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世界秩序观与东亚国际体系的演变(1900-1945)(Ⅱ)

本文从美国的国际秩序观入手,通过考察20世纪上半期东亚国际体系的演变,尝试为这一时期的东亚国际关系建立一个多国的、宏观的分析框架。作者认为:美国从世纪之交就开始谋求在东亚建立一个不同于欧洲权力政治的新的国际秩序,这是美国从建国之初就萌生的改造国际秩序思想的延续;20世纪上半期东亚国际关系的演变过程是美国不断推行和实施其国际秩序思想的过程,美国新的国际秩序思想集中体现在华盛顿体系的建立上;从30年代初直至二战结束,东亚国际关系的演变可以被视为美国捍卫、中国认同、日本挑战华盛顿体系的过程;战后初期美国试图建立的东亚国际秩序不过是华盛顿体系的修正版;华盛顿体系并非仅仅是帝国主义的工具,相反在很多方面有助于中国国家利益的维护。     

华盛顿体系与大东亚新秩序比较研究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东亚国际关系舞台上曾相继出现了两种地区秩序:以"门户开放"为特征、美国主导建立的华盛顿体系和以"大东亚共荣圈"为特征、日本企图建立的"大东亚新秩序".对它们进行回溯、比较,对今天构建和平与友好的东亚新秩序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编者的话

正通过研究古代东亚国际体系的建立与演变,概括总结中国古代战略文化的特点,并将其与当代国际关系的现实有机融合,成为构建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的一个重要路径。本期"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专栏刊登的是两位年轻学者在该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张一飞突破了长期以来对中国古代战略文化"战""和"两分法的局限,提出并通过案例检验了"镜子"思维这一新的特征。赵思洋则突破了古代东亚体系研究中的"中国中心"倾     

中国崛起与东亚地区秩序演变

冷战结束后,东亚地区秩序的变化显而易见,但如何界定当今的东亚地区秩序却一直存有争论。本文试图从地区秩序的界定和分类入手,结合冷战后有关东亚地区秩序的争论,分析中国崛起对东亚地区秩序的影响,以辨析和把握东亚地区秩序的发展方向。作者发现,冷战后有关东亚秩序的争论说明,东亚地区尚未形成得到普遍认可的秩序安排,但决定其未来发展走向的两个核心因素已愈发明确,即美国的东亚同盟体系的延续和中国经济实力的崛起。东亚地区秩序演变趋势是,美国依托其东亚同盟体系与经济崛起的中国协调,共同塑造地区规则,维护地区稳定安全。其具体特征是:美国依靠其地区同盟发挥作用;中国与美国及其盟国通过多边或双边协调解决地区安全问题;中国自我克制缓解地区安全问题。决定东亚地区秩序未来的关键是既有的美国东亚同盟体系如何应对中国崛起。要巩固、深化地区协调共治秩序,需要美国及其东亚同盟体系对中国的自我克制政策做出善意的战略回应。     

现代系统论视野下的国际政治理论

本文拟以广义系统论一般模式的构造为基础,从国际政治体系的结构和层次、国际政治体系的功能和环境、国际政治体系的稳衡和变革四个方面,对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关系思想史中的主要理论,加以梳理、比较和分析,进而揭示系统论对国际政治理论研究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并彰显诸理论之间的区别和联系.最终,希望通过对科学知识之间的渗透交叉与相互借鉴关系的辨明,能够在更广阔和深远的背景下建构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体系.     

亚太秩序演化、地缘框架与中美关系

世界政治经济权力重心从大西洋向太平洋的转移是21世纪国际格局的重大趋势,中美关系重构与亚太秩序重塑关乎未来国际秩序样貌。从长时段和全球史视角来看,亚太秩序19世纪中期开始形成,自摆脱欧洲殖民主义“覆盖”之后,在环太平洋地区国家主导下不断演化。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中期的多场战争塑造了亚太秩序的结构,从多极到不稳定两极,再到单极,亚太秩序具有了鲜明的自主性,亦成为全球国际秩序的重心。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的分离与碰撞贯穿于亚太秩序演变之中,20世纪美日在亚太地区两次形成两极格局,双方的竞斗与博弈塑造了亚太秩序的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框架。中国的崛起与复兴是亚太地缘政治经济空间的大事件,也是与亚太秩序的复杂协同演化进程。     

二战后东亚秩序:历史演进与转型瓶颈

二战后东亚秩序的独特之处在于,东亚大陆地区和东亚沿海地区在政治、经济和安全上彼此割裂、尖锐对立,是一种典型的"陆海分离型"秩序架构。在政治上,中国主导的东亚大陆地区与美国卵翼下的东亚沿海地区在意识形态上相互对立,外交上互不承认;经济上,美国对新中国实施经济禁运和贸易封锁,中国与东亚沿海国家的传统经济联系也几乎割裂;安全上,美国在东亚沿海地区建立起双边军事同盟体系,对新中国进行军事包围。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国际局势的变化,特别是经过20世纪70年代的中美战略和解、90年代冷战结束以及21世纪以来的东亚权力转移,这一"陆海分离型"秩序逐渐发生变化,出现了政治和解、经济融合的积极势头。不过,在安全领域依然存在瓶颈,无论是在中美之间,还是在中国与部分沿海国家之间,都存在相当程度的安全困境。东亚秩序能否突破安全瓶颈,最终实现陆海秩序的融合,将不仅取决于中美两国的战略互信建设,也取决于东亚国家内部能否克服安全上的互信赤字。     

编者的话

<正>东亚秩序演变对中国的影响不仅是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现实性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理论问题。对这一问题的继续深入讨论是本期的焦点。其中,有三篇文章从不同角度分析了美国及其亚太同盟体系与中国的崛起。刘丰和陈志瑞运用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解释了东亚国家在应对中国崛起时的战略选择。文章从体系压力和国家战略偏好这两个因素人手,诠释了为何当前东亚中小国家对中国普遍采取对冲战略,并依据这一分析框架,指出了东亚国家对冲战略持续的条件和前景。周建仁和刘若楠重点分析了美国的亚太同盟战     

国际体系变迁与战后韩国政治发展

国际体系是国际行为体之间依据某些原则所形成的排列组合和内在联系；从层次分析出发，可将国际体系分为三个层面，全球层面、区域层面和国家层面（某些分裂国家），韩国民主化就是在朝鲜半岛南北分裂的情况下进行的。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柏林墙倒塌、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冷战体系宣告终结，国际体系从冷战时期的两极体系逐渐转变为以美国为主的一超多强体系；在国际体系变迁的过程中，韩国的政治发展随之展开。鉴于朝鲜半岛的地缘战略地位，无论是冷战时期还是后冷战时期，韩国一直处于大国角逐的前沿阵地，政治发展过程带有明显的国际影响的特点。     

编者的话

近年来,学界对东亚秩序的研究兴趣迅速上升,因为它是一个直接关系到"东亚往何处去"的问题。孙学峰和黄宇兴的论文对东亚秩序的变迁问题进行了探讨,认为决定东亚秩序未来走向的两个核心因素是美国东亚同盟体系的延续和中国经济实力的崛起。东亚秩序的特征是:美国依靠其地区同盟     

从与国际体系的关系看中国安全观的变化

国家安全观是国家与国际体系互动的核心内容。国家与国际体系的关系决定了国家安全观念的内容、性质和特点,同时国家安全观念也会对国际体系的发展演变产生重大影响。从新中国成立至今,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关系经历了从体系外国家到积极融入、负责任的体系内大国的曲折变化过程;而中国的安全观也由传统安全观发展到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     

从韩国传统公私观看其近代民族国家建设问题

现代民族国家诞生于欧洲的特殊历史背景下,其背后是民族主义的竞争逻辑,因此它亦拥有巨大的国家动员能力。近代时期,东亚三国之要务在于建成现代民族国家以抵御外侮,但唯有日本获得成功,中韩两国均遭遇重大挫折。思想观念上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中韩两国与日本传统公私观的不同。在思想与政治上受到中国巨大影响的朝鲜王朝,其超越狭隘民族意识的儒家"天下为公"思想使其在现代民族国家和现代国际体系的竞争逻辑面前表现出诸多不适应。但这种看似具有时代局限性的普遍主义思想,或许却能够为解决今天东亚地区的各种悬案提供一些思想资源,成为新的国际关系形态的指导精神。     

中国和国际秩序——来自历史视角的观察

二战后由美国等西方国家所创立的国际制度仍是当前国际秩序的基础。长期以来,国际社会不断要求中国遵守国际秩序下的各种规则。从历史的视角观察,中国对国际秩序及自己的地位的认知发生了变化。这其中既有中国历史传统文化的因素,又受到与外界互动的影响。中国有关世界新秩序的认识过程可以分为四个阶段,每一个阶段都威胁到要彻底改变中国人曾有的对于世界的认知,同时,每个阶段似乎又都引导着中国人更好地调整自身以应对外部压力,并向新的世界观挑战。要想对建设一个真正具有吸引力的、和平稳定的国际秩序有所贡献,中国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试析全球化背景下美国外交史研究的国际化与文化转向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外交史研究出现国际化和文化转向两大潮流.国际化潮流使美国外交史研究更加重视多国视野和多国档案,以及对国际关系中越来越活跃的非国家行为体的关注,并导致外交史演变成为国际史和跨国史.而文化转向则从过去强调权力与利益的物质主义解释转向文化的解释,改变了外交史学家的史学观念和对国际关系中文化因素的看法,并为利用新的史料开辟了广阔前景.国际化和文化转向使美国外交史研究逐渐走出危机,并有可能重新赢得在史学大家族中倍受尊崇的地位.     

中日甲午战争与东北亚国际关系的变化

中日甲午战争中清朝的惨败给中国社会带来空前严重的社会危机,大大加深了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的程度。而战胜国日本则国力日益强大,跻身于资本主义列强的行列。甲午战争后,日本的崛起和扩张加剧了东亚地区国家关系的变化,给这一地区的国际关系带来直接而深远的影响。东亚国际秩序由以中国为中心的传统宗藩朝贡体系向近代殖民条约体系转型,中朝日近代新型的国家关系逐渐建立起来,传统的宗藩体系土崩瓦解。本文以中日甲午战争的爆发与传统华夷秩序的瓦解为切入点,探讨甲午战争后东亚传统邻邦中朝日三国新型近代国家关系建立始末及其对三国关系产生的影响。     

和谐世界理念对东亚合作的启示

东亚地区有着独特的国际关系秩序与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推进东亚经济合作,必须建立共同的思想、精神纽带.东亚地区的许多问题,都可以找到历史的、文化的根源,没有文化上的共识就不会有深入而广泛的合作.因此,从大文化的角度确立和平、合作与和睦的国际关系新形态,是推进东亚合作进程的关键.在当今高度技术化的时代,东亚传统文化中的和谐、合作与和平思想,是义、利、理的统一,对东亚的和平发展可以发挥古为今用的功效,具有积极意义与不朽价值.     

试论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泰关系中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区问题的缘起

1953年中国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区的成立曾被泰国强指为中国蓄意对泰国进行侵略的证据,由此引发了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泰关系中的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区问题.实际上,这一问题只不过是美国、泰国统治集团和台湾当局出于各自的政治利益和政治需求共同制造的一个谣言.这一问题的产生,受到了体系与单元层面因素的双重影响,它既受制于两极国际体系,与20世纪50年代东亚冷战的国际格局基本吻合,也与中泰两国的国内政治等单元层面的因素息息相关,可以说是冷战国际政治和中泰两国国内政治相互结合的产物.傣—泰民族跨越国界的分布状况是这一问题产生的客观基础,而体系与单元层面上的各种政治利益和政治需求则是这一问题产生的深层动因.     

超越世界秩序的冲突

国际体系是一种由"基本制度"和"次级制度"组成的双层结构。在这个模型中,上层以联合国、全球治理制度和国际法为中心的国际社会,软化了下层的国家主权;但在国家间关系层面,国家拥有独立自主的能力,权力政治仍在上演。二战后,美国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诞生于模型的下层,后借普遍主义之势扩展到全世界,如今却以上层的国际社会自居。伴随着冷战的结束,它在思想、规范、政治经济和权力等四个层面上都变得激进化,这使它与外部秩序的接触愈发艰难,甚至催生了欧盟的价值论政治。俄罗斯希望加入转型后的旧西方世界,但是遭到拒绝,最终陷入"安全困境"和战略死胡同。这种结果迫使它转向新修正主义立场,与中国等新兴力量联合,共同维护国际社会的规范原则,同时反对霸权行径,批评西方的双重标准。未来的世界秩序仍然存在不确定性,反霸权联盟也面临新的挑战。     

后冷战国际体系变动与中欧关系

就后冷战时代的中欧关系而言,国际体系的影响是具有现实主义解释力的视角之一。一方面,这一关系由冷战的历史结构演变而来。虽然冷战的结束为之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令其发生了分水岭式的变化,但新的国际体系仍然受到上个时代遗留的体系性因素的制约。另一方面,中国和欧洲二者本身都是当代国际政治中的重要变量,其双边关系对国际体系的演化又起着显而易见的反作用。因此,中欧关系与国际体系变动之间时而呈现一种互为因果的联系,这一联系将因中、欧力量的增长及其互动的深化而趋强。     

权力与制度——国际机制理论的现实主义分析

从国际关系的历史发展过程来看 ,国际政治经济机制的运作无一不是建立在大国竞争态势的某种权力均衡格局之下。国际无政府自助社会一直是权力竞争的产物 ,和平稳定的国际秩序来源于权力和制度的合力作用 ,国际机制就是为适应权力分配而人为设计的竞争合作的制度安排。本文采用历史与现实、规范与实证的综合分析方法 ,通过价值判断和博弈分析两方面的研究提出 ,国际机制的现实价值与合理存在源于其操作过程中的有效性和弹性 ,国际机制只有在权力均衡主导下才能发挥作用 ,从而实现 2 1世纪的国际关系多极化和民主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