资自由化:美国应对日本的直接投资

本文分析了1985～1993年间美国对日本直接投资挑战的应对。文章借助国际政治经济学第二代学者创立的利益—制度分析框架,从国家、国内以及国际三个层面阐述了美国的应对之道。美国联邦政府、州以及地方政府在对待日本直接投资方面有着不同的目标函数。对联邦政府而言,保持国家安全与国家竞争力之间的相互协调的相对获益考虑,是其对日本并购性直接投资采取严厉措施的主要原因.而对州及地方政府来说,增加税收和扩大就业等经济方面的考虑,则是其欢迎日本直接投资的主要动因。在国际层面上,日美跨国公司有着广泛的共同利益,并由此在乌拉圭回合催生了国际直接投资制度。日美两国政府和各自的跨国公司试图通过国际制度来协调两国利益冲突,并通过建立国际性制度来扩展其利益。     

中美制度竞争分析——以“一带一路”为例

国际制度竞争是当前各国间竞争的一种重要形式,这种竞争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现有国际制度内部对于制度主导权的竞争,二是不同国际制度之间在主导国际事务方面的竞争。美国作为当前国际体系中的霸权国,其对于世界事务的主导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支配现有的国际制度来实现的,即它的霸权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制度性霸权"。但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以及中国等新兴国家的崛起,美国的这种制度性霸权受到了挑战。中国等国家一方面要求在现有的国际制度中增加话语权,另一方面也尝试建立新的国际制度。作为一种多边合作框架,"一带一路"战略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美两国间的制度竞争,同时也是中国尝试建立新的国际制度的努力。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作为"一带一路"的重要支点,也对现有的多边开发银行构成了挑战。因此,妥善应对和处理与美国的制度竞争,是推进"一带一路"所必须面对的现实。     

韩国北极综合政策及其实施评析

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北极的各种利益优势正在显现,而且超越区域范畴而成为全球的问题,因此对于非北极国家也具有重要意义。韩国出于国内和国际两方面的长远考虑,综合采取法律、政治、经济、行政、科学、科技等多种手段,拓展其北极利益。中国同样在北极有着重要战略利益。当前,及时跟踪北极相关国家政策动态并加以分析,对中国北极战略利益的实现不无裨益。     

国际制度复杂性与东亚一体化进程

国际制度复杂性是国际制度理论的前沿问题,其重点在于分析制度复杂性对国际合作的影响。近年来,东亚地区各种国际制度竞相发展,尤其是中国周边的地区性国际组织的数量增长迅速。东亚地区性国际制度的扩散、传播、嵌套和重叠,导致了问题领域、管辖权以及成员身份等的"交叠"问题越来越明显。中国正卷入不断嵌套、重叠的多边地区制度之中,制度复杂性也日益成为中国制定政策时必须考虑的结构因素。但是,制度复杂性并不一定是东亚一体化进程的阻碍因素。对东亚地区制度平行、制度嵌套与制度重叠这三种不同类型制度复杂性的案例分析显示,通过加强国际制度建设、推动核心成员国利益趋同、提升"体制选择"或"体制转移"过程中的成本等方式,国际制度复杂性为东亚合作注入了新的活力,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行选择。这一观点也是对近年来讨论颇多的东亚地区"制度过剩"提法的商榷。在东亚一体化过程中,"制度过剩"的提法并不能准确把握制度复杂性的内涵。为此,一方面,为了推动东亚合作,需要研究中国既有的关于国际组织外交政策的延续与调整问题;另一方面,对美国等西方国家利用制度增加、扩散的机遇,追求自身利益的做法,及其对地区格局以及中国和平发展所产生的消极影响,需要给予应有的关注。     

G20:美国领导全球经济治理的新途径——兼论中国的应对策略

二战结束以来,美国一直致力于运用霸权实力在国际上打造最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自由、开放、稳定的贸易体系、金融体系和能源体系。但近年来,随着新兴经济体的崛起,美国霸权的影响力正在下降。为此,美国重新调整了其经济外交战略以适应新形势,并最大限度地维护其霸权利益。文章通过分析美国在全球经济治理及G20框架中的收益—成本认为,G20的价值与美国的利益诉求相兼容,它是美国领导全球经济治理的新途径,对此,中国需要积极、有效地应对。     

全球治理时代小国构建国际话语权的逻辑——以太平洋岛国为例

关于国际话语权的研究通常聚焦在全球性或区域性大国,而较少关注小国构建国际话语权的不同逻辑。在全球治理时代,国家之间高度相互依赖,全球性挑战不断加大,同时,国际规则的适用性普遍提升。这些新的变化使国家之间存在大量的利益交汇和利益共享,超越国界的全球利益日益凸显。这为一些长期处于边缘地位的小国在国际舞台上表达自身利益诉求和参与全球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机遇。由于一国的国际话语权既取决于国家实力,也取决于国际道义,因此,国家可以选择提升实力和借助道义这两种主要方式来提升自己的国际影响力。从实力路径看,小国既可以选择"自力更生"的内向策略,也可以选择"联合自强"的外向策略;从道义路径看,小国可在特定的功能领域,借助现有的和参与制定的全球治理规则赋予的国际道义来提升国际话语权的道义基础。由此可见,国家实力并非国际话语权的唯一来源,在全球治理时代这种表现更为明显。倚重国际道义的小国也可以获得超越国家之间实力对比的话语权。     

强化霸权之基:美国“粮食喂养未来计划”评析

针对2008年至2010年爆发的世界粮食危机,美国政府出于人道主义和本国政治、经济利益的考虑,推出了面向贫困国家的"粮食喂养未来计划",开展了向受援国增加农业贷款和粮食供应、与受援国开展农业科技合作与交流、改善受援国粮食贸易体系等一系列援助活动。尽管该计划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美国国家利益的局限、私人企业的趋利性和转基因技术引发的争议影响了其实施效果。由于无法解决土地等资源分配不公的深层次社会问题,且美国为了维护其经济利益和霸权地位而推行贸易保护政策,该计划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受援国面临的粮食危机。     

反制美国“长臂管辖”之道——基于法国重塑经济主权的视角

"长臂管辖"已逐渐代替传统军事武器,成为美国维护国际政治影响力和经济利益的重要手段和工具,其滥用对他国经济主权构成了严重威胁。鉴于对"长臂管辖"的研究已经超出传统法律范畴,本文从政治经济学角度进行扩展,基于国际经济竞争、全球治理挑战、大国战略博弈三个维度来解释美国滥用"长臂管辖"的动因,并对其背后的政治、经济和战略考量等进行深入剖析。结合法国遭受"长臂管辖"打压的历史教训,文章系统梳理了近年来法国以重塑经济主权为核心的反制措施:一方面,在欧盟层面积极推动建立相关"防御性"措施,抵御美国霸权主义行径;另一方面,在国内采取"攻防兼具"的思路部署相关立法和经济政策工具,并取得积极成效。比较而言,法国经验具有一定的参考和借鉴价值,为他国反制美国"长臂管辖"提供了重要启示。     

美国的北极战略

美国在北极地区拥有北极国家和霸权国家的双重身份,这对其北极战略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作为霸权国家,美国将北极战略嵌入其全球战略之中。与其他北极国家相比,美国的北极战略更多地从国家利益和全球战略的层面出发,以维持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为核心目标。美国试图以应对气候变化为突破口,获取北极治理的领导权,进而构建有利于美国国家利益和全球霸主地位的北极秩序。在美国北极战略的影响下,应对气候变化成为北极治理的中心议题,北极地区的安全与管理得到更多重视,北极治理领域的国际合作更趋积极;同时,北极治理机制仍然呈碎片化状态,北极理事会难以发挥核心作用。由于国内利益集团诉求各异、美俄关系前景堪忧、美国与其他北极国家的发展目标不尽相同,奥巴马政府能否成功实施其北极战略尚存在不确定性。     

美国历史上的"国家利益"问题

本文以美国民众对伊拉克战争的支持为出发点,讨论了围绕美国"国家利益"的几个问题,包括"国家利益"的定义、其涵义在美国历史上的演变,以及其与当代美国社会的国家认同之间的关系.作者提出,美国"国家利益"是一个具有历史沉淀的概念,其内涵是由国家建设和民族建设两个过程的相互作用而决定的.作者并指出,现代国家和市场对公民社会的全面渗透对公民利益国家化趋势的产生有重要的影响,这种趋势也导致了公民对国家外交政策的认同.     

日本对北冰洋的战略关注及行动

近年来,日本对北冰洋的战略关注不断升温,并积极行动参与北冰洋地区事务。日本对北冰洋的关注和参与,既有各国日益关注北冰洋问题的国际背景,也受到日本自身国策及海洋战略的驱动。日本对北冰洋战略价值的认识是多方面的,包括地缘政治与安全、资源与能源、航路与贸易、气候与环境、国际影响力等。日本主动提升北冰洋在国家战略中的地位,强化政策制定和执行机制,积极参与国际科研合作,介入油气开发和航路开拓,策动"北冰洋外交"以增强国际影响力,从而融入北冰洋开发的利益分享和规则建构过程,维护和争取国家利益。     

亚洲开发基金构想:战后日本构建地区经济秩序的挫败

20世纪50年代后期,日本重返国际社会后迅速崛起,实现了经济复兴并进入高速增长的快车道。岸信介内阁成立后,提出"亚洲开发基金"构想,旨在以东南亚的资源、日本的技术与美国的资金形成"三位一体"模式,建立起日本主导的地区互补型经济秩序。在推进这一构想的进程中,岸信介将日本的身份定位成"亚洲盟主",以经济合作与战后赔偿为手段拉拢东南亚国家,同时以反共与援助东南亚的名义,游说美国充当"高级合伙人",即日美共建亚洲开发基金。但这一构想因东南亚国家的疑虑和美国的不信任无果而终。     

欧盟与美国的全球治理战略比较

欧盟与美国是推动和影响全球治理进程的重要行为体,两者在全球治理领域具有许多共同的利益和合作,都坚持维护现有国际体系的基本结构,反对损害自身利益与国际地位的根本变革。但欧盟与美国在全球治理的目标、对象、态度、领域和实现途径等方面也存在明显差异。欧盟倡导多边机制与跨国合作,推行问题导向型的全球治理战略,在全球治理进程中不断提高自身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美国则实施利益导向型的全球治理战略,坚持以实力维护自身在国际事务中的主导地位,但在应对全球问题时也越来越多地接受多边机制与跨国合作。     

远东西伯利亚开发的国际政治经济学

俄罗斯远东西伯利亚开发,是俄罗斯国内外政治经济要素互动的结果。从历史脉络来看,沙皇俄国和苏联对远东西伯利亚的开发受到了当时国际政治环境的影响,而开发的结果又对俄国和苏联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带来了改变。新世纪初普京执政以来,俄罗斯调整中央与地方关系、经济发展模式转型、国家对外政策优先次序变化等,均对远东西伯利亚开发产生影响。普京第三个总统任期(2012年)以来,将远东开发作为国家战略的优先方向,并将远东开发的区域经济政策与转向亚洲的国家战略结合起来,强调国家经济发展与国家对外政策的互动。在大欧亚伙伴关系的框架下,俄罗斯远东西伯利亚开发抛弃"殖民思维",远东西伯利亚也在俄罗斯的认知中由"边疆"转变为核心利益。远东西伯利亚开发已经是俄罗斯社会的共识,但远东开发的目标是什么、远东开发的利益如何分配、远东开发成果如何才能最大化惠及俄罗斯民众等问题,仍然存在争议。远东开发虽然是一个主权国家的战略选择,但其整个过程却受制于所处的外部环境,包括周边地区的安全环境、俄罗斯与大国的关系,特别是与亚太国家的经济关系。这些问题需要我们运用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范畴进一步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