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的中韩关系:机遇和挑战

"萨德"问题的困境在于,韩国认为"萨德"可以保护韩国国家安全和维护美韩同盟的利益;中国认为"萨德"不是韩国国家安全的必需品,却削弱了中国的战略威慑能力。更重要的是,中国认为韩国在中美竞争中选择了支持美国,并打开了美国在其东亚盟国中部署导弹防御系统的大门。这种分歧反映了中韩两国在"中美竞争"和"韩美同盟"两大结构性限制下的必然矛盾。当前,随着文在寅政府均衡外交的开展和朝鲜半岛局势的缓和,以及特朗普政府对外政策的"特立独行",中韩关系的发展出现了新的机遇。但两国也应当对伙伴关系进行更切合实际的审视,降低对彼此的期待,加强管控矛盾和分歧,在既有共同利益基础上寻求两国关系的渐进式发展。     

中美南海战略博弈的焦点、根源及发展趋势

近年来,中美两国在南海主要围绕着岛礁建设、航行自由、争端解决方式三个方面进行着激烈的战略博弈。其内在根源,主要是两国在南海的国家利益不同、海洋政策主张存在分歧以及两国对南海地区主导权(或曰影响力)的争夺。未来一个时期,美国利用南海问题围堵打压遏制中国的政策不会发生根本性改变,中美南海战略博弈将长期存在;同时,中美两国因互有所求、相互借重不断加深,也不会因南海问题彻底摊牌,中美南海战略博弈将保持总体可控、斗而不破的总基调。但由于美国深度介入南海争端、持续加大军事力量的投放力度,两国军事力量正面交锋不断增多,不能排除擦枪走火的可能性。随着中美两国综合实力的相对长消,美强我弱、彼攻我守的态势将逐步发生逆转,我将稳步提升在南海地区的战略影响力。     

网络空间的中美关系:竞争、冲突与合作

在中美关系各领域,网络空间问题在极短时间具有了极其重要的意义。网络空间不仅对传统中美关系形成了冲击,而且还引发了相应的博弈与竞争,如网络空间治理权之争、网络战略优势竞争,以及与之相随的网络技术优势的夺取、网络军备竞赛和网络话语权竞争等。网络事务管理的主权性与网络空间运行的开放性之间的矛盾构成中美关系网络冲突的根源。网络空间的全球性及世界各国所面临的网络信息安全等共同威胁,促成了中美关系在网络空间的合作,如在网络治理的国际制度建设、应对网络犯罪、技术合作、网络冲突控制等方面。避免网络空间的中美关系走向安全困境,需要相对稳定的实践。对网络监管和网络主权的认同、建立中美网络空间的战略互信是实践的重要方面。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中的国际秩序博弈

随着中美关系由普通大国与超级大国的关系转变为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的关系,双边关系中竞争的一面在上升。与之相应,国际秩序已经成了两国博弈的重要领域。国际秩序问题在中美两国的国际战略中都占有重要位置,然而,两国的国际秩序观和变革国际秩序的诉求又存在着很大差异,这就决定两国在国际秩序变革上虽然有合作,但竞争也非常激烈。中美国际秩序竞争的核心内容是领导权问题,而领导权之争的本质是两国意识形态竞争,这种竞争目前表现为"两个秩序"之争,即美国主导的现行国际秩序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国内秩序之争。意识形态之争是中美关系中的重要结构性矛盾,对两国战略关系走向发挥着重大影响。破解中美秩序困境的根本出路在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中美两国都需要用合作主义来指导双边关系发展,通过合作来管控在国际秩序和意识形态上的分歧,确保两国不冲突不对抗。     

中美战略竞争:韩国的认知与回应

近年来,随着中美之间实力差距的缩小和战略互信的下降,中美战略竞争明显加剧.中美战略竞争不仅关乎双边,而且对亚太地区乃至全球都有重要影响.中国是韩国的头号贸易伙伴,美国是韩国的盟国,在中美之间,韩国保持一定的战略平衡极为重要.本文主要分析了韩国学界对中美战略竞争的认知,涉及中美战略竞争的原因、内涵、影响与前景等方面,并对韩国在政治、经济和安全等方面的应对进行了深入分析.总体来看,韩国应对中美战略竞争既受中美战略竞争态势影响,也与韩国自身的战略自主性密切相关.对于韩国而言,中美两国对韩国的战略选择与国家利益都有重要影响,如何尽可能减少中美战略竞争对其负面影响,关键在于不要卷入中美之间的核心利益竞争,并尽可能地在中美之间积极发挥沟通协调作用.     

构建新型国际关系视角下的中美关系

中共十九大报告提出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指明了方向。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是建设新型国际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推进包括中美关系在内的大国协调和合作,构建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框架,也是建设新型国际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推进中美两国间的协调和合作既有有利因素,也面临严峻挑战。两国现处于战略竞争的相持阶段,既竞争又合作的竞合关系将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如果处理得当,这也将是中美合作的长期融合阶段。中美两国应该共同努力,避免恶性竞争,保持良性竞争,推进中美两个大国间的协调与合作,增进共同利益,有效管控分歧,建立总体稳定的中美关系,积极发展全球伙伴关系,扩大与各大国的利益交汇点,构建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框架。     

中美军事关系:从准同盟到竞争对手?

40年前,地缘战略考虑和军事需求曾经是中美恢复外交关系的重要考量。建交后,两国优先发展各项军事合作,包括高层互访、专业对口交流和军事技术合作。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中国国内的政治风波和两极国际格局的终结,导致两国关系下滑。其后,两军关系时走时停,始终缺少实质性内容。中美军事利益的冲突集中反映在台湾问题、美国主导的军事同盟针对中国的举措、双方军事力量态势的互动,以及新兴技术发展中的军事竞争。但是,中美在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方面有越来越多的共同利益,在地区和全球多边机制中有不断增加的合作。未来发展中美军事关系,应注意以管理分歧和防止危机为主线保持双边关系稳定,以推动共同利益为主轴进行多边机制中的合作,以增信释疑为出发点缓解中国与美国主导的军事同盟之间的对立。特别是在当前中美关系趋冷之际,发展军事关系的首要任务,是强化危机管控机制,防止最坏情况的发生。     

中俄关系中的中国国家利益

中俄关系正面临全新调整,并将不断走向深化。明确中俄关系中的中国国家利益是保障中俄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维护中国安全与和平发展的重要前提。在未来很长的历史时段里,中俄关系中的中国国家利益在于:进一步巩固中俄两国的安全信任,拓展中俄两国的安全合作;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与俄相互学习、相互借鉴,坚持走有本国特色发展道路;进一步倡导世界文明的"多样性"、推动世界格局的"多极化";最大限度地利用中俄两国的经济互补性,制订共同战略、争取共同发展,实现共同繁荣。     

中美外交互动模式的演变:经验、教训和前景

国际形势和双边关系发展推动着中美两国不断创新外交互动模式。同时,外交互动模式的有效性和生命力需要经历时间的检验,并客观上依赖于中美两国共同的努力。中美建交40年来,双边关系虽经历过不少波折和反复,但也取得了历史性的发展。总体看,随着两国相互依赖程度不断加深,以及中美关系对世界的影响日益突出,中美外交互动模式加速演进,并突出地表现在两国互动机制化水平不断提升。中美元首外交对两国关系的战略引领作用更加突出,高级别对话机制发挥着重要的磋商协调功能。但是,形势的发展并不会完全根据人们的良好愿望,在当前美国特朗普政府把中国定为主要对手的背景下,相互战略定位成为决定因素。只有在美国更弦改辙的前提下,现有的互动机制才能发挥预定作用,使中美关系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并不断拓展合作领域、建设性地管控分歧,提供有效的沟通平台和制度保障。     

东亚经济合作与区域稳定:中国的视角

当前东亚经济合作呈现出新的特征,其中有两个明显态势对于地区稳定和发展会带来长远影响,一是美国携TPP重返亚洲,试图主导东亚事务；二是东亚各国与中国的经济相互依存越来越深,然而在政治和军事上对中国的疑虑也越来越深.对中国而言,这两大态势涉及了中国对外关系中最重要的中美关系和与周边国家关系,使中国的周边安全环境更加敏感和复杂,在战略上亦对中国实现和平崛起的总体目标提出了严峻挑战.东亚经济合作中的主导权竞争问题以及区域内部由于利益分歧和战略信任缺失而可能导致的外溢效应给东亚地区的区域稳定带来不确定消极因素.中国必须重新思考其在东亚地区的战略选择.中国在东亚合作事务上的战略选择应当注意,引导中美从“战略竞争”走向“战略协调”；在深化经济领域的功能性合作的同时,注重建立与东亚主要国家的战略对话,提升战略互信.     

深化中美俄三边关系 维护亚太和平与稳定

随着亚太地区战略地位的上升,中、美、俄对此地区的战略关注不断加大:美国深入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俄罗斯加大了对亚太事务的参与、中国在亚太事务中继续发挥建设性的作用。三方在该地区的利益交汇和战略互动不断增强,中美致力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中俄战略协作与互信达到新水平、美俄关系出现回升迹象。同时,中美俄关系的深入发展仍面临一定挑战,地区热点问题的发展可能影响三边关系。亚太的发展为中美俄合作提供了足够的空间,三国应持续扩大现有的利益汇合点,不断创造新的利益交汇点,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有效管控矛盾。     

网络空间大国关系面临的安全困境、错误知觉和路径选择——以中欧网络合作为例

网络空间大国合作不仅面临利益上的分歧,还面临更深层次的困境。网络空间作为一个新领域、新议题在认知层面对国家造成了挑战。只有在消除错误知觉、建立互信的基础上建立相应的合作和治理机制才能构建起良性的网络空间大国关系,维护网络空间稳定、和平与发展。本文以中欧在网络空间的互动为例,首先分析了大国网络空间安全困境的现状,随后深入分析了合作困境背后的错误知觉,最后提出了中欧在网络领域合作的路径选择。     

越南与印度强化战略合作的意图及对中国的影响

近年来,越南与印度关系持续升温,双方高层互访频繁,合作层次不断提升,合作领域逐渐扩大。虽然越南与印度加强全方位合作是两国发展战略和安全战略的现实需求,然而两国都是中国的邻国,都与中国存在领土争端并发生过战争,相互借力、制衡中国成为其强化战略伙伴关系的首要目的。尽管越印加强合作并非完全针对中国,但势必对中国的地缘政治环境造成不利影响,冲击中国在东南亚的战略利益。     

中美海上危机管理面临的困境与改善路径

当前,在中美海上竞争加剧的背景下,加强危机管理正成为两国官方和理性人士的共识,然而,即便两国和两军都有强烈的意愿,中美海上危机管理的进展仍不尽如人意,呼吁和倡议多,落地的和有成效的行动较少。本文在回顾中美海上危机管理现状和既往研究的基础上,重点分析妨碍其进展的结构性因素,即中美海上竞争或互动的特殊性,进而探讨缓解这些因素的路径和方法。本文认为,有效的中美海上危机管理必须从战略、规则和机制三大方面同步进行相互适应和妥协的安排,包括相互接受共存、共识的系列规则和必要的制度机制等,三者相辅相成、互相促进。过于偏重战略安全,或过于侧重行动安全,都不可能有大的进展和成效。     

中美自由贸易协定的动因与可行性

中国推动中美自由贸易协定的动因主要在于促进两国经贸领域的合作,控制和减少中国对美国出口所受到的贸易保护主义的阻碍,加快构建中国版本的自由贸易协定网络。美国推动中美自由贸易协定的动因主要在于这一协定符合美国的经济、政治和战略利益。中美自由贸易协定将对亚太地区的国家产生重大影响,并有助于化解中美之间因美国推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而中国主张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而产生的矛盾与冲突。中国推进中美自由贸易协定的突破口可以选择双边投资保护协定,而非通常的货物贸易及关税减让。     

俄罗斯的国家安全战略——从安全观转型评析俄罗斯的国家安全构想

冷战后 ,安全观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型 ,正在由传统安全观向新型安全观过渡。当前的安全观可分为三类 :传统安全观、过渡型安全观和新型安全观。受安全观制约的国家安全战略也可分为三类 :军事型、军事与发展结合型和发展型。从目前的形势来看 ,占主导地位的安全观是过渡型安全观 ,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安全战略是军事与发展结合型国家安全战略。对于俄罗斯来说 ,制定“国家安全构想”是冷战后才出现的一种政治现象。因此 ,它不可能不受到安全观转型的影响。本文着重从安全观转型的视角来评析俄罗斯国家安全构想的特点。     

中美在“南海行为准则”问题上的认知差异与政策互动

本轮"南海行为准则"磋商部分源于中美南海战略竞争加剧的状况,也是近年来中美南海博弈的重要议题。中美两国对"准则"的认知受其议题身份、利益关切和政策偏好的影响而存在诸多差异,并在基于本国认知向东盟各国施加影响,展开一系列政策互动,以塑造协商进程。两国政策互动呈现出以竞争性互动为基本属性、非直接与非对称互动为主要模式、主导议题为核心目标、身份认同为互动效果的基本特点。历经三个阶段的互动与博弈,中国极大程度上排除了域外干扰并掌握"准则"磋商的主动权。特朗普政府对"准则"问题的干预以舆论唱衰、串联域外大国为主要趋势,中国应在"准则"协商中进一步构建负责任大国的身份,推动南海走向海上良序,并合理管控中美南海分歧与竞争。     

美印战略伙伴关系与中国:影响和对策

冷战结束以来,美印关系逐步迈上一个新的台阶.基于共同的利益和价值观,美印在经济和安全领域展开了前所未有的合作.美印战略伙伴关系对中国与这两个国家的关系将产生深远的影响.本文通过分析美国对中印关系和印度对中美关系的影响,以及中国与美印两国分别存在的共性和分歧,提出了中国在中美印战略三角关系中可采取的战略和政策.     

中美亚太海权竞争的战略分析

海权之争是近代以来大国关系的地缘政治主线。当前的中美关系同样面临着海权之争,这将成为中美安全关系的"试金石"和影响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构建的关键问题。中美亚太海权之争既有战略和地缘方面的宏观因素,也与中国海军发展和美国对此的认知与回应等具体问题领域有关。战略冲突、地缘冲突和偶发事件是引发中关亚太海权冲突的重要原因,而共存利益、冲突预防和危机管理则使和平存在可能。中美亚太海权之争的结果存在不确定性,最有可能的情形是虽难以发生大规模冲突,但却无法排除偶发事件所引发的冲突,因而关键在于做好冲突预防与危机管控。中国海权发展既需注意到中美战略的互动性,也需确定自身海权战略"以实力促和平"的大方向,掌握战略主动性,寻求与海权大国的利益共同点,避免发生冲突。     

信息时代中美网络与太空关系探析

网络和太空是信息时代关键的战略空间。近几年美国国家安全文件拓展了美国战略利益的范围,将网络和太空作为其战略利益的新纬度。美国在信息空间推行先发制人的进攻性政策,以追求全方位优势地位。在网络与太空领域,中美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科技鸿沟。未来中美双方合作可以从不敏感的非军事领域起步,采取多边合作的形式,运用创造性思维开拓新的合作议程,共同构建更稳定的信息空间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