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冷战与华侨华人:美国对东南亚华侨华人的宣传渗透

美国在冷战时期对华侨华人的文化冷战是冷战国际史学界最新的一个研究领域,是美国对外宣传史、华侨华人史、中美关系史三个领域交叉的产物。美国对华侨华人的文化冷战经历了从中国政策向东南亚政策的转变,以香港美国新闻处为核心宣传机构实行遥控指挥,并把《今日世界》杂志为代表的书刊纸媒作为主要传媒手段。美国对华侨华人文化冷战的主题和项目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利用传统文化促进台湾声誉,利用文学作品进行反共宣传,用华裔美国人的形象宣传美国价值观,和台湾合作与中国大陆争夺侨生教育。美国对华侨华人的宣传主要并不集中在对政治、外交事件和美国政策的报道和阐释上,而是把重点投注在意识形态、价值观和情感的塑造上,其根本观念以及核心的宣传思路是直接诉诸塑造华人身份认同,把冷战意识形态建构为华侨华人身份认同的一部分,此举于今仍有影响。研究美国对华侨华人的文化冷战,对认识和理解当前的中美关系和大国竞争态势可以提供一定的镜鉴。     

重读乔治·凯南的“长电报”

乔治·凯南1946年2月22日从美国驻苏联大使馆给美国国务院发送的第511号电报,即"长电报",是研究冷战史和战后美国对外战略的重要文献之一。需要注意的是,这份电报有一些明显的瑕疵,研究者需要加以注意。另外,很长时间以来,在学术界一直存在着对"长电报"的某些误解或者误读,包括把"长电报"称为"八千字电报",把"logic of force"解读为"武力的逻辑",等等。本文希望能澄清有关凯南"长电报"的这些误解或误读。     

美国政治文化的当代转型

冷战结束后不到30年的时间里,美国经历了从"历史的终结"到"恐惧合众国"的大起大落。这对美国政治文化造成了重大冲击,推动美国政治逐渐从传统的共识建构型向极端对抗型转变,并明显体现在政治价值观、政治制度和政治行为等三个方面。美国政治文化当代转型使美国政治制度僵化、社会形态碎片化等对政治文化的影响被进一步放大。美国面临着发展轨迹的逆转,导致其政治文化转型以及内政外交充满不确定性。     

冷战前期美国对东南亚华文高等教育的干预与影响——以南洋大学为个案的探讨

20世纪50年代,美国在亚洲的冷战活动持续扩展。以文化和教育为特征的意识形态战成为美国在亚洲反共产主义的主要手段之一。恰在此时,东南亚华人酝酿数年的华文高等教育学府——南洋大学——在新加坡成立。这使美国对中国借华文高等教育向东南亚扩张影响力的担忧进一步增强。由于亚洲特殊复杂的冷战形势,美国对南洋大学的政策经历了几次调整,到艾森豪威尔执政后期才最终明确了"推动华人学校逐渐融入所在国教育系统"这一优先政策目标。美国的政策和行动间接影响到了包括南洋大学在内,东南亚华文高等教育的走向。     

从X到Z:西方"苏联学"的兴与衰

西方的"苏联学"是一个庞大和繁杂的体系.在西方/美国的"苏联学"、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以及美国对苏政策三者之间寻找交叉点和互动处,有助于为进一步研究冷战以后西方的俄罗斯/欧亚研究和对俄政策奠定基础.乔治·凯南和马丁·马里亚分别于1947年和1990年以"X"和"Z"为笔名发表的长文,不仅代表了战后西方苏联研究的起点和终结,也构成了学界与政策界、地区研究与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之间的交叉和互动点.在前苏联问题上,学界与政策界的互动不一定合拍,有时甚至南辕北辙.43年间,美国的对苏政策一直具有极其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信奉现实主义的凯南被边化,美情报界也因此对苏屡屡误判.相比之下,西方苏联学界的主流却日益学术化,多以"正常"眼光看待前苏联,其中不乏马里亚认为的"亲苏"倾向;Z文对前苏联的笔伐和近乎完美的预测,其实也是对西方和美国苏联学的大批判,尽管这一批判在一定程度上不甚公平.     

冷战与亚洲中国学的初创——以费正清和亚洲基金会为个案的研究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初期,在"冷战共识"氛围的影响下,美国学术与政治的边界变得模糊。身处特殊历史时期,美国的中国学专家们一方面坚持学术追求,一方面有意识地承担起"国家安全"责任,参与到冷战和国际对抗中。其时,美国正在亚洲推行以"争夺人心"为目标的教育和文化交流活动。以亚洲基金会为代表,美国官方和私人组织清楚地意识到中国学是亚洲反共的重要知识资源,同时也是为亚洲国家的未来发展创设符合美国利益之"历史情境"的重要手段。在美国学界、私人基金会和半官方机构的共同努力下,亚洲国家和地区普遍建立起从事中国学研究的实体机构,并在研究议程和学术思想方面深受美国中国学的影响。然而,由于亚洲中国学发展有其深厚的本土元素,学术本身亦带有很强的理性选择机制,美国很难真正把握其发展方向。     

戴高乐与冷战时期的法苏关系

戴高乐是当代法国人的精神化身。他一心追求战后法国的"大国梦",并认为阻碍其"大国梦"的主要因素可能来自德国和美国,为此,必须借助苏联的力量来制衡。戴高乐的这一认识与思考对冷战时期的法苏关系产生了深刻而长远的影响,形成了国际关系史上独特的,将法苏关系建立在"第三方"基础之上的"戴高乐外交"。但是,法国与美国的矛盾以及对德国的担忧,终归是同一阵营内部的矛盾,而法苏关系则是冷战时期东西方两大阵营的外部关系,具有很强的相互利用性质,正是这一点决定了冷战时期的法苏关系的脆弱性和反复性。     

美国国内地区同盟与外交战略的演进

受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水平、人口结构和宗教文化等因素的影响,美国各地区对"国家利益"有着不同的界定。各地区之间往往会通过相互妥协,努力寻找自己的同盟,力图让联邦政府的外交政策符合自己对国家利益的定义。19世纪末20世纪初东北部与西部的结盟使得美国走向了海外扩张,20世纪30年代东北部与南部的结盟使美国摆脱了孤立主义,20世纪80年代西部和南部的结盟使美国调整了冷战战略,并最终赢得了冷战。地区之间的斗争和妥协是美国外交战略演进的重要动力。我们需要准确把握美国各地区的特征、政治诉求及其在美国政治中的独特作用,提高对美工作效率和水平。     

冷战后中美日在东南亚的软实力角力——以对东盟援助为例

冷战结束后,各国原以美苏争霸为政治前提的一切战略关系和对外政策都需要重新调整,包括对外援助政策。冷战结束距今已经二十多年,许多政策在不断的试验和修正中逐步定型,政策调整的效果也逐渐显现。因此,本文基于"软实力"理论,以冷战后中国、美国和日本对东南亚的援助为例,对三国在东南亚地区的"软实力"角力进行对比分析,并从中得出对中国未来政策的启示。     

社会科学研究与美国心理冷战战略——以"学说宣传项目"为核心的探讨

1947年美苏冷战开始后,美国的冷战政策制定者,特别是心理冷战政策的制定者逐渐认识到社会科学研究在冷战行动中不可或缺的作用。本文通过对冷战初期美国心理战略委员会主持的一个重要项目——“学说宣传项目”的考察,揭示美国社会科学界日益介入美国政府的冷战决策中,并对美国心理冷战政策的制定产生深刻影响的历史事实。亦试图说明,由于社会科学的介入,美国的心理冷战战略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了更大的欺骗性、迷惑性和有效性,从而对冷战历史进程产生了持久的影响。     

编者的话

正在大国竞争日益激烈的国际环境下,美国正试图把东亚和欧洲地区推向新的冷战状态,这需要引起中国的重视。凌胜利从历史角度研究了美国在冷战时期对苏联所采取的"楔子战略"如何在避免两大国直接冲突的同时成功削弱了对方实力。作者认为,该战略的分而制胜特征对美国赢得冷战起到了重要作用,并分析了其如何限制了苏联势力范围在拉美、中东和非洲的扩张,同时分化和离间了苏联阵营内部的中苏关系和苏联与东欧国家的关系。     

隐秘战争新武器：美国的长臂管辖

"长臂管辖法令"迅速成为美国重拳打击他国和跨国企业的"隐秘武器"——只要在国际贸易中使用美元,国家或者企业就有可能被迫面对美国的司法制裁!在当今的国际金融体系之中,金融制裁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国的独门利器。在二战、冷战时期,美国先后对日本、苏联、中国、朝鲜等国家实施过金融制裁。     

“自由委员会”立法之争——冷战前期美国反共意识形态探析

同"麦卡锡主义"一样,"自由委员会"提案是冷战前期美国社会极端反共思潮的副产品。"自由委员会"提案的出现表明了美国社会在冷战尖锐对峙时期对"思想控制"普遍宽容。从已解密的相关档案资料看,此次府院分歧的真正原因是冷战策略和职权范围之争,双方在不计一切代价反共这一基点上是一致的。     

美国与中苏联盟(1950-1965年)

战后1950年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是美国东亚政策的历史性和决定性的失败。美国对中国相继采取接触政策(在北京和莫斯科之间打入"楔子")、极限施压政策、核武压力等,目的都在于分裂中苏同盟。然而,在中苏同盟实际破裂之后,美国方面却没有及时、正确地认识到,这就有了后来越南战争的升级。美国国内政治的逻辑,使得其对待在欧洲的共产主义(区别对待)和在亚洲的共产主义(坚决遏制),截然不同。美国的冷战思维在亚洲地区高度程式化,并日益固化为其国内政治中的"冷战公理",虽明显充满偏见,但无人能加以挑战,因为代价太高。尼克松-基辛格政府抓住越战失利的机会,加上二人对美国国内局势的掌控和高超的外交技巧,才得以短暂实施现实主义的对华政策;不过"冷战公理"的根系仍在。     

后冷战时期波兰的民族认同与俄罗斯观

民族认同的建构与民族的"他者"的变化互联互动。俄罗斯在波兰民族认同的建构和发展过程中,始终以"他者"的角色而存在,对后者发挥着关键性的影响作用。就波兰人的民族认同来说,俄罗斯的负面形象发挥着布迪厄所说的"文化资本"的功能。后冷战时期的波兰完全放弃了关于其身份和在国际体系中地位的旧有观念,其民族认同与民族意识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剧变后的俄罗斯的民主化转型,深刻影响着后冷战时期波兰的俄罗斯观的转变和波俄关系的调整。     

冷战初期日本南海政策及东南亚战略取向

冷战使日本在美国的全球战略中作用提升,成为反共"防波堤",其具有政治目的性的东南亚"经济外交"呈现出明显的海洋战略取向,且影响至今。因地缘利益、东南亚战略,日本南海政策的基本出发点自冷战开始后始终没变,即追随美国遏制中国政策,对南海诸岛归属问题上采取模糊态度和立场,这为后来南海周边某些国家侵占南海岛礁留下所谓借口。此时日本还曾插足于南海诸岛,由于海峡两岸对南海权益的维护使其非法行为无法为继,但随着经济的发展,日本越来越依赖南海航道和加大南海石油资源的开发,这决定其"关心"南海问题就是势所必然了。     

冷战后中美互动模式的演变

<正>冷战结束以来,中美两国之间的互动有两个比较明显的变化。第一个变化是,中国从最初的完全在美国的体系内跟美国互动,逐渐走向尝试营造一个自己的环境和格局。另一个变化是,中国从冷战结束时完全被动地对美国做出反应,转变为今天主动地塑造中美关系。冷战结束以来的中美互动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克林顿执政时期。当时美国的全球战略是扩展战略,试图利用冷战终结所带来的机遇打造一个单极世界。     

美国公众的中国观与美国对华政策(1990-2002)

本文主要分析了 2 0世纪 90年代以来美国公众的中国观及其形成原因 ,并探讨了其如何影响美国对华政策。调查数据表明 ,冷战结束后 ,美国公众对中国和中美关系的重要性的认识有所提高 ,而对中国的情感性态度和信任程度却很低 ,将发展强大的中国看成是对美国的“严重威胁”。文章认为 ,美国公众对中国的看法和态度主要通过形成“舆论环境”作用于美国对华政策 ,但是在不同的决策背景、问题领域和政策进程中的影响程度有所不同 ,并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决策者 ,特别是总统本人对公众舆论的态度。     

冷战后美国在台湾的意识形态战略利益

台湾作为美国全球战略尤其是亚太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冷战后美国在亚洲推行"民主、人权"战略的重点地区.美国在台湾推行这一战略成功与否,不仅关系到美国外交中"理想主义"目标在台湾的实现程度,而且关系到对中国进行"和平演变"战略能否实现.台湾在美国外交战略中的意识形态的作用日显突出,成为美国介入台湾问题的重要因素.     

美国对日安全合作政策对中日关系的影响

无论是在冷战期间还是在冷战结束之后,美国的对日安全合作政策始终是美国对日政策的核心。这一政策不断通过日本对其做出的反应而对中日关系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冷战结束后,美日之间的战略需要发生了变化,美国开始更加迫切地要求日本在东北亚地区承担更大的政治和军事责任。九一一事件之后这一趋势进一步加强。由此,美国的政策对中日关系起了很大的消极作用:在日本,它助长了右翼民族主义势力的发展,导致日本国内出现了要求修改宪法和对正常国家地位的要求;在中国,则致使中国对美日同盟长期意图的担忧,间接刺激了中国针对日本的民族主义。然而,无论是美国还是日本最终都意识到,中日关系的恶化不仅会影响美日关系,而且会损害美国和日本各自的国家利益,从而也使得美国的决策者认识到,美国必须谨慎地平衡其对华和对日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