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是怎样掉入“修昔底德陷阱”的——战后苏美从合作走向对抗的路径和原因

二战后期美苏主导下构建的"雅尔塔体系"为战后形成美苏合作的"新型大国关系"提供了历史机遇。雅尔塔体系的基础是大国利益的重合与战略协调,但美苏之间国家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异质性致使双方的战略互疑不断升级,导致美国重返欧洲与苏联形成对抗。在斯大林采取移植苏联体制和激活"世界革命"机制的背景下,亚洲"中间地带"的革命"溢出"了雅尔塔体系,一个并非事先"计划"的区域性政治变动将美苏引向全面冷战。当前中国的内部和外部条件与战后苏联已有很大区别,中美两国完全有可能也应该建立起合作互利的新型大国关系,而避免走向新的"冷战"。     

美国中东政策的战略支点——土耳其

土耳其是中东地区大国，地跨欧、亚两大洲，连接黑海和地申海，也是多种文明的交汇地，无论在冷战还是后冷战时期都有十分重要的地缘政治意义。二战后美国与土耳其关系发展很快，土耳其成为美国在中东地区实施扩张势力范围和遏制苏联政策的重要“战略支点”之一。美国中东战略中许多重要举措都是通过土耳其这个“支点”展开的。土耳其与美国等西方...     

戴高乐与冷战时期的法苏关系

戴高乐是当代法国人的精神化身。他一心追求战后法国的"大国梦",并认为阻碍其"大国梦"的主要因素可能来自德国和美国,为此,必须借助苏联的力量来制衡。戴高乐的这一认识与思考对冷战时期的法苏关系产生了深刻而长远的影响,形成了国际关系史上独特的,将法苏关系建立在"第三方"基础之上的"戴高乐外交"。但是,法国与美国的矛盾以及对德国的担忧,终归是同一阵营内部的矛盾,而法苏关系则是冷战时期东西方两大阵营的外部关系,具有很强的相互利用性质,正是这一点决定了冷战时期的法苏关系的脆弱性和反复性。     

分而制胜:冷战时期美国的楔子战略

冷战是以美苏为首的两大联盟体系的持续对抗,美苏在避免直接战争冲突的前提下都竭尽所能地采取楔子战略以分化和削弱对手。对于美苏双方而言,谁在分化和削弱对方阵营方面做得更成功,谁就更有可能取得冷战竞争的优势和胜利。分而制胜的楔子战略是美国赢得冷战的重要法则之一。基于联盟重组、联盟解除、联盟预阻和联盟分化等多重目标,美国不断采取楔子战略限制苏联势力范围扩张,削弱其已有的联盟体系。冷战时期美国楔子战略主要聚焦于限制和弱化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这一主线,其作用机制在于增加试图与社会主义阵营接近的国家的代价,或加剧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国家的利益分歧,使对象国履行联盟义务的意愿下降。具体而言,一是限制苏联势力范围扩张,阻遏其他国家与社会主义阵营接近。二是分化社会主义阵营,加剧苏联阵营内部的困难。三是软硬兼施,将苏联的边缘盟友拉入美国战略轨道。基于战略利益、战略阻力、战略资源的差异性,美国在世界各地采取了语言、经济、政治、军事等不同类型的楔子策略。美国的楔子战略在分化中苏同盟、离间苏东关系、限制苏联在拉美、中东、非洲等地的势力扩张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有助于美国赢得冷战的最后胜利。     

国际格局与日本大国化谋求

国际格局对战后非"正常国家"日本的战略选择具有深刻的影响,同时,日本又积极运用国际格局为其大国化服务。在冷战的两极格局下,日本在美国的扶持下,较快地重新获得主权国家身份,后又在经济大国的基础上提出政治大国目标。冷战结束后,国际格局向多极化转变,日本将之视为实现政治大国的"机运",更多地参与国际事务,并在其中努力发挥更大的责任和作用,同时在军事转型上进行摸索性突破,为全面大国化助力。伴随着多极化格局的深化,特别是新兴国家的群体性崛起,日本更多的是感到压力和"威胁",追求大国化进程明显加速,在军事"大国化"的转型上尤为突出。但是,日本在谋求大国化的道路上存在着障碍,前景并不乐观。     

近期美国的东南亚战略及对中国的影响刍议

冷战结束初期 ,由于苏联的解体及美国国内孤立主义的抬头 ,美国在东南亚地区实行收缩战略 ,特别是在军事领域。近年来 ,美国又全面重返东南亚。美国在东南亚的战略从冷战时期的美苏争霸转化为美国尽力维持在东南亚的单极霸权。小布什政府上台后 ,美冷战思维重新抬头 ,美军事战略重点向亚太转移 ,并将东南亚作为美国亚太战略的重要一环 ,展现出咄咄逼人的态势。本文试图从美国的安全战略入手 ,对美国近期的东南亚战略进行分析 ,并研讨其对中国的影响。     

巴美关系为何日渐疏远?

冷战时期,巴基斯坦是美国抵抗苏联势力南下的"前线国家",两国关系密切.冷战后,巴基斯坦在美南亚战略中的地位骤降,双方在核问题、塔利班等问题上分歧日深,渐行渐远.本文分析了巴美关系变化的原因及发展趋势.     

美中俄——新的战略三角关系

冷战中形成的中美苏战略三角关系,很大程度上是美中联合抗苏为特征的。冷战结束,随着苏联的垮台,中美苏三角关系亦一度不复存在。然而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特别是中美俄彼此关系和各自国内形势的变化,作为世界上举足轻重的三个大国——中美俄之间逐步形成了新的三角关系,且有中俄交好共同疏远美国的色彩,颇为世人注目。     

九一一后美国对外战略困境与重返政治现实

冷战结束、两极格局解体使美国的硬实力和软实力迅速提升,美国在世界范围内不断地推行霸权政策,其决策的逻辑基础是:美国是冷战对抗的最后赢家,应以胜利者姿态担当起领导世界的责任.九一一恐怖主义袭击事件发生后,美国霸权地位受到严峻挑战,体现新保守主义思想的"单边主义"、"先发制人"战略,逐渐成为影响布什政府对外决策的理论依据.阿富汗战争的胜利鼓舞了美国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也为布什连任美国总统奠定基础,但陷入伊拉克战争困境不仅暴露了美国决策机制的矛盾,影响美国与其他大国的关系,也使其国际形象严重受损.民主党主导国会后,有关伊拉克战争问题的辩论日趋激烈,迫使布什政府不得不对单边战略做适当调整,在处理与大国的关系、中东问题、东北亚等问题上逐渐回归政治现实,而加大对非洲国家的援助则是美国重塑国际形象的举措之一.     

从自由国际主义到现实制度主义:国内政治与二战后美国大国竞争战略变迁的逻辑

二战结束以来,为维护自身霸权地位、有效应对大国战略竞争带来的挑战,美国外交在实践中先后形成了针对苏联与中国的大国竞争战略.围绕美国大国竞争战略的生成及其变迁,国际关系学界先后提出现实主义、自由主义以及对两者进行整合与优化的现实制度主义等基本范式加以解释.然而,这些既有研究普遍聚焦于国际体系层次,对中观层面的逻辑关注不足,因此存在经验解释方面的问题.基于此,文章尝试在体系变量的基础上引入国内政治变量,通过构建一个新的分析框架,表明美国大国竞争战略的生成及其变迁存在一种以内外互动为基础的底层逻辑,即不同时期国际体系压力与国内政治制度及经济结构之间的共振,使美国多元化的社会力量产生了差异化和动态化的外交利益诉求,从而引发了国内政治联盟的周期性分化重组,塑造出相应阶段主导美国大国竞争战略制定的国内政治结构.按照这一框架,二战后美国的大国竞争战略经历了以国内政治逻辑为导向的两次重大变迁,即东北部—南方政治联盟与两党冷战共识体制下的自由国际主义对苏竞争战略,以及政治联盟均势与两党对等极化体制下的现实制度主义对华竞争战略.基于此,美国国内政治的变化提供了阐释其对苏与对华竞争战略出现根本差异的新视角,其对美国对华竞争战略未来走向的影响应予以密切关注.     

大国无战争时代霸权国与崛起国权力竞争的主要机制

冷战后美国和中国各自的行为选择不仅与此前霸权国和崛起国战略互动的历史经验大相径庭,而且现有的理论框架难以对其做出逻辑一致的解释。这种经验和理论上的双重困惑为理论的创新提供了可能。本文首先讨论了1945年以来大国之间几乎不再有战争这一变化对大国影响力获取方式的影响,然后将霸权国和崛起国的行为纳入到博弈的分析框架中,通过类比微观经济世界中寡头企业的行为规律,提出了一个用以解释当前时代霸权国和崛起国互动模式的动态分析框架。根据本文的理论,在"大国无战争"时代,崛起国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如何在为小国提供安全保障的利益交换竞争中获胜。当前中国崛起所面临的主要困难并不在于如何避免战争以保证崛起过程的和平,而是在美国业已抢占国际安全保障供给"市场"的情况下,如何保持和提高中国自身的国际影响力。     

东盟实施大国平衡战略的新进展

冷战结束以来,东盟一直在推行大国平衡战略,尤其是维持中、日、美三国在东亚地区影响力的平衡.东亚峰会的召开使东盟的这种战略扩展到了印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然而同时,东盟的地区主导作用又受到新的威胁和挑战,无疑这又会影响它实施这一战略.另外,美国的无暇东顾又使得东盟倍加担忧,从而迫使东盟召唤美国关注东南亚,以恢复大国的平衡.     

21世纪美澳同盟再定义:从联合反恐到应对中国崛起

美澳同盟关系缔结于20世纪50年代,是冷战条件下美国同盟体系的重要一环,成为美国在亚太地区南部的重要战略支点。冷战结束后,美澳同盟关系在经历短暂的"漂浮"后,又趋于稳定并得到进一步强化。进入21世纪后,联合反恐和应对中国崛起成为美澳同盟关系新的催化剂和强心剂。文章拟在分析美澳同盟建立和转型背景基础上,首先探讨澳大利亚作为美国亚太地区战略支点地位是如何确立的;其次分析冷战结束后美澳同盟经历了怎样的挑战和转型;最后重点探讨在中国崛起的形势下,美澳同盟如何进行政策调整及再定义。同时,本文还试图分析作为同盟相对弱小的一方,澳大利亚在追随盟主美国对外战略的同时,如何处理同盟义务与自身国家利益的不一致性,特别是当前经济上依赖中国,安全上依赖美国的矛盾。文章作者认为,作为一项较为明智的政策选择,澳大利亚可能倾向于加深与中国在经济上的合作,同时在政治和安全上仍然依靠美国。与此同时,作为一种长期政策,澳大利亚将会和美国一道,通过国际组织,极力诱使中国遵守美国主导下的国际秩序。     

“遏制战略之父”乔治·凯南的中国观

乔治·凯南是美国冷战初期"遏制战略"的缔造者和苏联问题专家,曾对美国外交决策产生重要影响,特别是在他担任国务院政策规划室主任期间。但是,由于对中国社会和历史缺乏全面而深入的了解,凯南眼中的中国虽然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却是一个"自大排外""自私冷酷"又"不讲原则"的古老民族。这种负面的中国印象直接影响了乔治·凯南对中美苏三国关系的定位以及冷战时期美国外交政策。乔治·凯南的文化教育背景、好友小约翰·戴维斯的影响及其信奉的现实主义政治理论是影响他的中国观的主要因素。     

试论冷战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调整

冷战结束后,随着国际安全环境的变化,美国开始酝酿其国家安全战略的大调整。20世纪90年代是调整的第一个阶段,在此阶段完成了对冷战后美国安全环境的评估,确定了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调整的方向。进入21世纪,随着美国国内以及国际政治的变化,美国新国家安全战略逐渐形成。在以“先发制人”战略为核心的美国新国家安全战略中,打击“恐怖分子和无赖国家”和防止崛起大国挑战美国霸权两个目标被巧妙地统一在一起,“先发制人”既是目的、也是手段。     

基辛格外交战略中的俄罗斯

基辛格外交思想中有一个强烈的文化-国家模式理论,基辛格对俄罗斯(苏联)国家的文化的理解是建立在西方反俄思想传统的基础之上的,这一方面是由于其作为德国犹太移民的身份,另一方面也与他所接受的学术训练有关。同时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尖锐对峙的冷战格局是形成基辛格对俄战略观的重要外部因素。在基辛格的美国外交战略图景中,俄罗斯(苏联)国家始终是美国外交战略中永恒的对手。     

斯大林的"联合政府"政策及其结局(下)(1944-1947)

二战后期,苏联确定了在战后继续与西方合作的外交战略,为此在其周边国家和力量所及的地区推出了"联合政府"政策.通过各国共产党实施的这一政策,在西方势力范围内表现为共产党必须放弃武装,进入以资产阶级政党为主导的政权机构,而在苏联势力范围内则表现为允许各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政党进入以共产党为主导的联合政府.然而好景不长,在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双重因素的影响下,苏联与美国之间本质的不信任,以及各国党自身利益的驱使,造成"联合政府"政策在东西方同时破产,冷战随之兴起.     

斯大林的"联合政府"政策及其结局(上)(1944-1947)

二战后期,苏联确定了在战后继续与西方合作的外交战略,为此在其周边国家和力量所及的地区推出了"联合政府"政策.通过各国共产党实施的这一政策,在西方势力范围内表现为共产党必须放弃武装,进入以资产阶级政党为主导的政权机构,而在苏联势力范围内则表现为允许各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政党进入以共产党为主导的联合政府.然而好景不长,在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双重因素的影响下,苏联与美国之间本质的不信任,以及各国党自身利益的驱使,造成"联合政府"政策在东西方同时破产,冷战随之兴起.     

编者的话

刘胜湘和陈飞羽认为,当前学界对大国竞争关系生成与传导机制的研究尚显匮乏,为此,两人运用实证方法,通过对比美苏冷战和当下的中美战略竞争,深入剖析了大国竞争关系生成与传导机制的演进阶段及主要影响因素,以把握大国竞争关系的类型,最终引导大国走向良性竞争,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中美博弈不仅给两国关系带来深刻变化,对国际社会的一个重大影响是造就了若干第三方国家.它们在中美竞争中如何站队以及中美两国对这些国家的政策,成为研究大国博弈走向以及国际格局转变的重要视角.本期有两篇文章聚焦于第三方国家问题.曹玮重点分析了中美战略竞争和美国对战略第三方政策会如何影响战略第三方的对华政策问题,运用相关模型揭示了中国、美国和三个战略第三方——印度、俄罗斯和欧盟——自2008年以来的动态互动规律.张立和胡大一则重点分析了第三方国家在中美之间"选边站"的内在机理,指出当代国际关系中的选边站现象是国家对外决策理性的体现,主要与国际体系层次因素、国家间单元层次因素、国内结构因素和议题因素相关.两篇文章在研究视角和方法上各有特点,为我们深入把握大国竞争背景下的第三方问题,构建了一个更为立体、全面的认知图景.     

苏联意识形态转向中的美国文化渗透因素及反思——以持不同政见者为中心

勃列日涅夫时期,虽然苏美仍旧处于"冷战"之中,但外交关系已相对"缓和",这种局面为美国对苏联进行意识形态渗透创造了有利条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支持和利用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通过文化领域积极向苏联宣传资本主义价值观。与此同时,苏共却不断地加强对持不同政见者的管控与打压。但是苏联大学生还是表现出对持不同政见者的同情与追随,他们的思想和行为明显倾向于西方,苏联陷入了被动的局面,最终走向解体。苏美之间围绕意识形态宣传而展开的文化冷战,其结果值得反思。